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下简称“高层论坛”），都会围绕当下全球和中国经济的重要话题展开讨论。今年高层论坛以“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恰与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吻合。会上的诸多讨论，对于思考中美关系的演变与未来、以及如何顺应全球与中国经济与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变化中的中美关系
笔者连续多年参加高层论坛，虽然中美贸易问题去年才被激化，升级为中美贸易战，但对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其实近年来的高层论坛上已屡有提及。早在2015年笔者参加高层论坛时，论坛的诸多发言便已提到中美角力的现实，这其实为后来贸易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例如，在2015年前美国财长鲁宾的发言中，便提到了一个不正常的新现象，即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美方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实施限制等问题。同时，不仅仅政界人士公开发表对于中美关系担心的发言，论坛的间隙，笔者也不乏听到美国企业对中方的抱怨之词。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更是早在2015年论坛演讲中便将中美摩擦背后的实质说成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笔者亦于2015年在FT中文网发表专栏文章《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非常态”》，提到中美关系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非常态”，中国崛起将对现有国际秩序和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冲击，意味着未来中美双方在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摩擦将不断加剧，中美关系或许已经迈入相互试探、调整和重塑的“非常态”阶段。
对比今年论坛，虽然当下中美贸易谈判仍在持续，中美双方围绕国企补贴、落实开放机制等问题仍然有分歧，但今年的论坛上，外方代表在发言中却对这部分鲜有涉及，大多数发言显得恭敬又不失礼仪。美方商界金融界领军人物达里欧、库克等都对中美经贸前景表示乐观，也有美国代表提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分符合中方论调，相对来看，有警示性建设性的意见却十分有限。
但其实，越是警示性的提醒往往越需要珍视，只有及时的看到问题，提出问题，才能提前做好应对，以免误判局势，加大内外部经济运行的压力。在笔者看来，虽然当下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定是大概率事件，中美双方谈判也已经在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在竞争中性、国企定位等问题上，中美仍有分歧需要解决。必须看到的是，达成协定仅仅是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后续贸易承诺执行机制仍然十分重要，可以预见协定落地执行的过程中也难免会有更多波折。
扩大开放应对外部压力
当然，在改革开放走过四十年的时间当口，应对外部风险，当下中国高层传达出的信息已然清晰：即将对外开放推向更高的阶段。例如，在本届论坛上，中国决策层的发言便传达出明确的开放信号。如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不仅仅在金融领域，将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并加快电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开放进程。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表示，将认真实施《外商投资法》，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并规定禁止强制技术转让，走开放合作之路。
央行行长易纲表示，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也表示，下一步资本项目开放将着力推动少数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提高可汇兑项目的便利化程度。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则提出，下一步金融开放的方向和领域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取消或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在规模、年限、股东类型和持股比例等方面的数量性限制，以及拓宽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等。
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决心已然明确，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和表态也相对积极，是值得肯定的。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虽然面临中美贸易纷争的外部不确定性，但自去年在博鳌论坛后宣布一批开放措施之后，特斯拉就已经宣布在上海投资50亿美元建厂，同时巴斯夫、美孚亦已在中国启动了百亿美金项目。而“一带一路”方面，中国不仅已经同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近日亦与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意大利成为首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扩大开放能够持续推进，不仅是缓释外部压力的需要，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发展提供重要契机，是平衡内外部压力下的最优政策选择。当然，未来在推动新一轮开放的过程中，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例如，对外如何与美国就开放与监督机制达成一致意见，减少外部压力，仍有待最后确定。而对内如何真正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取消各种对外资的隐形限制，也并非易事，具体如何执行，仍然是值得重点观察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