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70年是在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发展和壮大的70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农业创造了许多令世人敬佩的奇迹：中国农业在中国这块人多地少机会成本极高的土地上解决了千百年未能解决的粮食问题；中国农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地支持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并进入农业现代化的快速通道；中国农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具有自己特色的农业市场化经营。鉴于70年的中国农业与工业化一直相随同行，本文按照农业与工业相互促进的关系，将新中国成立70年的中国农业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通过对三个发展阶段逐一分析，回顾和总结中国农业70年的特点和轨迹，旨在对今后进一步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传统农业改造阶段与工业化形成阶段
中国农业的最初30年与改造传统农业和培育工业化密切相关。由于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中国不得不采取城乡二元封闭的制度，中国农业为此担当着重大的责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阶段的中国农业有两大项历史的担当：一是为解决中国千百年来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提供农产品，二是为实现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伟大转变提供资金积累。在这个阶段，中国农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在整个共和国发展中是值得大写特写的辉煌一页。
1.为中国工业化提供最原始的积累
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承诺，同时也是共和国诞生之初就开始奋斗的目标。在几乎凋敝的传统农业基础上，不仅要解决世界人口最多，千百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还需要支持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形成的工业化，这是何等艰难的伟业！
世界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原始积累，有来自殖民地的直接剥削，有通过战争抢夺原住民的大量土地资源。中国的工业化与这些国家不同：一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后发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剥夺殖民地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二是由于人多地少，老祖宗留给中国农业发展的机会成本太高，中国只能在农业资源相对贫乏、温饱尚未解决的条件下，走上一条极为艰巨的农业发展道路：一方面要发展农业，解决历史遗留下的温饱问题，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要从农业发展中获取工业化必需的积累。
为了加速工业化，中国在这个时期不得不采取相当高的积累率。1952—1978年积累率为29.5%，其中1959年为43.8%。高积累的资金主要来自农业。1952—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积累了几千亿元；农民每年向国家缴的农业税在27亿—32亿元；通过农民储蓄，国家的积累约为155.5亿元。国家依靠农业积累的资金，1952—1978年累计达到了4452亿元左右,年均约171亿元。这个数据大体与当时国家规模以上固定资产原值相当，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工业基础形成主要来自于农业提供的积累。
正是来自于农业的巨大积累，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相对独立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千瓦时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千瓦时；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特别是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中国决心发展尖端技术后，中国迅速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发射了导弹、人造卫星，为国防工业、航天事业等尖端科技，为今天中国全面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造落后的传统农业，不然我们不能在较短时期内解决数千年来尚未解决的吃饭问题，也没有能力支持形成和发展工业化。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指导”“全国大办农业”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八字宪法”，提出优先实现水利化，全国农村围绕农业水利化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并提出“农业根本出路在机械化”，广泛推动农业机械化等运动。
其一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装备水平。历史上，中国农业一直沿袭几千年来“畜力加人力”“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为了根本改变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国家及时提出了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举措。
根据毛主席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指示，全国大修水利，兴建了很多水库和灌溉工程，并以水利为中心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仅1958年的头四个月就扩大灌溉面积1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的灌溉面积的一半。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同时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这些水利工程至今对中国农业仍然在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业生产基本上依靠“畜力加人力”的落后方式。1949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仅为8.10万千瓦。这个时期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有两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主要是新式农具推广阶段。鉴于当时中国工业基础太薄弱，重点放在对旧农具的改造上。全国共设立新式农具推广站591处，集中推广双轮双铧犁、新式步犁、水田犁、山地犁等新式畜力农具。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农业机械化重点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国家成立了农业机械部，中国工业化发展有了初步成效，农业机械化推广成为了可能。但是还只能集中在国营农场试点，主要依托国营机械化农场和国营拖拉机站。这个阶段中国有1274万公顷耕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耕作。1966年，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是农业机械化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仅全国大型农业机械厂就有1400家，农机修造厂有2800家，拖拉机数量达到56万台，与1966年相比增长了十多倍。年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产量是140万台，增长了65倍。这时全国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机，有半数以上的生产大队有拖拉机或手扶拖拉机。其他如柴油机、播种机、脱粒机、粉碎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也逐渐投入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1980年农用动力中，人∶畜（头）∶机（千瓦）的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为100∶16∶47，畜力相对减少了11%，机械动力增加了10倍以上。在经济发展相对先进的上海郊区基本实现了耕耙、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村照明全部用上电灯。广大农民长期盼望的“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终于变成现实。
其二是大力推广良种增施肥料。解决了灌溉，种子和肥料是农业增收的关键。大力推广良种增施肥料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中国农业发展的重点。第一，实现良种化。种子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影响甚至决定了农作物产量和质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举措，首先是实现良种化。具体路径是两条腿走路。采取由上而下的普及良种的方法，走“家家选种，户户留种，乡县层层评选”的路径。同时对来自实践的好品种（含外国的品种），通过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升之后推广普及。1949年中国主要农作物的良种覆盖面积为1000万亩，仅占当时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左右。实现良种化之后，1950—1957年，良种更换了3—6次。1957年全国良种播种面积增加到12.2亿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52%。通常每更换一次良种可以增产10%产量。可以说这阶段的中国农业中的各种作物经过多次更新换代，全部实现了良种化。第二，增施肥料。20世纪50年代推行“农家肥料为主，商品肥料为辅”的方针，要求农民“家家养猪，修圈积肥”。中国农村1966年实现农业人口“一人一猪”，1971年实现耕地“一亩一猪”。每亩施肥量由1952年的1500斤增加到2500斤，丰产地区超过万斤以上。随着中国工业化迅速发展，中国自1958年开始兴建了上海吴泾化工厂等大型氮肥厂。20世纪70年代初又从国外引进13套大化肥成套设备。到70年代末，全国中小型化肥厂有2000多个，大小化肥厂星罗棋布，遍及各地市县。1978年全国化肥生产量约1000万吨，亩均6.3公斤（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30公斤），化肥施用量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
3.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村土地大部分归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70%的贫农、雇农、下中农则无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农民终于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土改之后不久又建立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96%。
1956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其标志是高级社，全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这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由初级社发展而成，规模较初级社大，特点是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1958年后不恰当地以乡镇为单位发展为农村人民公社，但一年后中央又提出建立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基本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有论述，苏联有实践，但在中国却是一种伟大的尝试。在尝试过程中曾经存在着过快（合作化过程过快）过大（公社化规模过大），以及过度集中（集体劳动过度集中）等问题，但是至少在这个时期集体劳动对于当时缺乏机械条件下的抢种抢收，集体购置大型农具，以及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等劳动密集度强的劳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农业科技推广站、供销社和农业信贷社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中国农村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站组织良种选择培育以及新农具、新的耕种栽培方式的推广。农村信贷社通过信贷帮助农民购置新农具、新车辆，以及耕牛、马、驴等生产资料，农业供销社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供应和农副产品的销售服务，都为中国农业科技推广、农业要素服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破解二元结构与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
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现代工业的建设初见成效，于是终于可以破除二元结构，解除中国农民承担过度的包袱。在破解二元结构的同时，按照农业自然规律和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破解二元结构之后，农业与工业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为本阶段的鲜明特征。
1.为农民松绑减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承担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农民承受的压力太大，因此改革之初主要为其松绑减负。当初的设想是与其有不少地区的农民上缴完公粮后家中无粮不得不吃返销粮，还不如让这些农民自己承包土地耕种，缴完公粮和提存后全部留给他们自己。这些最初来自基层的做法，开始为许多人不理解，因为这与来自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传统模式很不相同，中央开始也不同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可以按定额计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是，党中央尊重群众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不久就肯定了农民创造的生产经营方式。
中央及时总结了各地形形色色的承包模式，提出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坚持集体公有制的基本前提，以及有关诸如农田规划整治、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配置管理和其他有关整体利益方面实施集体统一管理外，对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权利则交给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民，这就使农民家庭成了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即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因此，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2.破解二元结构，推翻阻挡农村商品经济的藩篱
二元结构在中国主要体现在城乡封闭的二元制度，即用行政制度阻止城乡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民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于是具有了利用市场机制获得生产经营要素的流动性。农民可以支配“剩下是自己”的部分产品直接进入市场，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种植品种和茬口。这就成功地冲击了中国以封闭为特征的二元结构。
一是农业资源空间的流动性。在二元结构体制下，农业资源封闭没有流动性。现在出现了农业资源配置的空间的流动性。根据市场需求、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要求，农业生产要素可以突破原来农业经营的空间重新集聚。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要素大量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公司集聚是其生动的体现，自从推行三权分置以后，这种空间新集聚更加显著。2016年占农民承包土地总面积35%的4.7亿亩土地，突破了原来农业经营的空间，进入新的农业空间，即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主体。到2016年底，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达41.7万个，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13.03万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约为9.73万亿元。
虽然还有2/3的耕地仍然分散在原来的承包户之中，但是这些新型农村经营组织，尤其是其中作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的龙头公司，通过“协会+企业+中介组织联合体+农户”等形形色色的模式，实施农业产前产后服务，可以有效地将成千上万分散的小农不断地纳入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网络。
二是整个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得以改变。首先，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建立瓦解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客观上给予农民对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实际占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于是作为中国基本法的宪法，明确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代之而建立的是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村民委员会。其次，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建立推翻了阻挡农村商品经济的藩篱，并为农业商品经济保驾护航。在人民公社高度集中体制下，片面追求“以粮为纲”，对于可以成为农村商品资源的多种经营甚至每家所养鸡禽数量也被限制。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国家允许农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农产品收购、加工、批发、贩运和零售活动。再次，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建立破除了统购统销为核心的农村流通体制。由于农村物质及其匮乏，农村商品经济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此对应的必然是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国家鼓励和引导农民从事多种形式的农产品流通活动。家庭联产责任制引起的中国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在本质上是中国农业在集体所有制条件下，推行市场经济的一次尝试。
3.工农业互相促进，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二元结构的逐渐破解，最大的贡献是促进资源在产业间的自由流动，并实现最优配置。一是大量农业生产资料进入农业。一方面，工业发展壮大后给农业提供生产资料的能力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家庭联产责任制实行后农户收入提高，具有了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力，从而明显改善了中国农业的生产物质装备。2004年以后，中国农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2000多元，年均增加520元。2008年，农户家庭生产用电达91.4千瓦时，比2003年增长56.5％。从机电排灌面积看，2008年达到3928万公顷，比1990年增长45％。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成为工业化的生力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劳动力有了剩余；城乡封闭结构的松动，使得剩余农业劳动力能向非农业转移。但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与中国城乡封闭体制的逐步放开相匹配，实践中分两步走。
第一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由于城乡封闭结构处于松动而没有完全破解的状态，作为工业生产要素的生产资料可以在城乡间流动了，但是农民只是可以在农业与工业间，而不能在城乡不同空间流动，于是出现了席卷全国的“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其中以江浙和广东等沿海地区最盛，在这些地方乡镇工业所产生的GDP往往在当地国民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甚至于“三分天下有其二”。
处于分散粗放不成规模的乡镇工业虽然有其先天的弱点，但在当时宏观背景下适逢其时，发展得勃勃生机。一是刚进入乡镇企业的农民素质普遍不高，但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对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要求一般不高；二是乡镇企业通常不具规模经济，但是它们有比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船小好调头”，能及时调整经营方向，特别是在当时国企仍然在旧体制之中，改革没有展开之前，显示了较强适应性和生命力。它们对于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起到强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步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一是由于中国城乡封闭体制的逐渐破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对于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开始松动，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从限制农民流动，逐步转向承认流动、接受流动、鼓励流动。二是随着国企改革深入开展和外企纷纷进入中国，中国乡镇企业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方面的固有弱点逐渐显露。于是代之而起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逐渐成为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主要形式。
由于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波动，但一般维持在3亿人左右，占9亿农民的1/3。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在农民工总量中，外出农民工达17185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达13710万人。农民工务工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冀（2215万人），长三角地区（5387万人），珠三角地区（4722万人），有12324万人，约占农民工的43%，外出农民工70%以上。
农民非农化转移的作用：一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原来1/3农民（农民工）的收入，农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每年41820元，是同年农村可支配收入12432元的3.4倍。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工业部门的工资比维持生存的农业部门的收入高出30％左右，必然形成城市工业对农村劳动力强大的拉力，可见中国农民非农化的内在动力十分强劲。此外，1/3农民外出就业，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意味着扩大了1/3的农业生产规模，间接地提高了另外2/3农民的收入。二是为推进中国工业化做出世人注目的贡献。“离土又离乡”“进城打工”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非农化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按当年不变价计算，这个时期中国工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35.2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678.5亿元，年递增23.53%。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对GDP贡献率达21%。
三、大规模反哺农业与全面建设新农村
进入21世纪，中国工业化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全社会全面建设新农村的阶段。
1.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的必然性与时期
在工业化早期主要是农业要素向工业集聚，当工业化发展之后又向农业反哺（即反馈），即工业要素向农业流动。其原因有二：一是任何一种新型产业或者技术成熟发展起来后，必须对传统产业或技术进行更新改造，不然新产业或新技术不可能最后发展成熟。从农业中形成壮大后的工业，当它发展成熟后必须回过头来用新的技术装备和组织方式对农业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改造。二是传统农业由于主要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且生产方式落后，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力量发展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是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需要工业将自己的技术、组织方式和生产要素改造农业。于是当工业化成熟之后，大规模对于农业的反哺成为世界工业化国家共同的路径。其中美国发生时期最早在1929年，尽管当时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韩国作为后发国家则起步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达国家工业对于农业大规模反哺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1947年到1961年14年中，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都先后进入到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的阶段。但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当时的工业处于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与农业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工业化经历了艰苦创业后，终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初虽然离发达国家工业现代化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总体上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从而迎来了工业可以大规模反哺农业的时期。
2.反哺农业的两个阶段
一是反哺农业的启动。中国的反哺农业政策从21世纪初中央开始酝酿。重点是如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采取对于农业要“多予、少取、放活”政策。200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中国将在国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在深入挖掘农业和农村发展潜力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走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随着国民经济的实力增强，国家财政对于农业的投入逐渐增强，1987年只有195.72亿元，1998年开始上了1000亿元台阶，到2006年上了3000亿元台阶，为3172.97亿元，是2000年的2.57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反哺。其中又有三类：第一，城市基本建设的重点向农村倾斜，打破城市建设以城市为重点的传统。第二，通过种粮直补，良种补贴、种植绿肥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补贴，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三，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完善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二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2018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于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成为了大规模反哺农业阶段，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其核心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并涉及农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按照“远粗近细”的原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阶段性目标任务作了部署。分别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将原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间提前了15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正是中央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70年是党领导下中国农民既不甘落后、敢为人先，又脚踏实地、砥砺前行的70年。回顾和总结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程，不仅对于今后农业农村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国乡村，而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1.艰苦卓绝，大胆探索，锐意进取的精神
70年中国创造了许多古往今来的奇迹，其中有中国农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农业承担着为千百年尚未解决温饱的难题，以及实现工业化百年来的期盼的双重任务。但是面对的是却是一片凋敝破落的国土。中国农民是用愚公移山精神，披荆斩棘的意志，脚踏实地的苦干实现了自己的辉煌。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拖拉机，就大力推广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没有良种，就在家家户户，村村乡乡，层层选拔农民自留种子，加以提纯复壮；没有化肥，就动员农民每家每户养猪肥田，实现每亩一猪，每户一猪；没有灌溉条件，就开山辟水，手抬肩挑，用汗水兴建一个又一个如红旗渠一般的水利工程。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能建设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门类全齐的独立工业体系，中国农业立了头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灵魂。
中国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条件与近现代发达国家很不相同。美国在工业革命之初利用原住民留下的广袤土地，很快就实现几乎人均一吨的粮食产量；英国由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提供廉价的粮食，自己国家原来种植粮食的土地可以置换给附加值更高的畜牧业；支持日本工业革命的第一桶金则来自沾满中国先民血汗的“赔款”。所有这一切，我们没有也不能有。
中国地少人多，老祖宗留给我们农业的机会成本很高。而且中国农业一开始就承担着农业自身发展和支持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双重任务。这一切决定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历史赋予中国农民成为工业化培育和推动的主力军。有些学者对于前3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有非议，认为如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经济发展会更快。对于这段时期的城乡二元封闭制度必须实事求是的辩证看待。现在我们破解二元结构的体制正当时，也有条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充分促进劳动力和资源在农业内部和城乡间高效合理地流动，但却不能对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过于苛求。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不采取阶段性的城乡封闭制度，以便于从农业中获取工业化需要的资本，还有什么渠道可以在极短的时期内集聚到实现工业化的必要资金！
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的道路也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由于人多地少，国家体量庞大，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不能走美国式的单纯以劳动生产率为主的道路，也不能走欧洲一些国家通过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产业，换取国际市场粮食的道路，更不能走日本凭借经济实力主要依靠国际市场采购农产品的道路。我们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粮食基本自给的基础上，采取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兼顾的发展道路。
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与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制不同，中国实现的是区域范围内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但也不同于苏联等国家曾经推行的集体农庄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农村村落小农众多，人均土地比重小的国情，采取的是农村合作经济的基本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创新性地推行农村集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又进一步实施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让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可以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充分地流动起来，使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
中国农业70年发展一脉相承不可分割，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与中国工业化血肉相关。在上述划分的第一阶段是农业对于工业的支持，第二阶段是工业和农业的互相支持，没有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进入工业，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同时没有工业对于农业的装备设施支持，就不可能快速改变中国的传统农业，进入现代农业的快速通道。
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引用马克思如下一段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70年农业是从“既定的”“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发展创造。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与后40年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逻辑关系。不能用30年去反对后40年，或者用后40年反对前30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如果没有前30年的农业发展，中国至今也许连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他一切发展岂不空谈。没有改革前粮食逐年的增产，就不可能有改革后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农业多部门全面发展繁荣。如果没有后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业不可能探索出一条与中国国情和农业特点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方式。没有后40年国国民经济的强劲发展，也就没有大规模反哺农业的经济条件，没有能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农业是一本书的上下篇，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国农业的70年又像锁环，环环相扣不可分离的。
4.以农民为本是70年农业发展的核心
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是自农村合作化到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毛泽东认为农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邓小平认为农业改革“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回顾7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功，没有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为农民拥护，不是为农民谋利益的。土改和合作化使中国农民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摆脱“贫困”，成为可以勤劳致富的商品生产者，发展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使亿万农民从事报酬更高的二三产业等。同时7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功，没有一项不是充分动员和以农民为主力而成功的。违背了农民利益不可能成功，不能动员农民参与其中，只是少数人指手画脚也不可能成功。70年中国农业以农民为本即是指农业的发展必须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又必须以农民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根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