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2日， 2019年哈佛大学中国校友公共政策论坛暨CCG圆桌研讨会在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成功举办。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会上发表演讲，与到会政商学界精英深度剖析了全球贸易局势和中美关系，探讨全球经贸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以下为演讲全文：
感谢大家的到来。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全球化智库（CCG）这样一个杰出的智库，与众多的中国政府官员和著名的学者专家进行对话交流。我认为此次对话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全球危机重重的时下，这样的对话交流对各国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具有深远意义。在此，我想简要地说一说我对中美关系的四个观察。
观察一：21世纪前半期的世界历史与中国的崛起密不可分
21世纪前50年的革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的发展和其对中国人民带来的改变相关联的。中国拥有近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并贡献了将近二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增长。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国家，从一个近乎对外封闭的国家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这些变化似乎让工业革命显得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变革。但事实上，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从性别分工到艺术形式再到科学的本质，从人们生活的地方到人们对发展的认知方式，再到人们看待彼此的眼光，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些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于世界历史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中国的崛起像它所描述的那样和平，那么中国的腾飞则会是人类历史上积极的和卓越的一次进步。因为在这个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例如女性担任世界上最庞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总裁。这对整个世界历史来说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二十一世纪很可能是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很可能充满了中国快速腾飞的同时带来的冲突和矛盾。根据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提出的修斯底德陷阱，现在这场世界危机是难以消除的。
讲出这个观察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就像一个朋友在向另一个朋友说出真相一样，即使他不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或者不愿看到这样的真相。在过去的三十个月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并且我认为这个改变并非世界各国认为的那样，只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才产生的。在我判断，当2020年的总统候选人谈及外交政策时，他一定会批评特朗普，说他对中国的态度太温和了。这就像比尔•克林顿批评老布什，说他的对华态度太温和了；就像奥巴马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批评小布什的对华态度太温和了。事实上，我认为如果当时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成功，那么她的上任后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比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更加大胆。
在美国，一直以来最主要的对华友好群体是商人和企业家。然而，在这个群体中一直以来也存在大量的对华不满的情绪。因为他们感到在对华出口业务上受到了不公待遇，这种不公待遇在他们对华投资和合作时体现得更加明显。这种不满情绪近年来在美国不断扩大，他们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它不仅没有更加开放，甚至与六十年前相比，其开放意愿还减弱了。而且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来看，他们也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包容性则下降了。这种判断是基于近年来中国的军事行动做出的，如中国在南海问题和在近太平洋海岸填海造陆问题上的行为。同时，这种判断也是基于中国的其他经济主张的，如“一带一路”倡议。这还是基于中国对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转化行为上的。中国的种种行为都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感到这种良性共存和合作与一直以来对华实行的宽松外交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了。
观察三：美国应该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更加谨慎
美国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要小心谨慎。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在几年前就出现了，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核心利益产生了威胁。现在美国主流的对其经济失败的解释就是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当然，有些针对中国说法包含了夸张的成分。我也不认为如果中国完成了美国提出的每一项要求，那么美国的GDP将会比现在高出1%。因此，如果仅仅将美国经济发展失败的首要原因归结于中国是不准确的，“中国冲击”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经济的缓慢发展。“中国冲击”的说法考虑到了额外的进口，但是他们没能考虑额外的出口，也没有考虑低价进口的好处，更没有考虑较低的利率和相关的经济刺激效果……。因此，“中国冲击”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经济表现不佳。
同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不能是中国科技迅速进步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数学信息在现代化社会已经普及。而且在冷战时期，美国在核武器制造方面也仅仅对苏联保持了三年的优势。在核武器需要十分精细的制造技术并且其研究成果没有进行公开发布的时代，技术都很难保证完全保密，那么在当今这个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很难想象我们需要怎样的力量才能不让别的国家窥知人工智能或者生物科学这类高科技的核心技术。但是中国也应该反思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欠缺。
我认为美国也需要仔细思考它现在的政策——美国是否要减少与中国的相互依赖，是否要让中国在信息技术等领域追求完全自主，是否要拒绝以低价获得大量钢铁的机会并进一步拒绝中国资本。我们还不能判断美国这种保守的经济政策是否能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如果美国的经济政策是为了服务那些不支持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的群体，是为了增强美国内部对中国的抵触，那么美国就可能生活在他对自己的预言里，而离对话交流的道路越来越远。
观察四：中国应该谨慎思考它想实现什么
中国要非常谨慎地思考它到底想要什么。这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力量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中国不应该被限定在某一个既定边界内，中国也应该在国际机制和其制定中占有一席之位，更应该参与决定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向,而不是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成员去适应别人制定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能够继续像以前一样不遵守规则。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的状态了,这种宽容的经济政策也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技术征用、贸易补贴和倾销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不意味中国能够继续游离于国际规则之外并获得指定规则的权力。中国希望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与中国想要代替其他大国的位置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在过去两年中，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幸运的，因为美国外交政策并不是十分明智的。美国与其传统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盟友之间产生了分裂,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合作创造了机会。若这种裂痕不存在，那么对中国的孤立将是全球性的。我认为中国此时应该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中国不应该低估美国的力量，就像丘吉尔曾说“在用尽其他选项之后，美国总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今天的措辞非常激烈，因为我认为现在人类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时机，信息技术解放了劳动力，生命科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物质的进步使人类的痛苦大幅减少，这是属于人类的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以友谊与合作去尊重共存。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全球化智库举办的这样对话讨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