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争端一波三折、全球经济再次集体放缓、包商银行事件引发中小金融机构和低信用等级融资困局，对中国经济的各种挑战应接不暇。短期来看，应对这些挑战的可选项很多。恰当的应对措施顾全当下的同时也改善了经济韧性，面对以后的冲击更加从容。不当的应对措施顾全当下，但破坏了经济韧性，让以后的局面越来越难应付。笔者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政策三个方面，讨论中国宏观经济接下来的对策组合，这些对策力图在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也增强中国经济未来的韧性。
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温和通胀
货币政策以保持温和通胀为首要目标。发达国家货币当局将2%的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或者几个货币政策目标中最重要的目标，这个做法一方面是因为保持温和的通胀对经济成长至关重要，是企业盈利、工人工资和政府税收最基本的宏观保障；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货币当局才有政策工具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经验也是如此，温和的通胀避免了资源闲置，是经济景气度的最佳保障。特别是对于身处于企业生态链最薄弱环节的中小企业，温和通胀意味着收入和利润的基本保障，这是对他们生存是最大的保障，通缩则意味着大量中小企业率先破产。
通胀指标宜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的加权值，通胀目标2.5～3%之间为宜。就中国情况而言，考虑到中国仍是个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中高速成长型国家，经济内部有更大幅度的相对价格调整需要，中国适应于稍高于2%的通货膨胀目标，比如2.5%-3%区间的通胀，这给相对价格调整留下了更充分的空间，减少了结构调整中的过渡期压力。中国经济从支出角度看投资占比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从生产角度看工业占比远高于发达经济体，CPI对经济活动的代表性不够充分，月度频率上CPI和PPI的加权组合，或者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减指数，更适合作为反映中国整体经济活动的通胀情况。
目标通胀率站稳在2.5～3%之前，货币政策应该对经济持续给予持续，不能急于收缩。对杠杆率、房地产价格泡沫等问题的担心不适合使用货币政策工具。金融稳定在金融危机以后也越来越多地纳入货币当局视野，维护金融稳定任务应主要借助于宏观审慎类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难以奏效且成本高昂。瑞典经验值得关注，瑞典央行出于对房价和居民债务的担心，在2010年7月将利率从0.25%上调至2011年的2%，而2010年7月瑞典的通胀率预测仍低于2%，失业率也高于潜在水平。这个政策实施以后瑞典经济复苏的步伐停止，直至2014年瑞典货币当局认识到瑞典通胀率接近于零和失业率过高的局面不能接受，重新将利率调回到零，2015年甚至进入负利率区间。这个期间内，货币政策操作对瑞典债务和房价的影响很小。
自由浮动或者宽幅区间内的自由浮动是当前比较理想的选择。浮动汇率是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关键保障。浮动汇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给定社会各界对浮动汇率的普遍担心，也可以退一步采取宽幅区间浮动。即人民币汇率在一个较宽的区间内可以自由浮动，充分发挥汇率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释放人民币贬值或者升值压力。如果达到了区间的上限或者下限，这个上限或者下限被认为是严重脱离了经济基本面的严重超调，汇率背后有大量投机行为的支撑，货币当局出面将汇率固定在上限或者下限水平上。具体操作中，是在当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定价公式中淡化或者抹去篮子货币因子，仅在汇率波动达到上下限的时候才引入逆周期因子。
做不到自由浮动或者宽幅区间浮动，在一个特定时期内钉住与经济基本面基本一致的汇率可作为权宜之计。引入浮动汇率总是充满争议，如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短期内做不到，权宜之计是在一定时期内钉住美元。钉住美元就丧失了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积极作用，甚至会招致投机资本冲击。在人民币汇率没有严重偏离经济基本面，货币当局有充足的政策手段且较高可信度的情况下，投机资本冲击无利可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采取了这种策略，这个期间内的资本流动基本稳定，货币当局没有面临太大的资本净流出或者净流入压力。
最糟糕的情景是持续地渐进贬值或者渐进升值，需要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设计上杜绝这一点。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两点在过去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重点考虑的因素合在一起，很容易就形成了持续渐进的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的局面。外汇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为了反映市场供求人民币就要贬值，为了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通过市场干预的延缓汇率贬值节奏的做法看似兼顾了上面两个目标，然而这种做法带来了新的严重问题：渐进贬值带来了持续的贬值预期，这会进一步激励资本净流出，而资本净流出又会加剧贬值压力，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部分资本净流出与经济基本面无关，纯粹来自机制设计缺陷。
财政政策：稳总量、优结构、增韧性
稳总量，落脚点是保持广义信贷的稳定增长。广义信贷是一个经济体居民、企业和政府债务的总和，主要债务形式是贷款和债券。每创造一笔广义信贷的同时都在创造一笔金融资产，因此广义信贷的增减不仅是债务的增减，也是经济个体持有的银行存款、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增减。在中国以债务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广义信贷增长乏力等同于全社会金融财富增长乏力，等同于购买力增长乏力。保持广义信贷增长稳定，一般被视为货币政策任务，但是在当前中国环境下广义的政府支出活动对广义信贷能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是中国，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MIT)学院教授布兰查德和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经济学界也在倡导财政政策应该在刺激总需求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当前广义政府活动（包括一般政府支出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广义信贷增量占据全社会广义信贷增量的40%～50%，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中国经济正处于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资本密集型企业跨过了发展的高峰期，企业部门信贷增长急剧下降，近年来一直靠广义政府信贷增长填补企业信贷增长的下降，勉强保持了广义信贷增长的基本稳定。这个过程中全社会广义信贷的增量越来越多地依赖广义政府信贷增量。2018年受资管新规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治理影响，基建投资大幅下降，广义政府信贷中涉及影子银行业务的信贷增量大幅下降，宏观经济运行随即出现过度紧缩的局面，2018年下半年影响尤甚，受影响最显著的是企业生态链条上最薄弱的中小企业。2019年初对政府部门的广义信贷有所放松，经济也随即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接下来的时间里， 居民部门信贷一直保持较高增速，缺少进一步上升空间；企业部门在结构转型压力下广义信贷增速持续下降，近期内难有大的突破；政府广义支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成为广义信贷以及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压舱石。出于防范风险和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考虑，政府举债和支出结构方式还有很大调整空间，但不应妨碍保持政府举债总量的适度稳定增长。
专项债远不足以支持基建需要，需要为公益类基建融资建立新渠道。中国2017年的基建总规模是17.3万亿元，包括了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万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1万亿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8.2万亿元。粗略估算，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当中，有半数以上是缺少现金流支持的公益和准公益类项目。全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当中，预算内资金只有2.4万亿元，远不足以支撑缺乏现金流支持的公益和准公益类项目建设。2019年专项债发行大幅提高，这些债券只能支持那些有较好现金流收益的基建项目，难以对接缺乏现金流收益差的公益或准公益类基建项目。如果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定，同时商业金融机构严格把关贷款项目的收益状况，基建投融资将面临断崖下降，全社会广义信贷也面临断崖下降。如果不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商业金融机构藏匿的风险会越发严重。解决上面问题，需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应该为缺少现金流收益、但社会发展确实需要的公益和准公益类基建项目融资，不仅是专项债融资，同时也需要增加其他渠道对接那些没有现金流收益的项目建设。
优结构需要鼓励消费，减少生产者补贴。整体而言，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并非产能不足，而是需求不足。这种环境下补贴生产者让供求失衡持续，起不到扩大产出的作用，且补贴带来赤字难以持续。需求是短板的情况下，利用财政手段鼓励消费能更好地起到扩大产出效果，且补贴支出能够被额外的政府收入所弥补。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短板是仍有大量低收入流动人口难以在城市安家，通过财政政策手段支持低收入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家（比如对低收入流动人口的住房、教育和医保补贴），这将会带来新城市居民的巨大消费增长潜力，这是一个消费提升和效率提升的良性互动进程，期间也会带来财政收入提高进而补贴支出，减少财政赤字。
减少生产者补贴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江飞涛等指出，“我国政府补贴规模庞大，覆盖了所有行业，名目之多举不胜举。过度和泛化的补贴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一是破坏公平竞争，造成竞争扭曲，导致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二是保护低效率企业，导致优胜劣汰受阻，不利于配置效率的改进与过剩产能的自发调整。三是补贴的大量存在以及当前补贴多为选择性补贴的特征，容易滋生设租寻租行为，反而不利于激发创新。四是大规模、不透明、名目繁多的产业补贴，成为贸易摩擦关注的焦点”。
优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尽管我国保持了较高的基建规模，但是在基建内容的结构和区域布局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以几个人口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在人口集聚、知识集聚、创新集聚的效应越发突出，成为中国几个最具增长潜力的增长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都市圈内部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效率不高，特大城市中心区域与郊区的互联互通效率也有待完善，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效率的必要条件。
增韧性需要尽快出台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综合治理方案，政府要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多管齐下处理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存量。当前经济运行中，从债务可持续性角度看最脆弱的环节在于地方融资平台和大量中小金融机构。包商银行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在于包商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也不仅在于流动性问题。如果仅仅是这些，市场不至于对中小金融机构同业业务产生广泛、持续的怀疑。众多金融机构面临的类似问题是他们资产负债表当中的资产方有相当规模的资产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或者债券，而这些资产是一些难以带来充分现金流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资产只能通过借新还旧继续留在金融机构账目上而没有作为坏账处理。这让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金融机构处于异常脆弱状态。一旦借新还旧的进程出现问题，大量融资平台和金融机构立刻面临资不抵债的破产风险，这些风险会进一步传播至金融市场其他部门和实体经济领域。
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需要立足于下面工作。首先是项目分类，厘清地方隐性债务中哪些是难以交给市场的公益/准公益性质项目，哪些是可以交给市场的有充分现金流保障的项目，还有哪些是已经坏掉的项目。其次是分类处理，公益/准公益性质项目的债务由政府来背，这需要政府增加债务，其实质是用低成本政府债替代高成本企业债，不增加全社会债务水平。可以交给市场的项目通过市场化方式处理，彻底摆脱和政府的干系，这首先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出售资产、推动破产重组等方式推进，针对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债务的地方政府最终还是要由中央政府出面化解困境。
以开放体制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降低进口关税，避免有效进口税率上升。应对中美贸易争端，中国被迫对美国部分进口商品施加报复性关税。这是出于贸易谈判需要的不得已做法，中国国内对来自美国商品的进口替代能力不强，进口关税带来的进口品价格上升对国内经济带来了额外的负面冲击。降低对其他区域的进口关税有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增加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减少进口品价格上升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其次，增强其他地区的企业相对美国企业对中国出口的竞争力，这会刺激这些美国企业劝说美国政府避免贸易战；再次，中国社会各界一直以来赞同并坚持对外开放策略，保持较低的进口有效税率水平本身也是这一策略的具体体现，显示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姿态，特别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时候弥足珍贵。
坚持在多边框架内解决国际争端，积极参与包括CPTPP在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无论中美是否能达成谈判协议，中国都需要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中国都需要谋求更友善的国际经贸环境。这必须落实在具体的细节当中，需要具体的工作抓手。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是当前重要的工作抓手。
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相比，CPTPP规则标准有所降低，且近年来中国已经在许多领域都做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措施，如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外资准入、服务业开放等，这使得中国离高标准规则的距离越来越近。在任何情景下，中国加入CPTPP获得的收益都将比不加入有大幅增加。全球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的测算结果，在不同情景下，中国加入CPTPP将会拉动GDP增长0.74～2.27个百分点、出口增长4.69～10.25个百分点。中国加入CPTPP有利于参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建设。目前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可能路径有三个：亚太自贸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FTAAP）、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中国已经参与FTAAP和RCEP，如果中国再加入CPTPP，有利于参与整合这三个路径。从多边视角来看，世贸组织改革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贸易规则层面的重塑，CPTPP一些规则未来也会纳入到世贸组织的多边层面。中国加入CPTPP后，对规则的接受能力提升，不仅有利于提出自身的世贸组织改革方案，也有利于更容易接受未来多边层面的新规则。
对内部和外部的市场开放，加强中高端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从实体部门来看，中国每年大量出口货物，进口服务，赚取大量货物贸易顺差的用途是填补服务贸易逆差。2014—2018年间，货物贸易顺差在4000～5000亿美元之间波动，5年累计23712亿美元顺差；服务贸易逆差则是年年攀升，从2014年的2137亿美元逆差上升到2018年的2922亿美元逆差，5年累计12164亿美元逆差。服务贸易逆差当中，占据重要部分的是中国居民到国外的旅行支出，过去5年间旅行项目下的逆差达到10501亿美元，占全部服务贸易逆差的86%。旅行项目涵盖了我国居民境外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购买的非居民服务和货物。
同样的一笔要素投入，可以配置在出口或者进口替代部门，将由此带来的外汇收入购买国外服务；还可以直接配置在国内服务业部门，对进口服务形成替代，这样对出口和进口替代的也会下降。在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中国货物在全球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并对他国构成越来越强烈竞争关系的环境下，前面那种资源配置模式将会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力，后面那种模式应该得到更充分的重视。需要为后面那种模式解除发展瓶颈，支持中国中高端服务业发展。这需要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平等对待，需要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开放，需要降低中高端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需要在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完善监管措施方面做出改革。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更平衡发展，也是谋求更友好国际环境的重要经济基本面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