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以来，中美经济关系这一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边经济关系经历了重大考验。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升级并最终引发中美贸易争端，这不仅对中美经济关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累及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增长。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19 年 5 月10 日，特朗普政府断然将总规模高达约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由 10%上调至 25%。这一令世界震惊的极限施压之举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事实上，在中美关系调整与重新定位的过程中，中美经贸合作这一传统意义上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功能出现弱化的趋势,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大国博弈等非经济因素对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不断加强，这无疑使得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所指出的,目前中美两国间存在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双方能否解决贸易争端，而是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共生共存。显然，如何在中美关系质变的背景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不仅仅是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中美经济关系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两国是深陷“修昔底德陷阱”，将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重新拖进对抗和冲突的泥潭，还是以无畏的勇气与超越历史的智慧，构建良性的中美经济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纪元，成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亦将是全球经济的“新范式”。
1当前对中美经济关系讨论的阶段性共识
首先，国内外学者对于中美关系质变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观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能够对国际格局以及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最大变量。特朗普执政以后，中美关系开始发生质变：2017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确立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rival）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country）；2018 年 1 月 19 日《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之为“敌手”（adversary）；同年 1 月 30 日，特朗普总统在其执政以后的首个《国情咨文》中，更是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并将对华竞争上升到“自由世界秩序与压制性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高度［1］。与此同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也指出，“大国竞争而非反恐战争是当前美国的主要关切”［2］。基于对中国“角色认知”的转变，美国政府将其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并在《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提出“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对华战略，即综合使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信息战等各种手段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3］。据此可以认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自 2018 年 3 月挑起的举世瞩目的对华贸易摩擦，其实是特朗普政府以纠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之名，行遏制“中国制造 2025”及中国崛起之实。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19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华盛顿已经就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采取更强硬、不那么克制的方式达成了新的跨党派共识，美国姗姗来迟地意识到了中国的“威胁”并将采取积极行动对抗中国［4］。国外学术界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背景［5］［6］、美国各政治派系对华立场的分化合流［7］、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8］以及美国对华战略回应［9］［10］等多个视角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国内学者则聚焦中美贸易争端，认为贸易争端是老牌守成帝国与迅速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在经贸领域的反映，其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和长期性［11］。事实上，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施压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民意基础，因此这种压力并不会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阶段性缓和乃至特朗普离开美国权力中心而有所改变，美国要求中国做出深刻变革的压力将是长期存在的。现实地看，美中两国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可能都不过是一场长期对抗中的短暂休战。美中两国已经进入战略竞争的新纪元,这种竞争将全方位笼罩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进而对整个亚洲的供应链产生显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新“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对抗的讨论，从而为两国关系的调整赋予了全球意义。正如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所指出的，在柏林墙倒塌近 30 年之后，美中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地缘政治的分界线，美中两国正是新“两大阵营”的核心国家；与“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对抗有所不同的是，技术而非军事对抗可能成为新的“两大阵营”世界的基础，而这一格局无疑将危及全球化本身。
问题的核心在于，在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大背景下，中美经济关系是否同样发生了质变？换言之，长期以来两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是否已经为日益增长的竞争性所替代？进一步地，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是否基于两国经济的竞争性提升这一“事实”？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2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逻辑与世界意义
首先，从理论逻辑上看，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比较优势的形成,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一国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劳动力供给、资本存量、制度质量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是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调整的。因此，建立在两国经济巨大互补性基础上的中美经贸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发生质变，更难以在某个时间点“突变”。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在中美经贸磋商中美国提出的重要关切——产业补贴与所有制中性问题、强制性技术转移问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问题以及非对称性市场开放问题，都并非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由此可见，尽管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大国竞争等非经济因素对中美经济关系构成了冲击，但以强互补性和互利共赢为基础的中美经济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本文认为，从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发生重大改变直接得出中美经济关系“质变”这一推论缺乏严密的逻辑支撑和坚实的微观基础，更应当慎言中美经济“脱钩”。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正在松动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美经济关系的松动并不必然呈现悲观图景，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合作的领域，并从中孕育新的“压舱石”［12］。尽管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属性并未发生改变，但无论是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新技术浪潮的兴起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方面而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美两国确立的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双边经济互动方式已经陷入难以持续的窘境，亟待重大调整。本文认为，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内在经济逻辑和驱动力主要体现为三个“难以为继”。
首先，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美国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变可以用三个核心词概括，即空心化、金融化和债务化。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将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加速向海外转移，以墨西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以“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地区）为代表的亚洲地区先后成为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主要目标，美国则主要保留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度高的服务业。这一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得以形成并不断深化。然而，占据国际产业分工主导地位并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美国在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分工模式的副作用，即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以及与中国等新兴制造业大国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与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可谓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元的发行量在摆脱“黄金锚”的硬约束之后呈逐渐加速之势，泛滥的美元以及“新特里芬两难”成为加剧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根源；二是美国金融资产规模的高速膨胀以及金融业利润占 GDP 比重的不断提高［13］。借贷型增长模式则是美国经济另一项独特标识。从家庭部门来看，长期以来，美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低位，特别是2000 年以来，持续走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低至 1%。从公共部门来看，美国联邦债务的总规模不断攀升并数次引发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美国不断膨胀的公共部门债务已经成为侵蚀美国国家信用和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因素。2008 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谓是上述三个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映。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方面来看，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长期推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出口市场。近年来,随着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萎缩以及与之相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过度依赖外需的“外生性”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如何增强内生性增长动力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命题；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依靠传统的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愈发难以为继，在不断加大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压力下，中国亟待开辟更加平衡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两国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的迫切性必然在双边经济关系上有所反应。
其次，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从总体上来看，以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为典型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已经难以为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加速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紧迫性，而“特朗普冲击”则使得全球经济再平衡以“硬着陆”的方式展开。因此，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客观上要求中美两国需要对长期以来始终处于失衡状态的双边经贸关系做出调整。事实上，自 2005 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定位为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以来，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与应对之道的争论便从未停止过。尽管美中学界和官方各执一词，存在较大争议，但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之下有着深刻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因素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成为整个亚洲地区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集中地。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 4190 亿美元，多年来中国始终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不断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不仅成为两国经济关系健康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且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美国方面来看，对华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公共部门债务的增长。持续扩大的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成为危及美国国家信用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隐患。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和“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政府则推出大规模减税改革。这一系列举措在提升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战略层面有着一致的内在逻辑——旨在缩减贸易逆差规模并实现制造业企业的回流，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提升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显然，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实现中美贸易再平衡的紧迫性。从中国方面来看，尽管长期以来美国市场的强劲需求支撑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但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对外部出口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始终面临着一系列困境。例如，外汇占款在 M2 中占比过高使得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大打折扣；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从而为外贸创造良好条件始终是汇率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由此却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民币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进程较为迟缓；由于中国的进出口仍然主要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因此人民币在储备资产计价和交易等领域的国际化进展仍十分有限等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突破上述政策困境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已成为必然选项。在此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的再平衡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最后，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本轮经济全球化始于跨国公司迅速兴起的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贸易与金融的自由化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作为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支持者，美国不仅在国际贸易以及货币金融规则的制定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且是全球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最大受益方。然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现行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尤其是利益分配格局出现重大变化，随着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日益广泛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同时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后起国家的经济赶超，导致世界经济明显趋同。尤其是中国通过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出发展所必要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14］。自 2001 年加入 WTO之后，中国用了不到 10 年的时间便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反观发达国家，由于未能处理好国内政策与全球化的衔接，特别是没有解决好国内收入分配问题，发达国家大量的中产阶级并未感受到全球化的福利改进效应。自此背景下，一些政治家因势利导，将矛盾引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充当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始作俑者，在国内政治中凸显民粹主义色彩，在国际政治中做出激进的保护主义行径［14］。首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看来，中国不仅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崛起，并且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持续增长的能力。显然，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现有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构成了严重冲击。因此，美国将中国这一“搭便车者”（free-rider）视为本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方。鉴于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重塑世界经济版图的能力，因此，美国亟待对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进行重大调整，从而继续确保经济全球化的新架构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原则。其次，现行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利丰厚，而随着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加速向海外转移，大量传统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却受益有限。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年均收入水平在 1990~2014 年这一长达 25 年期间始终维持在 54 000~55 000 美元之间,但收入最高的前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占比却由 43.3%大幅提高至 51.2%,而收入水平最低的后 4/5（由低至高排列）的家庭收入占比则分别由 4.1%、10.8%、17.4%和 24.5%下降至 3.1%、8.2%、14.2%和 23%。美国中产阶级对华尔街精英和传统建制派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满，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并实行以“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为核心的新全球化规则的重要民意基础。因此，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调整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反映少数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排他性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中国所倡导的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包容性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则取决于这两种全球化模式博弈的结果［15］。
确立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不仅对于中美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尽管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当前世界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三个不变”，即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具体而言，首先，在现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美两国均已深深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即中国依赖美国的专利使用授权和关键器件供应，美国则依赖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尽管这种相互依赖的程度是不对称的，但双方都从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中获取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持续深化符合两国的经济利益。其次，经济全球化总体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逆转，无论是实体资源还是货币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加高效的配置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而中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开放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赶超式发展。因此，面对甚嚣尘上的逆全球化浪潮，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可能出现调整，但发展深化的洪流依然滚滚向前。最后，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依然不够健全,主要大国之间的协调配合依然是解决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以及发展赤字的主要手段［16］。尤其是在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全球数据治理问题、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等领域，中美协调与合作将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
3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与内涵
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在于以双边经贸利益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对冲两国地缘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对中美两国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形象地指出：“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逐步使之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华盛顿所主导的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已经定义了世界秩序，并造就了一个大国之间无战争的时代。现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瓦解这一秩序，故而此时提出和平时代是否终结是很自然的事”［20］。显然，通过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最大限度地对冲地缘政治竞争对两国关系乃至全球格局的负面影响，应当成为中国的首要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与历史上任何一对大国关系相比，中美两国的关系都是独特的。即这一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经济关系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层面形成了如此紧密地相互依赖，以至于彻底的经济脱钩对两国乃至世界经济而言都将是难以承受的。这对于旨在避免“硬冲突”从而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换言之，中国应当追求在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内的“软崛起”，避免与该体系的主要成员进行零和博弈式的利益冲突。显然，全面打造一个坚实而富有韧性的中美经济关系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本文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内涵应当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竞争合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将持续面对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况。找准竞争与合作的定位，无疑是十分关键的。本文认为，竞争而不对抗、合作而不结盟，以竞争促进合作、以合作激发竞争应当是中美两国在竞争合作中遵循的重要原则。无论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良性的互动与竞争从来都是提高效率、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因竞争而富有活力，国家因竞争而繁荣昌盛，而人类也因竞争而繁衍发展。然而，历史证明，国家之间一旦越过良性竞争的边界进入对抗，则会引发持久的相互消耗甚至战争,最终以双输和多输的结局收场①。持续的沟通与合作同样重要，中美两国在基础科学研究、人文交流、经贸合作等诸多领域有着共同而广泛的利益交集，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因此，应当持续深化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使良性的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黏合剂。
第二，管控分歧。事实上，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任何问题的讨论都应当建立在两个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首先，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尚可存续，全球经济的去美元化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其次，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和步伐已势不可挡，外部因素包括美国的打压（bash）无法（事实上也从未）动摇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①。“去中国化”的世界经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已毫无可能。然而，问题在于这两个基本事实之间是否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冲突？即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对美国形成直接的替代？答案显然并非如此。中美两国都应当避免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误区，共同探索中美经济共生发展之道。事实上，如何“管控两国间的重要分歧”②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建制派讨论最多的话题［17］。合理管控双方在发展理念、治理体系、法律制度、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分歧，通过互动协商的方式寻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将良好的中美经济关系嵌入到全球治理等领域的中美合作之中，应当是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这一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深化融合。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是不可阻挡的，但现行的经济全球化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裂——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大国之间不再有统一的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观或共识，而是转而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贸易金融规则［18］。因此，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机制面临重大调整。在开放环境下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等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处理自身经济发展与全球经贸体系调整之间的关系，不仅事关自身改革开放的大局，而且对亚洲区域乃至全球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以构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为契机，推动中美两国共同探索共建经济全球化新机制的合作路径，从而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促进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深化融合。换言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确立应当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抓手，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应当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
4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通过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从而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愿景无疑是美好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确立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
首先，从中美双边关系层面来看，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以及极限施压策略为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增添了极大的不确定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过程中，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历了一个调整的过程，即 2010 年前后启动、2015 年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逐步“白热化”，直至 2017 年美国对华政策基本形成了新的共识，即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特朗普政府自 2017 年 12 月以来在一系列有关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以及“敌手”，并将对华竞争上升到“自由世界秩序与压制性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高度。为实现大国竞争的“可操作化”，美国政府在涉华政策领域大力构建竞争理念、竞争话语、竞争心态以及竞争氛围，加紧制定并实施“全政府”对华遏制战略，旨在通过美国式的“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强化针对中国的竞争［3］。目前，世界政治正进入一种大致以“后冷战、后危机、后西方”为特征的“新时代”。显然，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型与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型正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进而极大地增加了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困难程度，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任重道远、充满挑战［19］。尽管美国国内也存在理性思考新时期美中关系的声音，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的战略家和学者们似乎在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面前集体失声。2018 年 11 月，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新加坡演讲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一些基本判断：在经济领域，中美之间存在大量的问题与分歧，而特朗普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未能正视并处理好这些问题；如果中美两国无法达成共识以解决当前的争端，会存在“经济铁幕”冲击世界经济的风险；美国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主张美中两国经济“脱钩”，尤其是在与科技相关的贸易与投资方面；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与美国同级别的竞争者并正在推行有敌意的对美政策；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有意识地通过“一带一路”等计划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各种标准，这对美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构成了威胁。这些问题不仅显示出当前美国两党形成的对华共识，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按内可能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考量［17］。这无疑为构建良性的中美经济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其次，从全球层面来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的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2019 年 3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题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的报告，从大国竞争的高度对欧盟对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报告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增长，反映了其成为全球领先大国的雄心。中国再也不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重要的行动者和领先的技术力量；其在世界上的存在，包括在欧洲的存在，应该伴随着更大的责任，即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更大的互惠、非歧视和其制度的开放性。该报告认为，鉴于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欧盟应“再平衡”其对华关系，即中国依然是欧盟的合作伙伴，但在科技领域则是经济竞争者，在治理模式领域则是“系统性的对手”（systemic rival）。显然，参照美国于 2017 年底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欧盟对华政策的立场在向美国靠拢。该报告为欧盟多年来首次就对华关系进行高度反思拉开了序幕。如果说上述报告反映了欧盟对华政策的官方立场，那么德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ies，BDI）于 2019 年 1 月发布的题为《合作者还是系统性的竞争者：德国如何应对中国国有经济的竞争？》的报告则可以被视为欧盟微观企业层面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德国工业联合会迪特·坎普夫（Dieter Kempf）直接将中国定义为德国的系统性的竞争者,并呼吁德国联邦政府联合法国等主要欧盟成员国制定欧洲制造业调整计划，矛头直指“中国制造 2025”和中国的产业政策。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并未向着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而是旨在打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治理模式，而这将成为德国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系统性的竞争者。因此，德国和欧盟必须放弃中国将改变自身行为的幻想，而以实际行动和具体的政策应对中国的崛起。2019 年初，德法两国共同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人工智能研究和技术应用的合作备忘录；同时，两国政府宣布将斥资 20 亿美元开发下一代生物电池技术，这些举措普遍被认为旨在应对来自中国国有企业部门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19 年 3 月，意大利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的“七国集团”国家。此举被视为所谓中国“分化”欧盟的新“证据”，并在欧盟内部引发了应加强对华立场与政策协调一致性的讨论。可以预见的是，中欧经贸关系的走向也将面临更大的来自地缘竞争层面的压力。
最后，从有关各方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层面来看，一些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观念极容易将中美关系引入歧途。其中，以“new cold war”论为典型代表。应当在加以充分辨析的基础上去伪存真，进而始终保持对中美关系冷静、客观的观察，为努力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条件。2018年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国内各界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评论与认识亦不断深化。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从中美战略竞争的高度认识中美贸易摩擦，认为这是美国规锁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从而维护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修昔底德陷阱”①问题也成为国内外各界关注和热议的焦点。有观点认为，中美两国事实上已经落入霸权国与崛起国激烈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并滑向所谓的“New Cold War”，中美贸易摩擦正是这一趋势在经贸领域的反应［19］。“New Cold War”论对中美关系的“政策话语”（policy discourse）形成了不容轻视的影响。然而，“New Cold War”这一概念缺乏逻辑严谨的学理分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冷战的特点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对垒、相互脱离的经济体系、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对抗以及排斥合作的零和博弈，显然这都不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即使将“New Cold War”简单地定义为蓄意的、周密安排的对华遏制战略，目前也远未达到冷战的程度［17］。本文认为，与冷战的实际行动与表现相比，冷战思维对中美关系的潜在影响则更加深远，其破坏程度可能更为严重，值得我们重视并引以为戒。当前，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分敏感和重要的历史关口，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是否必然会导致中美两国走向全面对抗已经成为牵动两国各界敏感神经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想当然地将中美关系与美苏争霸“对号入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概念推演，其无疑为某些政治势力推动美国对华战略朝着更具“敌对性”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借题发挥的素材，从而将中美关系的发展锁定在走向全面对抗的路径上，这无疑是危险而可悲的。事实上，正如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美国学者艾利森本人也认为中美两国并非“注定一战”，并基于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总结了“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20］。因此，我们需要对可能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干扰的错误观念保持警惕，以理性的思辨与建设性的举措推动中美关系始终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本文认为，中国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应对重构中美经济关系过程中的严峻挑战，为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创造有利条件。
第一，尊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逻辑，对冲经济问题政治化对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负面影响。尽管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在大国博弈中总是纠缠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相剥离，但是经济问题有着完全不同于政治考量的内在规律，经济利益与政治考量本身就是国家利益中的一对博弈对手，经济问题政治化始终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应竭力对冲其负面影响。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有两个解释的维度：一是经济增速的差异，即经济增速相对于贸易伙伴国而言放缓的国家倾向于挑起贸易摩擦；二是全球经济增速排名的变化，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主要国家间经济增速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更容易爆发贸易摩擦。前者源于逆差国的不满情绪，而后者则源于全球经济格局调整所产生的冲击。由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率是以生产率为支撑的，因此从经济增长视角来看，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势将取决于两国技术进步的情况以及擦枪走火“意外”的赛跑［21］。然而，这一经济逻辑却被诸多美国政治势力歪曲解读，从而助推了美国“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形成。正如美国著名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贸易政策被白宫内试图压制中国的各方政治势力结合不同的动机做了发挥：一些人企图根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些人以涉嫌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为由试图惩罚中国；一些人希望美国政府强势介入中美贸易，从而纠正日益扩大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些人希望迫使中国全面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另一些人则图谋在中国综合国力超越美国之前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势头等等，不一而足。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政治干扰，贸易谈判才变得如此艰难并时常出现反复［22］。我们应当清晰地看到，经贸摩擦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借题发挥、打压中国的主要手段，中国应当走出针锋相对的政治博弈逻辑，通过寻求双赢的经济合作对冲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
第二，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这篇大文章的题眼在国内而不在境外，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才是破题的关键。正如艾利森所指出的，国内的绩效表现才是决定性因素——国内事务比国际事务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其中三个因素最重要：经济表现创造国家权力的子结构、治理能力让国家为达到目标调动资源、而国家的精神维持前两个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更强大、政府更有能力和团结一致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选择和行动将产生更大的影响［20］。因此，面对构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种种挑战，中国应当化外部压力为内部改革的动力。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通过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与加快创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对外开放带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无疑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应当以构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为契机，做好深化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我们应当跳出与美国的短期利益纠缠，更应避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绑架。面对美国“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应当做到竞争重心下移，即在企业层面、市场层面以及制度建构层面加强与美国的良性竞争，而尽量避免在国家意志与国家战略层面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对抗。因为后者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从而更容易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难以自拔。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对美国乃至全球关切中有利于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相关议题（如所有制中性和知识产权保护）予以积极回应。从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转化增长动能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推进相关改革有利于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创新意愿与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
第三，中国需要能够为西方话语体系所理解的国家战略，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至关重要。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23］。显然，透明的政策、清晰的政策传递与通畅的沟通渠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崛起恐惧。从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反应来看，美国存在明显的理解误区，即将“一带一路”定位为中国试图改变现行全球治理秩序、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举措。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综合考量自身定位、发展经验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互惠共赢的发展思路，是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方式的新探索，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包容性发展而并非挑战现行国际秩序。中国作为已经深深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政策制定方面无疑需要做全球考量。然而，中国政策的全球考量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存在重大区别。中国现阶段的国力和全球存在，决定了这必将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即提出一个愿景和目标，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如基础设施建设）做起，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和调整阶段性目标，从而逐渐向远景目标趋近。这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经验具有一致的逻辑。然而反观美国的全球战略，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阶段的“印太战略”，美国的国家战略从一开始就是鲜明的意旨、宏大的叙事与具体的操作紧密结合。显然，将美国全球战略的思维套用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必然得出背离事实的歪论。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过度反应中可以得到的一点启示是，现阶段中国应当重视其政策措施可能产生的全球外溢效应，尤其是被过度解读的风险。事实上不仅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对“中国制造 2025”以及中国人才政策的攻讦也体现了相同的逻辑。因此，除加强公共外交与民间沟通以消除误解之外，着力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在落地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崛起与以往历次大国崛起的重大不同在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在美元体制内崛起，这使得美国在应对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在遏制手段和方式选择上始终面临种种掣肘：单一的政治和外交施压难见成效，经济制裁则一损俱损。美国是一个以利益尤其是商业（贸易）利益立国的国家，正如美国前总统柯立芝（CalvinCoolidge）总统所言：“商业是美国的事业”（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因此美国的立国理念与政治体制决定了其做出极端的中美双输决策是小概率事件。在研判中美关系发展大势时，不应低估经济因素的分量而仅从国际关系的权力转移视角看待中美博弈进，良性的中美经贸关系将始终扮演“压舱石”的角色。总而言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对两国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如何构建这一“新范式”，中美双方却有着不同的着力点。对中国而言，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赢之道，以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推动中美关系不断深化发展，尤其是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中国能否保持战略冷静与克制，在维护国格并坚守利益底线的同时妥善地处理好内部改革与外部压力的复杂关系。而对于美国而言,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所指出的，美国应当注重内部“流行主义”对威尔逊式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分享全球领导力而非延续此前时代的独霸与控制至关重要［24］。显然，面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中美两国都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毫无疑问的是，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终将对这一“新范式”对全球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贡献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定。（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