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表现令人失望后，中国经济似乎正在企稳。2019年第一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6.4%，与上季度持平。工业生产增长则超出预期，按年率计算扩大了6.5%（3月份达到8.5%）。即使与美国的贸易战还在继续，但就连出口也有所增长，尽管幅度不大。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3%，比上季度增加0.2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最快（11.8%），其次是制造业投资（4.6%）和基础设施投资（4.4%）。一季度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不仅环比增长，同比也出现增长。与以往一样，消费增长表现平稳。所有这些都激起人们对2019年中国经济实现6-6.5%增长目标的信心。
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对这个目标区间感到满意。一种解释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6-6.5%，所以也应当设置相应的目标。另一种解释是，较低的增长率能为经济提供更多的结构调整空间。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9.5%。之后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导致增长率从2008年第三季度的9.7%猛然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6.6%。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人民币（6400亿美元）刺激计划，很快使经济出现强劲回升，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达到12.1%。中国经济持续下滑，部分原因是政府退出了刺激计划。去年，中国GDP增长了6.6%。尽管如此，我们很难将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冲击与长期趋势区分开来，并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就是6-6.5%。
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提到长期供给侧结构因素，像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以及改革进展乏力。他们认为中国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特征是潜在增长率明显降低。
也许确实如此。在中国，所有人都同意9-10%的年增长速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并没有确切的迹象显示，中国的增长潜力究竟下降了多少。长期供给侧结构因素并不能解释，比方说，为什么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下降到了2013年第三季度的7.4%。
不仅长期结构因素与经济实际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链中存在着环节的缺失，而且，这些因素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将GDP增速限制在某个特定水平，目前也还不清楚。事实上，就在20年前，同样的长期因素也曾经被用来警告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下降。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轨迹的复杂性，许多经济学家似乎都是根据经济表现来估算增长潜力。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当时经济增速降到8%以下——中国GDP增长每一次下降之后，都会有经济学家出来宣称这种表现与潜在的增长水平相符。
的确，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从5%到8%不等。但很难确定哪一种是可靠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估计在推测长期趋势时，都没有充分考虑周期性因素。
此处的危险就在于，在对潜在增长水平估计过低的基础上，制定出过低的增长目标，会导致经济的实际增长放缓。对像中国这种规模的经济体来说，即使一个百分点的差别，也会对社会福利产生巨大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会反驳说，保守的增长目标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给结构性调整创造空间。减少中国对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这是经济当中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之一——并不一定要减缓固定投资的增长，更不用说减缓GDP增长了。GDP增长放慢并不是改善金融稳定的先决条件。
在我看来，由于没人确切地知道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力求实现尽可能高的增长，只要不加剧通胀和阻碍结构调整。
确实，2019年第一季度的结果好于预期。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投资强劲增长驱动的，它迟早会减弱，因为政府致力于让中国的“房地产热”降温。而且，鉴于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仍然紧张，在 2019年剩余时间里，中国的出口表现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
要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和出口疲软，中国必须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增长。为此，政府应该寻求加大支出（利用有利的财政状况），同时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趁通胀率较低）。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财政和货币扩张也许已经过时。他们坚持认为，必须把结构性调整放在首位。但它对提振2019年的中国经济表现可能大有裨益，而且不妨碍结构性改革。挑战就在于要取得适当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