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要打造一条北起中国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全长3 000多公里的经济大动脉,推进互联互通。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建议“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惠及广大民众,成为对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具有示范意义的重大项目”［1］。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了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超过30项涉及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巴基斯坦各方的高度重视。2015年5月,巴方通过走廊建设的东、中、西三线方案,并确保“西线”率先推进。此后,中巴两国政府十分重视政策的沟通与对接,不仅签署了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而且签署了《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为共建中巴经济走廊提供了政策保障。在中巴双方的有力推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快车道,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誉为旗舰项目和样板工程。
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先期成果
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领导人着眼双边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选择,目标是实现中巴在更高层次上的互联互通与发展对接,以实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2017年11月中巴双方签署的《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分短期、中期、长期项目,预计到2030年完成,计划投资460亿美元。该规划既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指导,也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巴基斯坦“2015发展愿景”的对接。2018年4月,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就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开始收获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红利,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们国家电网发电能力增加了1万兆瓦,这改善了我们长期以来的能源短缺局面。”［2］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初见成效,先期成果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能源合作项目实现众多突破
为了缓解巴基斯坦的能源短缺与电力危机,能源合作项目率先启动,并实现了众多突破。其实,中国电建早在1987年就进入巴基斯坦市场。截止目前,累计实施项目28个(其中包括8个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合同金额达16.44亿美元,其中电力工程项目18个,装机容量占巴基斯坦市场的42.4％;火电站项目5个,占巴基斯坦火电市场55.5％;风电领域占巴基斯坦市场份额60％,已居市场领头羊地位［3］。此外,中国三峡集团、能建、华能等中资企业也积极投资建设巴基斯坦的水电、火电、太阳能、风电和光伏等能源项目。2015年之后,卡洛特水电站、苏克阿瑞水电站、达沃风电站、塔尔煤电一体化电站等相继开工建设。2018年底,随着萨希瓦尔燃煤电站(位于旁遮普省)等重大项目的陆续竣工、卡西姆燃煤电站(位于信德省)首台机组启动发电等,中巴经济走廊已进入早期收获阶段。这些早期收获项目已为巴基斯坦创造了3.8万个工作岗位,其中75％以上为当地就业［4］。
(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面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已经从公路、铁路、地铁与航空多个领域全面推进。在公路方面,2016年4月,由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承建的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项目(哈维至塔科特段)开工建设。中国建筑公司与巴基斯坦签署承建的卡拉奇至拉合尔高速公路(苏库尔至木尔坦段),已于2018年5月底举行了通车仪式,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初步成果。在铁路方面,2015年4月中国铁路总公司与巴基斯坦签署《关于开展1号铁路干线(MLI)升级和哈维连鹿港建设联合可行性研究框架协议》,全长1 726公里的巴基斯坦的1号铁路干线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南北铁路干线,也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交通加长设施领域优先推进项目。在地铁方面,中国铁路总公司与北方工业联合承建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这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首个大型轨道交通项目。在航空方面,2015年10月中国国航开通北京——伊斯兰堡的直飞航线,不仅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空中通道,同时也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加强双边贸易和文化往来,助力当地旅游业蓬勃发展。
(三) 瓜达尔港成为带动巴基斯坦发展的引擎
2013年中海港控取得瓜达尔港的运营权,2016年瓜达尔港自贸区正式启动。瓜达尔港建设包括修建瓜达尔港东部连接港口和海岸线的高速公路、瓜达尔港防波堤建设、锚地疏浚工程、自贸区基地建设、新瓜达尔国际机场等9个项目,计划在3-5年内完成。2016年9月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捐建的中巴瓜达尔法曲尔小学落成,2017年5月中巴博爱医疗急救中心落成,2018年1月瓜达尔自由区海水淡化处理厂落成,这些民生项目满足了巴基斯坦人民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目前瓜达尔港已经全面恢复运营能力,装卸效率大幅度提升。2018年3月,中远海运集装箱公司开辟了巴基斯坦瓜达尔中东快航,这条固定集装箱航线从根本上解决了瓜港此前“有船无货,有货无船”的局面。瓜达尔港自贸区投资30亿元人民币,提供4G移动网络信号,已有30多家酒店、银行、保险、物流、家电组装等中、巴企业入驻园区。这些企业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将超过50亿元人民币。2019年3月新瓜达尔国际机场举行奠基仪式,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出席仪式,他感谢中国政府和企业为瓜达尔港快速发展作出的贡献,称赞瓜达尔港正在成为带动巴基斯坦发展的引擎。
(四) 贸易投资增长显著
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3年中国与巴基斯坦货物贸易额为142.23亿美元,2017年货物贸易额达201.56亿美元,5年间增长了41.7％［5］。中巴51项协议清单以及榜单上的15家中国公司多数是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已建成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多条家电生产线,并完成海尔在巴基斯坦本土化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三位一体”战略部署,成为拓展在巴业务及开拓南亚、中东等市场的重要平台。2018年底,在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发表的《加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新时代更紧密中巴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中,双方将重点转向产业合作,旨在改善民生,促进农业、渔业和先进技术产业合作。2019年被定为“中巴产业合作年”,合作更加重视两国产商对接、产能合作、产业投资。
(五) 资金融通取得超预期成果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拓展,中巴金融合作在全天候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倒逼之下也在加快进程。2015年4月,中方设立的丝路基金第一单投向了中巴经济走廊的清洁能源项目,即三峡集团投资建设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在股权投资方面,丝路基金认购了三峡集团控股的三峡南亚公司15％的股份;在债权方面,丝路基金与中国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组成银团,向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2016年6月,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绍尔果德至哈内瓦尔段)项目获得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融资支持,融资额超过2亿美元。巴基斯坦塔尔煤田II区块煤矿和电站项目,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担保,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牵手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组成中方银团,通过美元贷款、巴基斯坦卢比贷款以及其他融资方式,总计为该项目融资超过8亿美元,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6］。截止2017年末,包括我国在内的27国财长签署《“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11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分支机构,共参与了2 600多个建设项目,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 000亿美元。21个“一带一路”国家的55家银行在华设立机构［7］。201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巴国家银行续签了为期三年的中巴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加强双边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和两国经济发展。经过六年的探索实践,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资金融通取得超预期成果,构建了以重大项目为强劲驱动力的投融资合作新机制与新模式。
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存在的风险障碍
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六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先期成果,并为未来的深入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风险障碍、投资风险障碍、社会文化风险障碍与地缘政治风险障碍。
(一) 安全风险障碍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2017年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显示,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指数(GTI)为5.6,受威胁程度位居全球之首。在全球最易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十国排名中,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分别位于第二、第五。2018年,阿富汗(9.391)和巴基斯坦(8.181)的恐怖主义指数继续下降,成为最不和平的国家［8］。在巴基斯坦境内,存在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自山军、地方塔利班、虔诚军、坚戈维军、俾路支斯坦解放军、俾路支共和军、俾路支解放阵线、信德解放军、信德革命军以及许多没有明确身份的恐怖组织,大致可以划分为宗教极端型、民族分裂型与左翼极端组织。
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在建和拟开工项目45个,其中能源项目20个、瓜达尔项目9个、基建项目8个、经济特区计划5个、新省级计划3个,主要分布在旁遮普省、信德省、开普省、俾路支省、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以及伊斯兰堡。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旁遮普省、信德省、开普省和俾路支省的工程项目就占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88.9％,而这“四省的恐怖袭击发生频率也恰恰位居该国的前四位。”［9］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地区的多个恐怖组织具有实施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而且对中资企业和人员实施过袭击。截止2015年年底,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共遭遇恐怖袭击20起,死亡45人,受伤21人［10］。2015年,俾路支分裂主义者以瓜达尔港机场为目标,制造了炸弹袭击。2017年,俾路支解放阵线袭击并摧毁了瓜达尔附近的一座中资移动通信公司的信号塔。虽然巴基斯坦军方成立了一支走廊安保部队,专门用于“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安保,但恐怖袭击、汽车炸弹、抢劫等安全事件仍然频发。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安全风险问题已经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至关重要的挑战。
(二)投资风险障碍
据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经商参处发布的信息显示,2016-17财年,巴基斯坦国内政局在动荡中总体稳定,安全形势在反复中总体可控,经济延续了前几个财年的向好趋势。但财政赤字大幅增长,政府债务继续攀升;贸易逆差再创新高,经常账户赤字激增;侨汇收入13年来首现下滑,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展望2017-18财年巴基斯坦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对外贸易难有起色,政府债务压力增加,通胀回升势能积聚,稳定汇率难度加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在2010年至2017年间,巴基斯坦平均财政赤字率为6.2％,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财政收支持续恶化,巴政府不得不继续通过举债弥补财政赤字。截止2018年6月财年末,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为74.3％,其中内债占47.7％,外债占26.6％,如果加上国有企业的债务,巴总体债务水平占GDP的82.6％。如此不乐观的经济数据,要可持续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只能依托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外债。2017-18财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27.6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15.8亿美元,占据总量的57％,连续5个财年保持外资流入第一大国地位。英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瑞士分列二至五位。但面对巴基斯坦如此严峻的安全形势与持续恶化的财政状况,许多人担心,这将导致巨大投资需求背后隐含着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社会文化风险障碍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目前面临的挑战还有政策落实乏力,项目执行能力较低。首先,巴基斯坦国内政治掣肘。巴基斯坦家族政治严重,不论是谢里夫家族,还是扎尔达里布托家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巨大。他们之间的斗争既在政治权力方面,也在经济利益方面。为了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问题上凝聚国内共识,谢里夫总理执政时曾连续几次召集会议。虽然全巴各党派会议已经就中巴经济走廊达成一致,但反对派在实际执行中仍千方百计阻挠,几乎每个项目都面临杯葛。伊姆兰·汗虽然就任新总理,但很难想象这些彼此纠缠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政治豪门在面对投资规模巨大的“走廊”计划时能够捐弃前嫌,戮力同心。其次,中央与各省及地方部落存在激烈的利益争夺。巴基斯坦是一个联邦国家,每个省份都享有自治权并对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中的获利十分关切。因此,巴基斯坦国内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一直存在路线之争。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与俾路支省提倡“西线”方案,即北起喀什,经红其拉甫山口入巴境内,沿喀喇昆仑公路入巴控克什米尔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经普什图赫瓦省最后到达位于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港。而巴基斯坦政府则主张经过旁遮普省的“东线”计划,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最大的旁遮普省在道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被认为受到了特殊的优待,因此引发了其他三省的不满。其三,巴基斯坦的营商环境欠佳。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8年巴基斯坦营商环境便利度前沿距离(Distance to Frontier DTF)分数为51.65,排名第147位。排名靠后并且难以大幅改善的营商环境,意味着在巴基斯坦的投资、贸易和经营面临的风险更大。其四,巴基斯坦的官僚体系积弊很深,办事效率低下。中巴经济走廊每个项目要经过二三十个部委的逐层审批,需要协调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利益,增加了运营成本,严重制约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进展。
中巴两国在语言、种族、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差异,遵从着明显不同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我国企业进入巴基斯坦后,面临着内外双重挑战。从内部来看,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经验不足;从外部来看,沿线国家企业相对于我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导致企业层面的信用难以真正保证,从而形成道德危机［11］。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由于跨国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对伊斯兰教传统文化、复杂的政商关系、法律体系缺乏了解,从而会用中国人所谓的“关系”来行贿政府官员,甚至破坏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方式,结果造成道德风险。尤其在多宗教信仰聚集地克什米尔地区,投资项目与工程项目更面临着特殊的社会文化风险:一是项目建设征地,可能涉及当地宗教文物或宗教设施引起信徒抵制;二是安置补偿非自愿移民,可能因标准和方式的不同引起宗教群体间的冲突;三是中方企业员工可能因对当地宗教风俗缺乏了解而触犯禁忌,引起当地宗教信徒的反感与排斥等［12］。四是雇佣当地劳工就业,由于权益保障做得不到位引发社会风险。
(四) 地缘政治风险障碍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在巨大的地理空间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可能会激起相关国家主动参与地缘政治博弈,可能会将由于地缘关系而限于一隅的矛盾激活,可能会引起地缘政治的相关方的反弹或反制［13］。首先,印度强烈反对。印度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介入印巴争端的政治工具,瓜达尔港项目旨在扩张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2017年3月印度年度国防报告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穿过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印度的领土主权［14］。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峰会,印度拒绝参加。为此,印度多次向中巴双方提出抗议,在国际社会公开表达反对立场,并希望以俾路支省的反对力量为筹码来干扰中巴经济走廊的开展。其次,周边国家的焦虑心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对原有的国际运输通道造成影响,尤其是瓜达尔港的投入运营,必然对周边国家现有和在建的港口如阿巴斯港、迪拜港、恰巴哈尔港等造成一定的竞争和威胁。所以周边国家如伊朗、阿联酋表现出复杂的心态,或加强各自港口建设,或寻求国际合作,以削弱瓜达尔港的作用。2018年底伊朗与印度签订协议,印度正式成为恰巴哈尔港的运营方,该港口为印度绕过巴基斯坦联通阿富汗和中亚打开一条新战略通道。美国彭博社旗下的印度新闻网站“The Quint”则直言,恰巴哈尔港的战略重要性体现在对抗中国上。再次,大国暗中掣肘。南亚地区位于世界的“核心地带”,涉足这一地区博弈的既有地区大国,也有区域外的大国,并且都有自己的地区开发构想。例如美国有“新丝绸之路”战略,意图以阿富汗为中心,把中亚和南亚连接起来。日本有“新丝绸之路外交”,希望在这一地区抗衡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欧盟提出了《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要求积极介入中亚事务［15］。种种表述异曲同工,谁都不愿意从主角变身为配角,在大国博弈中屈居于从属的地位。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文,妄称中国是假借中巴经济走廊,行“地缘政治野心”之实。美国保守主义刊物《国民评论》网站甚至抹黑中国埋下“债务陷阱”,让弱小国家以借贷的方式一步步被套牢。英国《金融时报》引用巴基斯坦个别官员的话误导视听,声称中国企业获得了税收等优惠政策,在巴基斯坦享有过度特权。很显然,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抹黑,最终很容易穿帮。巴基斯坦政府发表声明予以反驳,称“这些报道往往是片面的、歪曲事实,来源于一些人不负责任的言论,他们要么不了解CPEC,要么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16］。
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有利于找到双方的利益汇合点,构筑中巴两国“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打造交通走廊和商贸物流走廊,优化中国经济结构和带动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民心相通,带动中巴两国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将中亚、阿富汗、伊朗、印度与中国连接起来,改变中亚与南亚不能互联互通的状况以及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分裂的局面;有利于推动全球的经济增长与共同繁荣,以一种合作共赢的方式为世界带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过去六年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虽然取得了良好进展,并在应对防范风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面对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中巴两国政府必须深化合作,未雨绸缪预做准备,制订相应的对策,从而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安全风险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可能构成的影响,保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 照顾双方利益诉求,夯实中巴合作基础
巴基斯坦国内长期党派博弈,政府轮替,导致政局不稳。国内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声音此起彼伏,极少数地方党派和分离势力批评中巴经济走廊是“东印度公司”的复苏,并质疑巴基斯坦从瓜达尔港项目中的获益比例太小,这都给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推进带来了干扰。为化解误会与矛盾,中国应采取合理有效的对策。
第一,加强高层交流,建立高效合作机制。2017年12月《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正式发布,2018年11月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正式访华并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体现了中巴两国高层开展交流与建立高效合作机制的意愿。努力做好与此相关联的产业合作机制、能源合作机制、投融资合作机制以及法律、反恐合作机制等,充分发挥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融资作用,推动中巴双方的合作向高层次、宽领域方向发展。
第二,面向全巴,惠及全巴,夯实合作的社会基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向的是整个巴基斯坦,并不限于特定区域。今后应大力开拓与俾路支省和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的交流渠道,推动人文领域的接触与合作。深化中巴双方经贸合作,切实缓解巴方贸易逆差问题。办好教育培训机构和职业技术学院,为中巴经济走廊沿线企业培养技术人才。把解决当地就业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具体项目获得支持的必要条件。今后大多数走廊项目,只有少数对专业和高新技术要求较高的职位由中国人承担,其余绝大多数的项目建设者都将来自巴基斯坦。中巴双方已商定,走廊建设下一步要更多向民生倾斜,两国还为此专门成立了社会民生工作组。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民生项目造福于巴基斯坦普通百姓。
第三,加强宣传,解疑释惑,以正视听。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自提出以来,就被西方媒体贴上“债务陷阱”和“掠夺性贷款”等标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何救助计划都不应该为巴基斯坦新政府提供资金去偿还中国的贷款。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更宣称中国觊觎巴基斯坦的经济利益,搞“新殖民主义”,抹黑中巴经济走廊［17］。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中巴双方联合起来,反击西方媒体宣传,以正视听。其实通过借助国际融资实施重大项目,是全球的通行做法。根据巴基斯坦政府公布的外债结构数据,“中巴经济走廊所占比例非常低,根本不是造成巴基斯坦债务问题的原因”［18］。至于巴基斯坦国内一些人质疑瓜达尔港收入的9％交予巴方港口管理局比例太小,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瓜达尔港协议是基于“建设运营转让”(BOT)模式签署的。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采用BOT模式经营的项目在投资运营阶段的收入是不交予业主的。目前,港口收入的9％、自由区收入的15％交予巴方,事实上已充分考虑了巴方的利益。“实际上它并非净利润的9％,而是总收入的9％,其数额十分可观。”［19］这一事实真相需要向巴基斯坦公众澄清。
(二) 坚持开放共赢理念,化解地缘政治风险
风险障碍是近几年国内“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经常性话题,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三点共识:一是“一带一路”倡议目标能否顺利得以实现、伟大成果能否惠及沿线国家,其关键在于能否妥善解决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障碍;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的障碍并不是来源于资金、资源与技术,而是来源于沿线国家政府的认可、人民内心的认同、发展环境的安全以及干扰力量的化解;三是只有客观、全面地认清这些障碍,才能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建设扫清一切负面影响［20］。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经验、治理创新和精神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从双边项目到多边参与,开创合作共赢局面。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部分项目的相继落成,经济与社会积极效应的不断释放,越来越多国家看好巴基斯坦的发展前景,希望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如2019年2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签署了一系列重大投资协议,总额达200亿美元,包括以100亿美元在瓜达尔港建设炼油厂和石化综合体。对于这些合作意愿,中方都持欢迎态度。随着第三方合作的逐步展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仅是双边经济合作项目,更是旨在实现整个地区互联互通和多赢的地区与国际合作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发挥地区经济增长“发动机”与区域一体化“助推器”的作用。
第二,推动走廊建设与其他地区发展计划对接,化解消极因素。中巴双方应积极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区域能源合作项目、伊朗巴基斯坦印度(IPI)天然气输送项目和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对接,尽量化解消极因素。目前,伊朗已公开表示,希望将瓜达尔港与伊朗港口连接起来,俄罗斯也已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能源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可以与伊朗、印度、阿富汗、俄罗斯以及中亚等国的国内计划对接,“创造性介入这些项目可以丰富中印的合作平台,减弱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反制,最大程度地防止印度搅局。”［14］美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二者具有一定的同质性。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推进,美国对其的担忧情绪日益明显,尤其不希望看到中国提出的互联互通倡议对欧亚大陆上的陆路商品形成主导,弱化美国在当地的地缘经济地位,所以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采取了干扰和围堵的政策。一是在规则上进行干扰,二是在道义上发难,三是搞升级版“新丝绸之路”实现地理上的对冲［21］。因此,中巴两国政府要通过领导人外交、政府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等多种形式,积极主动地去化解中巴经济走廊推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减少外部干扰。
第三,完善安保体系,提高走廊安保水平。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司提供的数据,2018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9.2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7万人。“中国海外利益的广泛出现、多向延伸和快速增长带来了海外安全风险的急剧放大,使得当前中国海外安保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22］根据对中巴经济走廊东西线安全形势分析,巴基斯坦恐怖主义仍然是中资项目建设的安全隐患。尽管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制定了四层安保措施,约有3.2万名安保人员(含500多名中方安保人员)与警察力量为境内210处大小工程以及超过1.4万名中方人员提供安全保障(俾路支省与旁遮普省则是安保力量投放的重点),但情况并不乐观,突发事件时有发生［23］。如何规避和减轻恐怖袭击造成的影响?一是深化情报交流,开展反恐务实合作。近年来,中巴双方强力部门已经展开充分的协调合作,包括情报分享、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2015年9月,在中巴双方的共同打击下,东伊运在巴境内的大部分成员已被成功铲除。2017年6月,中国积极促成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双方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三方同意建立中阿巴外长对话机制,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2018年12月,第二次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不允许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利用本国领土从事针对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三方同意加强在打击恐怖分子融资招募和培训等后勤能力、反恐能力建设、网络反恐、去极端化、切断毒品贸易和恐怖融资间联系等领域的合作。为此,三方签署了《中阿巴三方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谅解备忘录》。二是建立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完善走廊安保体系。中国驻巴使馆、经参处、企业协会应定期发布走廊地区的安全事件、安全预警和安全形势分析,建立走廊建设项目的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积极利用领事保护条约和外交渠道保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同时也要建设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发挥民间安保公司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优势。2017年8月,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第一家私营安保公司获批成立,有效整合了政府层面的公共资源与市场主体层面的私人资源,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更为多元、专业的选择［24］。购买私营安保公司的服务,有利于维护中国的走廊安全整体利益,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开拓中国正在大力实践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私营安保公司“外包”国家部分军事职能,可以节省军费开支,缓和国际舆论压力［25］。
(三) 坚持市场运作规则,防范与应对投资风险
产业合作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促进投资贸易、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将为走廊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作为产业合作的主体,中资企业要审时度势,甄别风险,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一,中资企业要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防恐安保机制建设。中资企业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建立适合本企业的财务风险、安全风险、突发风险的预警管控机制,提升风险应对能力。针对项目不同阶段的特点和地区恐怖风险来源应采取不同的安保规划与措施,比如既定项目建设施工阶段——不安全不建设,结项工程日常运营阶段——不安全不生产,以保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资项目人员和资产的安全［20］。
第二，中资企业要遵守巴方法律法规,诚信经商合规运营。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中资企业要坚持市场运作原则,保持项目的合法合规,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重义轻利多予少取,努力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着力开发当地人力资源。
第三,应及时披露民用项目相关信息,增强走廊建设透明度。早在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巴工作组就要求提高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透明度。巴基斯坦国内有人认为诸多项目都是非公开进行的,更有议员危言耸听说:“中巴经济走廊可能会转变成另一个东印度公司”［19］。面对质疑,2018年9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举行会谈后,面对记者做了澄清。①走廊框架下目前共有22个合作项目,其中9个业已完工,13个在建,总投资190亿美元,带动巴每年经济增长1至2个百分点,给巴创造了7万个就业机会。②目前巴方所持外债中,47％来自多边金融机构。而中巴经济走廓的22个项目中,18个由中方直接投资或提供援助,只有4个使用的是中方的优惠贷款。因此,可以明确地说,走廊项目并没有加重巴方的债务负担。相反,这些项目陆续建成运营,将释放应有经济效益,给巴方带来可观经济回报。③走廊项目一直是透明的,所有项目都经过科学论证,履行应有程序,“透明”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26］。因此,中国应加强走廊具体项目在巴基斯坦的宣传工作,通过公开透明的沟通,消除噪音与杂音。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经过六年的辛勤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了丰硕的先期成果,并在三个方面凸显了它的示范效应:一是促进了中巴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为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为巴基斯坦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推动巴基斯坦发展的引擎;三是作为新时代的标志性工程,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发挥了示范效应。当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风险障碍、投资风险障碍、社会文化风险障碍与地缘政治风险障碍。如何保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可持续发展,首先要照顾双方利益诉求,夯实中巴合作基础;其次要坚持开放共赢理念,化解地缘政治风险;再次要坚持市场运作规则,防范与应对投资风险。
展望未来,工业、社会经济、农业及瓜达尔港等四大重点领域将成为巴基斯坦发展的优先领域,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进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展望未来,中国在经济走廊的投资特别需要注意五点:一是寻求区域一体化,二是谋求合作共赢,三是建设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四是帮助当地增强造血功能,五是回馈当地社会和民生。展望未来,中巴经济走廊的规划和建设将不断完善,成为中巴合作更加亮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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