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中国展开全面攻势，中国如今被视为美国最紧迫的安全威胁。首先，美国政府言出必行，增加了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扩大了军事预警范围，并大幅增加了防务预算。其次，华盛顿针对北京展开持续的经济攻势，除对中国实施关税，美国政府还宣布愿为印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替代融资渠道。第三，行政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对中国的措辞，国会随之跟进。国会推动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近期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都是延续特朗普对中国秀肌肉行动的范例。以上所有这些倡议都是华盛顿“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正是日本一直在诱使特朗普政府接受“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而传统上东京的外交政策是对中国抱有同情心，同时响应华盛顿强硬的大战略。
随着大日本帝国覆灭及二战终结，日本放弃了扮演大国角色。在所谓“吉田路线”指导下，日本遵循追求经济发展的中型大国外交。在冷战剩余时间里，着眼于遏制苏联，日本又追随美国倡议加深了对华关系。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们有意识地优先发展经济，放弃在政治上更加高调。这段时期内，日本对中国并没有明确的战略，而是以默认方式与这个邻国交往。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期待日本在双边关系中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同时在面对朝鲜导弹试射、核试验及紧张的台海关系时深化美日同盟。相反，日本担心被卷入一场潜在的美中对抗，因此更倾向于不去疏远这位邻居。日本的温和外交政策路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彼时日中两国的经济差距依然较大，大到让日本对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有一定程度的自满。200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是日本的1/4，当年中国、韩国、台湾、东盟五国、越南和印度的经济规模总和仅为日本GDP的70%。这些数字，加上美国在该地区无与伦比的安全投射，都让日本得以在美国对中国扮演“坏警察”时扮演一个“好警察”。
我的研究证明，美国和日本在2000年代中期就已经角色互换。从第一次执政开始，安倍的外交政策团队就始终推行一套政策，以平衡一个重新崛起并可能变得激进的中国，这套政策还旨在令日本在日中谈判桌上的砝码最大化。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他亲手挑选的同一批日本战略家又开始推动类似的对华战略。他们倡导回归2007年提出的日印美澳四方安全对话。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这些战略人士将2006-2007年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重新命名为“自由开放的印太”。中日2012年爆发钓鱼岛/尖阁诸岛对峙后（这是1972年以来双边关系中最严重的危机），第二届安倍政府重拾大棒外交的呼吁并未被奥巴马政府理睬，因为当时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关注点是国内政治和大萧条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带给美国的余震。此外，据近期华盛顿特区某次会议与会者的发言，奥巴马其实是一位“后现代总统”，主要关注的是跨国安全议题，如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以及核不扩散等。虽然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重返亚洲”，但该倡议仅停留在言辞上，其间军事预算在削减，而美国还在不断介入对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打击。
特朗普上台迎来大国政治的回归，而中国正是主要目标。从其早期的亚洲外交政策宣言就可以看出，特朗普公开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宣称将“凭实力带来和平”。最早提到共同“印太战略”的，是2017年8月美日2+2安全磋商委员会的共同声明，它建议日本在背后发挥领导（至少是战略）作用。美国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的《国防战略》延续了这一基调。现在，安倍新的大战略愿景已成为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共同愿景，安倍对华政策的基础愈发稳固。事实上，日本政策制定者们已经依照“中国尊崇实力”这一有充分证据的信念采取行动，他们欢迎美国重新扮演“坏警察”角色。有趣的是，奥巴马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亚洲顾问埃文·梅代罗斯承认，特朗普更具对抗性的倡议是驯服中国的有效手段。
因此，如果说奥巴马外交和安全政策手段是后现代的，那么特朗普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本质上说就是现代的。但问题在于，无论内容还是方式，特朗普的手段都有可能是19世纪的“现代”。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经济攻势就是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风险的最佳例证。首先，美国已经超出合理的经济反制，如国内金融筛查机制，而变成通过贸易关税强迫中国在贸易上让步。这种战术性经济攻势很可能影响日本。若中国与特朗普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主要是特惠贸易让步，那就会伤害与之竞争的经济体，如日本。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日本经济也会由于与中国融合而受伤害。第二，美国正对其盟友施压，在昂贵的5G网络推出之际设置红线，但这样做的后果远超中国带来的潜在安全隐患。在战略层面，美国同时还针对中国的经济赶超，为拖慢中国的进步，美国很快会进一步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出于上述战略或战术原因，中国部件占比高的产品很可能遭美国禁运。无论哪种情况，日本的繁荣都将受到负面影响。日本将不得不谨慎行事，控制特朗普政府极具对抗性的冲动，因为日本原想要一个“坏警察”，但却可能招来一个“疯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