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巴黎协定》明确了2℃温升控制目标，发出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明确信号。改革开放40年，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消费领域发生巨大变化，消费总量持续扩大，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伴随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和人均居民消费碳排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有效引导居民生活低碳消费，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低碳消费的内涵及概念辨识
低碳消费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提出的。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汇，“低碳经济”“低碳生活”“低碳消费”等概念也应运而生。低碳是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重要特征，是协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结合点。与低碳产业体系一样，低碳消费方式也是构建低碳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当前国内外对低碳消费尚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接近的概念还有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生态消费、环保消费、节约型消费等，这些都是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消费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的一系列合理消费的概念。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从消费角度来解决能源、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区别则在于着眼点不同、政策语境不同。
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召开，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绿色消费”就是国际社会在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绿色运动”中提出来的合理消费的概念，希望以“绿色消费”来实现满足自身欲望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英国出版的《绿色消费者指南》[2]一书以一系列消费者应该避免的商品消费行为来定义绿色消费：即不使用危害消费者和他人健康的商品；不使用在生产、使用和丢弃时，造成大量资源消耗的商品；不使用因过度包装，超过商品本身价值或过短的生命周期而造成不必要消费的商品；不使用出自稀有动物或自然资源的商品；不使用含有对动物残酷或不必要的剥夺而产生的商品；不使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利影响的商品。中国消费者协会2001年度的主题就是绿色消费，认为绿色消费具有三层含义：在消费内容上，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废弃物的收集与处置，尽量减少环境的污染；在消费观念上，引导人们在追求生活方便、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3]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明确将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根源归结于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联合国环境署在1994年发表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中，就对可持续消费作了如下定义：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4]国内学者参照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把可持续消费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消费发展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消费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消费。实现消费“可持续性”与“发展性”的双赢，就是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所在。[5]
生态消费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一条从消费的角度探寻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生态消费生活理念把人类的消费纳入生态系统之中，使之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6]生态消费要求消费既符合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既能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具有适度性、节约性、无害性、持续性、全面性、精神文化消费第一性等特征。[7]生态消费主要强调人类的消费行为要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前提是要秉持人、自然和社会是和谐统一整体的消费伦理观，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总而言之，生态消费是指其消费模式和内容符合生态系统运行的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助于消费者健康的一种自觉调控、规模适度的消费模式。[8]
低碳消费方式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体现人们的一种心境、一种价值和一种行为，代表着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式发展。[9]低碳消费在满足居民生活质量提升需求的基础上，努力削减高碳消费和奢侈消费，并使之逐步过渡到低碳消费，最终实现生活质量提升和碳排放下降的双赢局面。这种以低碳为导向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品质并行不悖。低碳消费要求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坚持低碳的理念，践行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与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等概念相比，低碳消费的指向更明确，它是从碳排放的角度来解决消费不可持续的问题。[10]
有学者总结分析认为，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生态消费和低碳消费四个概念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可持续消费是人类理想消费模式的总称；绿色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形象化称谓；生态消费更应该说是“生态消费观”，它是可持续消费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和伦理方面的要求；低碳消费则是可持续消费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危机下的暂时应急措施。受“低碳”词义的限制，低碳消费模式大多只能在“减少碳排放量”的核心上做文章。[11]
一般而言，消费可分为广义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和狭义消费（仅指生活消费）。从消费主体来看，也可以分为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居民消费。由于国内低碳政策主要针对生产领域的减碳，强调政府引导和企业主导，而针对居民生活消费的低碳政策还需加强。当前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居民消费，所以本文将低碳消费界定为居民生活消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居民生活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等八大类。相应地，低碳消费的着眼点应该聚焦在这些领域。与低碳经济的概念一样，低碳消费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存在统一、绝对的判定标准。考虑到各地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消费文化、生活方式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差异较大，在推进低碳消费的过程中也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推进低碳消费的重要意义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广泛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推进低碳消费，既是落实《巴黎协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需要，也是践行生态文明、建立绿色生活方式的需要。
《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努力。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确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30年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60%～65%，二氧化碳排放量争取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已经增加了1℃；全球升温1.5℃最快有可能在2030年达到。为实现1.5℃温控目标，全球气候行动亟待加速。[12]
目前，在发达国家的终端能源消费格局中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各占三分之一。中国由于尚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中，近70%的能源消费集中在工业，与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建筑、交通运输用能源消费将持续刚性增长。家庭能源消费是能源消费的终端环节，从20世纪70年代起，家庭能源消费逐渐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能源管理已由传统的生产侧管理转向消费侧管理。虽然中国当前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较低，但伴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中国今后对现代优质能源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13]
目前中国居民生活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大约为11%，居民消费正处于以住房、汽车为标志的消费升级阶段，人民生活水平较快提高使生活用能也以较快速度增长。但中国现有低碳发展政策，较少关注居民消费领域的碳排放问题，即便提到居民，也仅限于节能环节，并且缺少具体的量化控制目标，忽视了上游消费环节对于下游生产环节的拉动效应。由于居民消费碳排放以家庭为单位，属于点源离散分布，而且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差异大，因此对于居民碳排放削减和管理控制非常困难。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经成为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重点领域，迫切需要把低碳消费纳入政府决策层面，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消费战略与行动计划，通过消费观念的创新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努力控制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增长速度。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经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被动承受者，同时也会由于自身的消费活动对环境造成各种影响。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反过来促进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4]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生产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作为新型的消费模式，低碳消费不仅仅是消费者的责任，也对供给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供给侧更好地满足低碳消费的需求。
企业的目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消费作为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再生产新的需求起点，只有消费群体接受并实行低碳消费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低碳生产。因此，实现低碳消费不仅仅是消费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低碳生产能否顺利开展、最终实现的根本性问题。[15]当然，低碳消费并非只对消费过程而言，它要求从原材料的生产到消费者购买，再到最终的产品，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以低碳为标准。
改革开放40年来，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消费领域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凸显。总体来看，我国现有的消费模式还与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存在着很大差距：过度消费和不适当消费方式造成的巨大浪费、消费观念的滞后以及产品本身的不低碳、不环保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倡导推广绿色低碳消费是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国低碳消费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近年来，我国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高出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26.7个百分点。[16]其主要特征是消费层次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消费形态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消费方式由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消费行为由从众模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
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既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其中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9.3%，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2.4%，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3.6%，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4%。[17]
针对中国城市居民的低碳消费意愿调查显示，多数消费者对低碳消费比较支持。[18]据《2017年中国居民绿色消费发展报告》[19]，2017年，空调国内销售量约8900万台，其中节能空调销售量约2300万台；电冰箱国内销售量约4500万台，其中节能产品销售量约3400万台；洗衣机国内销售量约4400万台，其中节能产品销售量约3600万台；平板电视国内销售量约5300万台，其中节能产品约1600万台；热水器国内销售量约4200万台，其中节能产品销售量约4000万台。在超高效产品推广方面，2016年电冰箱、变频空调、平板电视能效“领跑者”产品年推广近500万台，市场占有率达到3%。在家用照明领域，2017年国内LED照明产品产量超过47亿只，LED家居照明产品在用量超过22亿只。2017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79.4万和77.7万辆，同比增长53.8%和53.3%。
在低碳出行方面，2017年，共享单车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投放量超过2500万辆，ofo和摩拜用户均达到2亿左右，日订单均超过3000万。单次骑行以6～20分钟、0.5～2公里为主，每辆车每天平均使用时间约76分钟。[20]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共享出行绿色发展报告（2017）》[21]显示，2017年滴滴平台快车拼车和顺风车总里程为177.5亿公里，共服务15.2亿人次；快车和顺风车平均载客2.34～2.58人，是私家车的1.5倍以上；2017年滴滴出行的减排效应突出，CO2排放减少150.7万吨。这相当于80万辆小汽车年均行驶1万公里的排放量，相当于21个奥森公园或2个塞罕坝林场的年碳吸收量，按北京市碳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大致折算，相当于创造7500万元的经济收益。
中国促进低碳消费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还存在低碳消费意识不强、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市场不够规范、政策措施不完善等问题。
一是中国居民粗放式消费习惯由来已久，过度消费、奢侈浪费、炫耀性消费等现象普遍存在，盲目贪大求洋，很多消费者在衣、食、住、行、游的日常生活中还未养成健康、环保、适度的消费习惯，低碳生活方式还没有成为社会风尚，低碳消费意识比较薄弱。
二是当前低碳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低碳商业模式尚未建立。市场上低碳产品品种少、价格高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低碳消费。从需求看，低碳产品成本较高，存在“叫好不叫座”现象，市场需求还有待进一步挖潜。
三是市场还不规范。目前，低碳产品消费市场亟待规范，部分企业炒作“低碳”概念，企业违法成本低，低碳产品性能虚标现象还比较突出，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现象频现，劣币驱逐良币，影响了消费者购买信心，挫伤了企业生产积极性。
四是政策措施有待强化。促进低碳产品消费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政策尚不完善、标准滞后落后、财税政策还未完全落地、招投标机制有待改进、宣传推广不够有力、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充分、市场监管还不到位，未能有效激励和引导市场主体和消费者。
低碳消费模式是一种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模式，是当代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始终贯彻对自然、社会和后代所应坚持的责任。低碳消费模式体现人们的一种心境、一种价值和一种行为，代表着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虽然建立低碳消费模式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并共同努力，低碳消费模式的实行必定会在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建设之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推进低碳消费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消费领域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凸显。总体来看，中国现有的消费模式还与低碳消费、绿色消费存在着很大差距。绿色低碳消费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应激励和引导绿色低碳消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认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22]
强化宣传教育，提高低碳消费意识。在全社会积极开展低碳消费宣传教育是培育低碳消费的基础性工作。低碳消费始于消费者的意识和觉悟，没有消费者自身改变的能动性，就不会有低碳消费的转化。低碳消费意识的提升增大了低碳行为改变的可能性，而真正实现转化需要降低低碳消费的成本。降低低碳消费成本的基本前提是扩大低碳产品生产的规模，这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政府可以从加强低碳消费价值观的培养和引导方面采取系统的措施来影响消费者低碳消费态度，从而影响消费者低碳消费意愿和行为。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低碳或低碳消费信息和知识，从而转变消费者的低碳消费态度和增强其低碳购买意愿。[23]
扩大有效供给，规范产品市场。一是尽快推进低碳产品认证工作。低碳认证和低碳标识是提高消费者认知的重要手段，应尽快推进现有低碳产品的认证工作，降低消费者甄别低碳产品的成本，提高低碳产品在市场中的识别度和占有率。二是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要率先垂范，优先采购和使用绿色低碳产品。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低碳学校、低碳社区、低碳医院等。三是科学规划城市建设，合理布局城市功能分区，发展低碳化的公共休闲娱乐设施和文化消费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为低碳出行提供便利。四是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明确生产者对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承担实现循环经济目标的产品责任，即从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和售后服务到产品回收、废弃物处理，生产者都应承担相应责任。
完善财税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扩大低碳产品供给是对供给侧生产端提出的最直接要求，只有扩大低碳产品的供给、降低低碳产品的价格，才能有效推动低碳消费的普及，促进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一方面，通过提高环境节能标准，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针对高耗能行业，对限制类、淘汰类的企业实行差别电价政策，对能源消耗超过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实行惩罚性电价政策，提高高碳产品生产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实施节能技术改造以奖代补政策，按形成的节能量给予奖励；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推行领跑者计划，对能效最好的产品和设备给予鼓励性政策；推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加大政府对低碳产品的采购力度等措施，降低低碳产品的生产成本。
建立并完善低碳消费的治理机制。政府、企业和公众是低碳消费的主体，对于推动低碳发展非常重要。在促进低碳消费的起步阶段，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把低碳消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分阶段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低碳消费。政府需要资金和政策引导企业对低碳产品进行投资。企业是低碳消费品的提供者，是推行低碳消费的关键环节。企业的低碳生产方式和低碳商业模式，能够增加市场上低碳产品的可获得性，推动消费者将低碳消费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低碳消费要求消费者转变生活方式，自觉采取低碳行动。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成本，还要考虑产品或服务的“碳足迹”，选择购买和使用低碳产品，倡导低碳消费、低碳处理。
注重低碳与绿色的协同，为低碳消费提供动能。绿色消费与低碳消费虽然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但政策行动中有很多契合点。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强调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绿色低碳消费，有助于调动各方力量，形成更多共识，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有很多协同应对措施。本轮政府机构改革将应对气候变化职能划入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落实《巴黎协定》和自主贡献目标，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态环境协同增效。《巴黎协定》彰显的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大势不可逆转，与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相一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题项目“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5ZDA055、2017YCXZD007）
注释
[1]何建坤：《走向低碳发展模式、低碳消费模式——提高核心竞争力必经之路》，《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0日。
[2]John Elkington and Julia Hailes, The Green Consumer Guide: From
Shampoo to Champagne: High-Street Shopping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
Gollancz, 1988.
[3]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http://www.cca.org.cn/xxgz/detail/16939.html。
[4]UNEP, Element of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Nairobi, 1994.
[5]俞海山：《可持续消费定义评析》，《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6]柏建华：《生态消费行为及其制度构建》，《消费经济》，2005年第1期。
[7]张锐：《生态伦理学的若干前沿问题》，《人民日报》，2010年1月15日。
[8]宁小双：《解读生态消费》，《商情》，2013年第29期。
[9]刘华容：《关于中国建设低碳消费模式分析》，《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
[10]刘长松：《低碳消费的科学内涵与发展途径》，《鄱阳湖学刊》，2015年第3期。
[11]汪玲萍、刘庆新：《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生态消费及低碳消费评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2]IPCC, "Global Warming of 1.5 °C", http://www.ipcc.ch/pdf/special-reports/sr15/sr15_spm_final.pdf.
[13]田智宇、周大地：《“两步走”新战略下的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转型研究》，《环境保护》，2018年第1期。
[14]［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敦克尔出版社，1859年。
[15]刘华容：《关于中国建设低碳消费模式分析》，《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
[16][17][19][20]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2018年。
[18]石洪景：《基于Logistic模型的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许守任：《城市居民低碳消费现状及对策建议——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江苏商论》，2011年第12期。
[21]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共享出行绿色发展报告（2017）》，2018年。
[22]《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年5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528/c64094-2930556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