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出现了一股资本下乡的势头，围绕乡村产业发展，一批大体量的投资项目纷纷出现。耗费巨资的田园综合体、小城镇在各地布局铺开，什么农业迪士尼、农业绿谷、农业公园、农业开发区等规划都在轰轰烈烈进行，乡村似乎成为解决城市投资过剩的沃土。
这个倾向值得反思，因为这是长期以来，以创造城市GDP的惯性思维来搞乡村产业。在此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乡村最具有竞争力和价值的产业不需要大规模再造项目，乡村产业发展最具有价值的就是乡村特有生活方式本身。
为什么乡村产业发展最大的价值是乡村生活本身，需要从城市和乡村所具有的不同功能来讨论。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市场交换源于资源稀缺性。长期以来，在单极化思维的作用下，认为乡村的作用，就是只能为城市提供粮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和城市交换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乡村产业发展市场在城市，而城市未来需求在乡村，连接城乡市场最重要的稀缺产品就是乡村生活。
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城市生活，可以发现，城市是一个高效率生产的地方，但也是生活成本更高的地方。从传统经济思维看，高成本的生活、高消费的生活就等于高品质生活和美好幸福的生活，或者说高消费的生活也是高收益的生活。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曾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标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生活经济学需要重新认识。现代城市生活的高成本、高消费并不一定就会成为高品质、高福利的生活。特别是用21世纪以来兴起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指标来衡量，城市的高成本、高消费的生活也可能是一种低收益低福利生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财富的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幸福生活品质与财富无关。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具有说服力的是2012年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该报告比较了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幸福程度，衡量标准是根据各地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计算，但也考虑各地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越低。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幸福指数表明，较幸福国家倾向较富裕，但收入与幸福并无必然关系。以美国以例，国民生产总值(GNP)自1960年以来增加3倍，但最近十多年来幸福指数没有上升，反而从7.8下降到6.8。而幸福指数排名较前的几乎都是中小型国家。
用幸福生活的标准来评价今天中国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则可以发现，虽然目前城市人均收入比农村高三倍，但不见得城市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比乡村高三倍。在北京挣钱的机会多，但北京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大城市的房租和房价是县城的数倍。除此之外，大城市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的噪音、空气污染也严重。从生活成本和福利收益看，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相比有三个方面的优势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作为承载现代化工业的城市，城市的生活与工作是分离的，城市高收入的工作，是以降低生活品质为代价。真正能够在挣钱的同时也享受快乐的工作，在现代城市中所占比例很小。在现代化城市这个大机器系统中，每个人就是一个零件，城市工作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大机器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生命和幸福的需要。在工作中被单面化的人、被雇佣的人，只能通过工作之外的生活来补偿，通过工作之外的消费来补偿。由于城市上下班耗费的时间长，属于享受生活的时间就更少。
与城市对应的乡村，乡村的生产与生活边界没有那么清晰。特别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地方。可以说生产就是生活，生活也是生产，这是乡村的最大特色。在大城市上下班消耗的时间有的高达数小时，而乡村生产劳动则没有这种上下班的耗时。虽然乡村的收入比城市低，但乡村所享受的生活时间要比城市长。比如在北方的冬季，乡村大量的时间就是在屋里呆着，东北乡村的二人转，包含北方许多地方的乡土戏曲，大部分来自冬闲季节的产物。生产是为生活得更幸福，如果从生活闲暇时间来评价生活质量，那么可以说小城镇、乡村的生活闲暇时间比城市平均要长。
二是农民的劳动与城市劳动相比，农耕劳作给人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带来愉悦的程度比城市多。近代以来，由于工业化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由此形成社会对工业岗位和工业劳动更高的赞美和评价，相比较而言，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民则被认为是比工人更痛苦、更低级的劳动职业。如果不考虑不同的劳动带来的收入高低因素，我们会发现，乡村农耕劳动比城市工厂工人的劳动所带来的健康和内心喜悦的收益要高得多。
从劳动对人的健康影响而言，可以说乡村的农耕劳动是一种比城市就业劳动带来更多健康收益的劳动。只要农耕劳动强度适度，与自然接触的农耕劳动是一种给人的身心健康带来更大收益的劳动。目前中国大量的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慢性病的根源，就是缺乏足够运动的生活方式病。最近几年，这种慢性病也向农村蔓延，其根源不是农民劳动造成的，恰恰是大量农民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农耕劳动造成的。
可以发现，农村越是长寿的老人，越是爱劳动的人。在中国寺院把躬耕看成禅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因为躬耕可以在劳作中感悟与天地之间的联系，感悟对天地宇宙认识的真谛。农耕劳动是在天地之间的劳作，是一种生命与另一种生命为伴的劳作，当你看到与你相伴、被栽培、陪护的这些植物成长时，给你带来的喜悦，是其他劳动不可比的。
城市白领的劳动，大多是动脑不动身的劳动，城市工程、工地劳动是简单的强体力劳动。而农业劳动则是身、心都能参加的劳动。乡村劳动只要不是超出身体强度的劳动，不仅是有益身体健康的劳动，还是可以让心灵与自然对话的劳动。
农耕劳动不仅能够带来身心健康，也能带来精神愉悦。要衡量哪一种劳动的快乐收益更大，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就是哪一种劳动，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我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是歌颂工人的，但这首歌工人在车间劳动中无法唱，也不能唱。城市白领工作人员是用脑劳动，也不可能一心二用，边唱歌，边工作。但农民和牧民的劳动，则是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农民在家中做手工劳动的时候，也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唱歌、一边劳动一边聊天。歌唱有时不仅不影响劳动效率，还有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许多乡村的劳动，如船工、打夯等必须在专门的劳动号子中进行。
农民、牧民的生产劳动，为什么可以一边唱歌，一边劳动，难道是他们辛苦劳动的呐喊和表达吗？不是，恰恰是这种劳作带来内心喜悦、油然而生的歌声。这种歌声充满对大自然感恩，给身心健康带来正能量。中国传承上千年的许多民歌、小曲、劳动号子都是从这种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不可否认，农事劳动是一种高强度体力劳动，但这种劳动并不是大家理解的是一种只有痛苦没有快乐的劳动。正是乡村劳动所具有的娱乐性、艺术性和滋养身心健康这种特性，才形成了目前方兴未艾的乡村农耕体验的旅游。
三是从劳动带来的高收入、创新度和获得的成就感看，城市的劳动远大于农村劳动。这也正是城市所具有的吸引力所在。但从不同年龄段人而言，城市劳动带来的高收入、高成就感的吸引力也不是绝对的。城市劳动和生活所具有开放性、多元化、创新冒险的特性，对于年轻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于儿童和老人而言，并非如此。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乡村生活，对儿童和老人有更大吸引力。进入21世纪以来，在大规模的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在过度夸大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作用下，曾发生了持续十年的去乡村化乡村教育的撤点并校。这种教育理念认为乡村是不适应儿童教育的地方。其实就满足儿童心灵健康成长的需求而言，儿童快乐的天堂在乡村和田野，而不在城市。满足儿童身心健康的第一老师是自然，乡土自然给与儿童身心健康，是城市封闭的教室所不具备的。
美国畅销书理查德•洛夫著《林间最后的小孩》，揭示了去自然的教育给现代儿童带来的自然缺少病症，已经成为工业化、电子化时代的现代病。作者用大量事件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是造成现代儿童诸多肥胖症、多动症、抑郁症的原因。有关调查显示，中国的孩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比例大概是5%，在世界各国尤其偏低。针对儿童自然缺失症，回归乡村和田野的儿童自然教育正在国内悄悄兴起。没有噪音、接地气、乡土文化、互助关系等因素构成的乡村生活，是更适应老人养老的地方。
自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以来，乡村不能承载高效率工业经济，导致了乡村地位的快速下降。随着乡村地位的下降，乡村劳动价值和乡村生活的价值也被严重低估。随着物质主义、金钱主义的盛行，我们今天对好与坏、幸福与不幸福、美与不美的评价标准，都是以挣钱多少、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为标准，由此形成了今天把城市美好一面过度夸大、把乡村美好一面给予否定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对城市生活的审美疲劳，随着城市生活给我们带来诸多疾病、亚健康、心情抑郁、雾霾天气、高成本生活压力等情况的背景下，乡村特有的生活价值越来越被社会重新认可。
在新的历史比较下，我们发现，城市与乡村各有优势，城市具有高效率创造财富的优势，但乡村具有低成本快乐生活的优势，这两种优势进行交换，就是当代正在兴起的乡村旅游的原因所在。
我们坚信，未来乡村生活价值将会出现大幅度升值趋势。需求决定未来，对于乡村振兴需要发展什么产业，不能单纯从满足和转移城市剩余资本的需要来判断，而是要从城市出现的新需求来判断。目前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出现新的消费趋势值得我们关注，这种消费表现为四种回归现象。
（一）回归自足田园生活的生态消费
随着城市食品安全、空气污染、噪音等城市病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出现了一种满足生态消费的新型农业，即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简称“CSA”。社区支持农业的兴起，使渴望得到生态产品的消费者发现，要从根本解决安全食品，无法在城市购买到。食品安全问题是食品的生产方式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走出城市，与农村和土地建立新关系、创建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新生产方式，就是重新回到自足田园生活的时代。所谓的社区支持农业，就是城市市民与农民建立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稳定的社会和文化关系，在这样一个城市与农民共同构建起来的小规模社会共同体中，是一个容社会与文化、生产与生活为一体的新社区。在这样一个农民与市民共建的新社区中，市民不仅得到了安全的有机食品，也获得了一种稳定的熟人社会特有的互助关系的新生活。进入21世纪以来，社区支持农业也在中国各地城市纷纷出现。
社区支持农业，恰恰是向传统的自足田园生活的回归。当然这是一种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回归。城市市民生态消费带动社区农业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乡村自足小农经济的时代价值。党的十九大肯定了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的价值，明确提出小农经济可以和现代市场对接。从国际国内兴起的社区支持农业看，未来小农经济生命力释放，不是局限在农产品与现代市场的对接，而是小农经济支持的乡村生活与现代城市生态消费的对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容生产和生活为一体的经济。单纯从现代的生产效率标准看，这是一种封闭、经济价值极低的生产方式。但从生活方式看，小农经济所具有的自足的田园生活，恰恰是越来越被现代城市中产阶层向往的新生活。目前正在兴起的乡村旅游热、体验农耕，一些知识分子、文化人定居乡村等，最吸引他们的恰恰是自足的田园生活。
（二）回归手工艺术生活的文化消费
生态化、文化化、个性化消费是现代新消费趋势。正是在这种新消费的推动下，古老的乡村手工业、手工艺产品出现了复兴的新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代表现代最时髦的消费，是科技含量高的电子化产品、工业化产品。正是这种消费趋势，使蔓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手工业被替代，传统手工业产品被认为属于穷人消费、落后的东西。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对产品功能的追求，开始转向对产品的文化性、个性化追求的过程中，正在消失的传统手工业产品死而复生。因为传统手工业产品本身是集艺术、生态、独特性、不可重复为一体的产品。手工业产品所具有的这种特性，恰恰能够满足现代文化消费的需求。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古老的乡村手工业、手工艺产品所包含的新价值被现代市场经济所接纳。按照现代工业化标准，传统的手工业与现代机械化大工业相比，是一种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其实传统手工业，不是单纯技术产品，而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产品。从传统手工业所具有的心灵手巧带来的体验乐趣看、从传统手工业所具有艺术创意和创造价值看，传统的手工业产品恰恰具有工业化产品不具备的特性。
其实，近代以来中国乡村逐步走向萧条的根本原因，就是支撑乡村财富生产的手工业被来自西方的机械化工业所替代造成的。21世纪乡村复兴的一个重大经济支撑，就是古老乡村容艺术、文化与体验为一体、容手工生产与艺术生活为一体的乡村手工业的复兴。
（三）回归自然的智慧生活的心灵消费
21世纪是从知识转向智慧的时代。智慧是目前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目前大家对热捧的智能机器人对未来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很高的预期。但是，机器人模仿的是人类对知识和信息加工的能力，而人类所具有智慧从理论上讲，是机器人无法模仿的。智慧是人类的专利。按照东方智慧与心学理论，智慧源于身心灵对天地人的感悟能力。知识生产是大脑按照信息加工的逻辑规律而进行。从古希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学，到现代的电脑编程，走的就是一条探索知识生产之路。而中国古代，从老子的道、儒家的心学、佛家觉心都是在天人合一中探索人类智慧的过程。古代圣贤发现，智慧内生于心，是人类的专利，无法通过某种工具可以得到。为什么在古代的东方，没有出现以工具创新为目标的科技发展，深层原因源于智慧不能通过机器和工具创新来解决。当代人类遇到环境危机，需要一种天人合一的智慧来化解。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不是单一机器人统治的天下，而是人类把知识生产交给机器人，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智慧开发的时代。人类获得智慧的第一老师是自然。而乡村是人类离天最近的地方，乡村是人类与自然连续的纽带。作为人类专利的智慧，向内是人类感悟生命秘密之道，向外是人类感悟天地秘密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是21世纪人类寻求智慧之源地，是满足人类心灵消费的圣地。工业文明用现代知识和技术创造了城市文明的同时，使我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我们离自然越来越远，离滋养人类心灵、破解人类生命秘密的智慧越来越远。对滋养心灵智慧生活的寻求之路，就是我们走向回归乡村之路。
上述所讲的当代生活方式变革所带来的对生态、文化和智慧需求的消费，标志着生态文明时代是生活方式革命引领的时代。追求以生态化、文化与艺术为内涵的人生价值提升、追求回归自然的智慧生活，将是引领未来最前沿的消费。生态、文化与智慧组成的就是生态文明时代新消费的生活样式。但要得到这种健康生态、文化品质、智慧人生的新生活，成本最低、最容易获得的不是在城市，而是在乡村，由此决定了未来第四消费的新趋势，这就是回归乡村生活需求的消费。
三、乡村生活价值增值新经济：乡土文化+再生能源+自然资本+社会资本
从经济学看，未来的乡村生活所具有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是基于乡村具有城市不具备的四大禀赋资源。将这四大禀赋资源整合在一起，就是让乡村生活增值的新经济，这个公式就是：乡村生活价值=乡土文化+再生能源+自然资本+社会资本。
使乡村生活最具有魅力的是乡土文化。源于农耕生产方式、悟道于天地人三才模式而形成的中国乡村文化，是以天为神、以土为根、以阴阳为道、以刚柔为用、以仁义为伦理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文化。这种文化是滋养中华文明的第一营养。正是这种文化的滋养，才有了生生不息的五千年文明。中国的乡土文化概况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内涵：敬天文化、亲土文化、亲情文化、自娱文化。正是源于这四种文化形成了中国乡村特有的四种生活内涵：即信仰生活、道德生活、互助生活、文化生活。
敬天文化：感恩、信仰、敬畏、智慧——信仰生活。
亲土文化：诚实、敦厚、勤劳、节俭——道德生活。
亲情文化：忠孝、仁义、礼仪、互助——互助生活。
自娱文化：质朴、礼乐、教化、幽默——文化生活。
近代以来，源于西方工业文明利用科技和资本力量，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使当代人类物质生活水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就人类的精神与文化生活而言，我们仍未得到中国几千年乡土文化所支撑的生活的高度。21世纪人类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工业文明创造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加上中国五千年文明创造的乡土文化，使人类生活在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中，实现新的提升。实现这个提升最需要汲取营养的就是中华五千年留下的多元化、修心养性、润心开慧的乡土文化。
近代以来在工业化大潮思维的作用下，时至今日，占据主流的思维，仍然把乡村看成是一个缺乏文化的地方。许多地方政府，往往一谈到乡村文化建设，就是送文化下乡。其实乡村不缺文化，缺失的是对乡土文化价值自觉和自信的认识。乡土文化是乡村生活魅力的第一要素，如何让古老的乡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实现活化创新开发，是乡村产业和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
使乡村生活未来能够领先城市走向生态化的第二个优势是可再生能源。以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是一种普惠式、分布式新能源。这种分布式光伏发电最惠顾的是乡村。有人的地方就有太阳能，人越少的地方，人均利用的太阳能资源越多。如果乡村能够综合利用沼气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未来乡村能够做到能源的自给自足，比城市更能优先进入低碳、生态生活新时代。在生态文明时代，惠顾乡村的不仅仅是用之不尽的太阳能，还有可再生的绿水青山资源，这是乡村未来发展绿色经济最大的自然资本。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绿水青山生态自然资源，80%以上在乡村，这是乡村未来发展绿色经济的优势。
乡村拥有的第四个禀赋优势是城市没有的社会资本。这是乡村特有源于熟人社会形成的亲情互助关系的资源，这种社会资源既是乡村物质财富生产的重要资本，也是乡村互助利他生活的重要财富。
我们今天在拆迁乡村的时候，发现成为所谓钉子户的大部分是老人，而不是年轻人。笔者一直在思考，难道老人比年轻人更爱钱吗？其实不是老人更爱钱，而是老人更爱所在乡村和他的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和城市的房子不一样，乡村的房子是有生命的，有情感的，无论给多少钱，有一种东西无法补偿，这就是他们生活在乡村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本。这种长期形成的以亲情、合作、互助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在乡村可以低成本生活的无形财富。有了这种亲情，在关键的时候可以办许多没有钱也可以办的事。
乡村的婚丧嫁娶，我给你、你给我的份子钱，表面上看是一种简单的交换，其实正是在这种交换中形成了乡村特有的社会资本。只要有个好邻居，我今天有病，大家来帮我，明天你有事，我就会去帮你。这种社会资本在城市几乎是没有。假如我从北京到另外一个城市，我把房子卖掉，所有财富都可以折算为货币，我走了，没有乡村那种牵肠挂肚的情感和乡愁。拆掉的乡村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许多东西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和补偿的。所以，在乡村的拆迁中，按照城市的模式，来计算这栋房子的价值，是不能完全补偿的，因为这栋房子的社会资本没有、也很难计算进去。乡村老人对此感受最深，但他们无法表达，即使表达社会也不相信，他们只能用坚持不走的方式进行抗议。
乡村特有的这四大禀赋，单个是无法卖的，即使能卖，也卖不出好价钱。但把四大优势组合在一起，形成的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滋养的低碳、健康、幸福生活，就成为乡村独特的产品和竞争力。
乡村生活是历史留给乡村特有的财富，是天地赐给乡村的礼物，是时代给予乡村特有的机遇。这种生活不需要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创造，他本身就存在。最需要的是用慧眼来发现它的价值。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乡村这种生活也需要适度改善，但不是改变。在适度改善方面，就是要把乡村卫生改进，安装上抽水马桶和洗澡的地方，并把乡村垃圾和污水处理好，剩余的越土越好，越是原生态的价值越高。
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有的地方做的恰恰是一些相反的事，把那些有价值的“土”东西，变成了和城市一样的洋东西。乡村确实变得美丽了，但失去了稀缺的价值。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对乡村生活价值的自信问题。工业文明时代不需要乡村，但生态文明时代需要乡村的生活。乡村的生活承载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乡村的生活是有生命、有历史、有温度的，这些都是乡村的重要价值。乡村生活就像大地生长的植物一样，一方水土的物质、一方水土的风俗、一方乡土的文化养育了高度多元化的乡村生活。今天的城市是按照工业化的标准像生产产品一样生产出的城市，所以在全球化、工业化潮流下造出的世界城市几乎都是一个样。但古老的乡村不一样，一百个乡村有一百种不同的生活样式。这里简单罗列：
今天，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是需要好好反思的时候了。需要反思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不断增长的人民对幸福生活、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其中重要的方面是物质与精神需求不均衡，是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不均衡，是生产与生活发展的不均衡。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乡村与城市发展不均衡上。从这个角度看，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重构城市与乡村均衡关系。要建构这种均衡关系，迫在眉睫的是补乡村的短板。
40年前，一包就灵的承包制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目前提出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仍然是来自农民自身的伟大创造，这个伟大创造就是在中国农村方兴未艾的农家乐。可以说，农家乐是承包制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值得我们关注研究。目前中国乡村已经分布200多万家的农家乐，带动了3300万农民致富。游客数量达12亿人次，占到全部游客数量的30%。然而，在做大做强思维的影响下，我们发现各地政府并没有看好这种小微产业的组织，仍热衷于招商引资、忙着做大做强的事。
经营乡村生活这种特殊产品，最优的商业模式不是乡村酒店，也不是人造的田园综合体，而是农民创造的农家乐。乡村生活最基本的组织是家庭。城市的家庭功能是单一的，而乡村家庭是容生活与生产为一体的组织。所以农家乐不是单纯的服务业，是集一二三产业、将乡村产业生活化经营的新型业态。因为在农家所吃的是来自农家自产的农业产品，城市人不仅吃在农家，还可以购买农家自产的农产品、手工业艺术品。农家乐作为一个窗口，带动的是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随着城市居民多样化消费的兴起，乡村有机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乡土文化体验、乡村手工业、乡村养老正在快速兴起，而能够把这些产业整合起来，把供给与供给连接起的就是农家乐。
对于如何破解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矛盾，在中国的面前呈现了两种方案和两条道路：一条是来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方案，这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希望以推动土地自由流转为前提，对分散、封闭的承包制进行改造，实现从小农经济向能够容纳大规模的资本农业、工业化农业的转型；另一条道路，就是农民自己探索的道路，这就是农家乐。农家乐与顶层设计的最大不同在于：农家乐是保留家庭经营组织，不是改变组织本身，而是改变经营内容，即从单纯农业转向经营服务业，由此解决了单纯经营农业无法提高货币收入问题。在如何解决家庭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相结合的难题上，农民比专家、政府更有智慧。顶层专家解决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结合，是按照高度分工、规模效益的工业化经营思维来改造小农经济，而农民却不这样想，他们是通过农村拥有的城市没有的禀赋优势，来满足现代化的城市旅游的需要，实现了家庭经营与现代市场的嫁接。这是农民自己探索出来的成本低、收益大，而且是可持续的经营方式。以家庭为组织的自我管理，产权明晰，可以说家庭组织是所有市场组织中产权最清晰的组织，也是内生动力最大的组织。这种小而优的经营方式，门槛低，简单方便，可以使大多数农民进入，也是农村共同致富的最优经济组织。
农家乐破解这个难题，不是让乡村文明变成城市文明，而是在保留乡村文化赖以生发的家庭组织的前提下，架起链接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被城市人消费的农家乐不是单纯的农家饭菜和住宿，而是农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乡村文化。如果单纯就农家乐的饭菜品质和居住的舒适度而言，无法与城市星级饭店相比，农家乐之所以吸引城市人来消费，就是因为有一种城市没有的家文化、乡土文化蕴含在其中。农民往往并不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才搞农家乐，他们是为了生计而搞农家乐。恰恰是这种基于生计方式的农家乐，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农家乐，却找到了在现代背景下，活化保护传承中国乡土文明的新路径。
在今天的中国支撑农家乐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深层原因是时代的需求。从经济学看，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的一种新业态，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就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中出现一种新消费，这种新消费不是从工业文明经济延伸出现的消费，恰恰是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倒逼出来的新消费。那么在当今中国，能够以低成本满足这种新消费的地方，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可以说在城市衍生出的绿色消费、文化消费和心灵消费，才是农家乐兴起的深层原因。
如今，一个已经发展到规模超过200万家，年接待游客12亿人次的农家乐，却未能像当年的承包制那样，受到主流理论、社会与政府高度关注，其根本原因不在农家乐的本身，而是我们的认识。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小小农家乐挑战着我们的认识高度和思维广度。
总之，“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小小农家乐，沟通两文明”，我们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以新的思维认识中国农民伟大创举的农家乐，让农家乐有像当年农村承包制一样的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新起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新路径，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示范，成为城乡双向流动城市化的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