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关心有关中国创新的一个问题：中国会领导还是会追随世界创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部分时间都是领先世界的。正如历史学家李约瑟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样，中国科学技术文明在很多领域都是富有建树的。
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就远远落后，只是近些年才追赶上来。现在变革发生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前景复杂。中国历来都擅长借鉴他国技术，作为一个“快速的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在某些领域，中国依然走在了技术知识的前沿，中国人公开发表的研究数量的增长是惊人的。现在，中国依然高度依赖世界其他国家的创新驱动，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但其自身研发能力也在迅速发展。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25%的研发人员，许多中国跨国企业在研发费用的支出和研发结果方面名列前茅。
一份来自英国内塔斯创新基金会的新报告，试图解释中国未来的研究能力和创新领导力问题。它采用了最新的学术分析方法，并与来自中国和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创新型企业领导者、专家学者等进行访谈。
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归纳总结中国的创新路径，但研究结果大多不令人满意，因为这些研究依然依赖于各种关系的分析，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国内事务与全球事务的关系，基础设施硬件与文化伦理的关系，本土人员创造力与海归的企业家精神的关系。
吸收创新技术
然而，内塔斯的报告显示，中国独特的创新路径正在显现。中国能够成功地将自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国知识技术结合起来。
由此，中国制造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把航天员送进了太空，并研发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一度被批评为模仿西方同业巨头的科技公司—如腾讯和百度等，也日益得到认可。这些例子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讲的“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并不是一个从进口创新到自我创新的直接路径，而是一个相对模糊的中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各国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是互相融合的。
把中国刻画成为一个吸收型国家，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研究和创新条件，已经达到了能够有效吸收和利用国外理念、观点的阶段。中国的学习和模仿能力越来越强。中国企业能够迅速吸收创新理念与技术，并加入自己的创新和价值观，成功实现二次创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非常关键的。
在此过程中，如何吸收和重新理解来自外部的创新理念至为关键。在吸收一些经典研发成果时，创新更多地体现为内塔斯所谓的“隐藏创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一些创新并不能用传统研发指标衡量，如流程、组织模式、技能开发等方面的创新。但这些创新包含了对收获这些创新支出收益至关重要的补充性投资。例如，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公司的研发支出只占全部创新投资的13%。
传统创新指标的局限
目前，中国每天在创新上的花费大约是50万美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每天接收的专利申请，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数据显示，中国的科技研发仍在快速增长，且各行业的产出都在普遍增长。例如生物材料行业，过去15年的行业产出增长了15倍。中国在大多数行业领域的影响力低于世界水平，但在某些行业，如工程学和数学等，影响力已接近世界水平，在农业领域的影响力更在世界水平之上。
因此，在评价中国的创新优势和劣势时，要采取一个审慎的态度。可以理解的是，中国领导人可能非常郁闷，因为中国的专利数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中国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大幅提升。
创新政策
创新政策不能简单照搬他国经验，在其他发达国家获得成功的创新政策，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因此，政策制定者除了不断创新创新方法外，别无选择。那些机敏的、能够快速学习的政策制定者，就会是成功的政策制定者。
最近，内塔斯与曼彻斯特创新研究所对创新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虽然对创新政策评估制度实行多年，但因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们对创新政策中究竟哪一点有效，知之甚少。
至少，能使政策制定者快速、有效支持创新的政策，应该得以推行。未来创新政策和项目应该基于以下几点：1）更好的数据；2）更有效的实验；3）应该承认判断的重要性。
更好的数据
除了成果产出量和研发支出等传统衡量指标，要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获取及时信息仍然是不可能的。新的分析技术，能让政策制定者获取更为及时的数据，追踪一些“隐形”部门，更合理地衡量初创企业的进步。这些企业的变化通常很快，难以通过传统系统记录。
更有效的实验
许多创新政策能够通过实验得到更好的评估，例如随机控制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他们尝试新的创新政策，并提前预期其成败。从190多个智能城市项目，到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是知识创新的大实验场。
判断的重要性
数据和实验是有用的工具，但是它们的作用有限。内塔斯研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验。第一，创新系统是复杂的，最好使用定性分析。第二，创新政策最重要的是执行，如何执行往往比执行内容更为重要（作为对比，例如税收政策，超过一定能力之外，政策本身比执行更为重要）。
这意味着，判断创新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复杂的政策干预，最好通过精细化的案例研究评估，而不是通过定量分析。所以，保证利用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员和管理得当的机构执行创新政策，有时会比制度设计本身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