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至今，美国政府先后7次大范围上调关税，当然也招致了贸易对象不同程度的反击。不同机构和学者就互征关税对美国的冲击做了很多定量分析。其中一些研究颇具影响，例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Gol dberg（Faj gebaum,Gol dberg,Kennedy·Khandel wal,2019）、哥伦比亚大学Weinstein（Amiti,Redding·Weinstein,20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Gopinath(Caval l o,Gopinath, Neiman·Tang,2019）等人的论文。有的今年还在哈佛经济系或肯尼迪学院做过报告，其研究方法和初步结论，对于进一步分析贸易摩擦的影响，有一定借鉴意义。
从价格变化看，加征关税推高进口商品含税价格，涨幅基本上由国内用户承担。Weinstein等人的研究显示，关税上调以后，进口到岸价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税负基本上由国内消费者或者进口商承担。Gol dberg和Ginath等人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主要是因为国外出口部门供给的价格弹性很大，关税上调以后，出口商短期内不会调整定价，税负只能转嫁到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身上。Gol dberg和合作者的估计结果显示，美国消费者每年大致因为额外支出和真实收入下降损失688亿美元，相当于一个家庭每年830美元。但如果扣除贸易条件（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改善（216亿美元）和关税收入上升（394亿美元）的影响，每年贸易摩擦给美国带来的净损失约为7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0.04%。当然，如果再考虑劳动力跨部门重新配置的影响，上述损失还会缩减一些。
从贸易数量看，被加征关税商品进口量和市场份额显著下降。对美国而言，仅考虑2018年的六次关税上调，被加征关税的商品进口金额平均下降31.5%。总体看，2019年一季度，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比减至17.7%，为2012年同期最低，较去年同期下降2.8个百分点。类似地，由于对手反击，被加征关税的美国商品出口金额下降大约11%。2019年前四个月，美国商品在中国的份额降至5.93%，较去年同期下降2.4个百分点。更进一步看，受加征关税影响而减少的贸易量，有可能绕道其他不受关税影响的经济体，这意味着至少有1000—1650亿美元的贸易流向将发生改变。比如，根据IMF的估计，去年8月份对中国16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迅速减少8.5亿美元，但该缺口很快被来自墨西哥的商品填补，同时从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的进口也略有增加。
从区域影响看，不同地区受到的冲击有明显差异。2018年六轮关税上调，对五大湖和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保护最为明显，这些地区实际工资降幅也更小。贸易对象的关税反击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区域实际工资降幅也更大。进一步看，关税冲击与美国政治的选情似乎有很大关系。2016年总统选举时共和党候选人得票率在40%—60%的区域受到关税壁垒的保护最多，而明显倾向于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地区损失较为明显。如果综合贸易对象国的反击，共和党支持率越高的地区，实际工资降幅越明显。
从收入分配看，加征关税对不同收入群体影响并不一致，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损失比重较高收入群体更大。根据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估计，2018年加征关税影响居民部门税后收入0.3个百分点，其中，中低收入平均0.33个百分点，而收入最高的1%收入群体，降低0.23个百分点。关税造成的真实收入损失，已经部分抵消了特朗普减税政策的积极效应。通常，贸易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支出渠道和收入渠道。Kir il l和Xavier（2018）认为，与进口商品或服务相关的支出占美国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维持在12%附近，而且对于不同收入群体而言，该比重差异不大，这意味着贸易摩擦对不同收入群体实际收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实际工资变化渠道，而非消费支出渠道。
从国际收支看，加征关税不符合最优关税理论，且未明显缩减美国货物贸易差额。根据Gol dber g等人的估计，如果考虑到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同类商品之间、不同进口商品之间以及美国国内生产与进口之间的替代弹性，被加征关税部门（北美产业分类NAICS四位码）进口平均下降0.5%。实际上，2019年一季度，美国货物逆差仍然高达217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仅略微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双边贸易差额更多取决于相对需求、供给等基本面驱动因素。此外，被加征关税的商品种类众多，但适用税率绝大部分集中在10%和25%两档，与对应商品出口供给的价格弹性分布并不吻合。这可能说明，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并不完全是冲着改善贸易条件、提高国民收入去的。
就方法论而言，上述定量评估主要采用了国际贸易政策评估当中常用的弹性分析方法。不过，由于美国统计数据较为完备和政府信息公开较为充分，分析使用的数据样本细化到了产品和家庭级别。与简略的宏观或总量分析相比，这能够更好刻画政策传导机制和把握重要政策参数，有助于进一步评估贸易摩擦的影响。当然，上面文献对贸易摩擦的评估主要集中在短期，对于中长期演变着墨不多，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企业家投资、消费者信心的影响也没有充分考虑。此外，目前形势变化较快，弹性分析时一些先验的参数假设在新情况下不一定适用，尚待密切跟踪并及时作出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