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领导人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内容就是互联互通,中国领导人说,“今天,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①。“一带一路”倡议是欧亚大陆的合作发展之网,是多方参与的、开放融合的合作网络,互联互通植根于人性之中,人类编织了多张沟通、碰撞和交流之网。互联互通包含的多样性和互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多元文化是现实,互动交流是必然,未来的全球秩序就是实现多元共存。未来的全球秩序就是“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作、地区合作、南北对话,我们这个多层面的时代所需要的所有支柱和环节都包括进来,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提供一个大家能够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②中国外交的转型就在于与世界秩序的转型共振,融入世界秩序变革的潮流之中,承担构建和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
1互联互通与国际体系的塑造
互联互通(connectivity),一开始为电信领域使用的术语,它是指运营商的网络与不在该网络的设备或设施之间的物理链路,它包括设备间的互联以及网络间的互联。“最初互联网是我们的目的地,如今,互联网就是我所在之处。它同货币、宗教以及政府一样无处不在,成为一种通用的规范。互联网民的数量超过了任何国家的公民数量,互联网的参与者数量超过了任何宗教信仰者。”③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政治的运行逻辑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互通从电信网络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是从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开始的。
从国际关系演进的角度而言,互联互通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文化观念在文明区之间的传播是人类事务的正常状态。因此文化的演进不仅是对自身内部动态的回应,也是出于和其他甚至遥远的文化发生碰撞的回应”(1)。就像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那本书名中所昭示的,有文字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推动历史变化的主轮就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这种接触引起双方的重新思考,在某种情况下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互联互通带来了“挑战—回应”,在互联互通的过程中界定了边界,也在改变着边界。历史就是多元组织形态互联互通网络不断形成、演变、冲突、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新旧网络不断转换的过程。
互联互通,简而言之就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诉求、过程以及状态,内涵于人性之中,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群体性存在,只有互联互通才能形成组织,而组织具有时空的维度,人类组织的形态不断演化,而其规模也不断消长。“人类地理学的真正本质,是文化。”(2)时空因人与人的互联互通而产生,同时互联互通改变了人的时间观与空间感。我们可以将互联互通分为价值型互联互通与功能型互联互通,功能型互联互通主要来自交通、通讯等技术进步推动了联通水平的提升;价值型互联互通主要是交易网络的构建、文化与认同的交流。功能型互联互通是显性的,比如铁路等;价值型互联互通是隐性的,比如宗教信仰等。
互联互通既界定了边界,同时也在改变边界,边界包括自然边界以及身份的边界,自然边界会因为交通工具的革新而发生变化,同时人们身份和认同的边界也会发生变化。互联互通的程度和水平会形成不同的边界,因此边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是一个变化的概念。简单来说,人类要形成一个组织,就需要一个边界,也就是我者与他者的区分。同时,有了边界才能更好地去看待互联互通,否则就只是自我交流了。不同组织之间的互动交流形成了所谓的体系,最终会形成一个复杂系统,一个多层次叠加的网络。因此,互联互通可以说是复杂系统自我演化的动力,对体系以及体系中的组织(要素)都是双重的塑造。
互联互通改变了体系的广度、密度和深度,塑造了不同的国际秩序形态。从广度而言,体系规模的扩大,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经过千万年的努力,最终覆盖了地球表面大部分的地域,人口的迁徙和移动构成了体系规模扩大最缓慢而持久的力量。马、牛等大型驮畜的驯化,马镫的发明以及风力的利用等,使人类利用自然实现了体系规模的全球化。
体系的密度意味着互动频度的提升,直到人类开始使用化石能源之后,体系的密度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殖民体系的建立并不完全等同于地理大发现,欧洲工业化的高度发展才是殖民扩张的根本原因。”(3)尤其是蒸汽动力的使用,电磁信号的发现和使用,跨洋通讯得到推广,跨洋交流的成本和时间大大降低。铁路网络的建设使陆上旅行时间大大压缩,人的空间感来自于跨距离移动的时间,速度的提高压缩了空间,甚至说消灭了距离。“全球基础设施的发展正使得世界从割离走向互联,从民族分隔走向融合。基础设施就像将地球上一切组织联系在一起的神经系统,资本和代码就是流经神经系统的血细胞。”(4)可以说,国际体系的密度在过去一个世纪,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以来的计算机革命之后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提升,我们甚至可以说国际体系密度的发展也符合“摩尔定律”,互联互通密度提升的同时成本急剧下降。体系密度的变化带来了体系的结构性分化。有广度缺少密度的体系中会存在多个体系,广度和密度的叠加必然会出现复杂结构或者等级结构。“在19世纪,一场全球转型深化了发展的意义,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逻辑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产生了高度中心化的中心—边缘国际秩序。全球转型由工业化、理性国家、进步的意识形态三个相关联的过程联结而成。一旦这种联结形成,就构成了新的权力模式。”(5)当前我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基本建立在这种大转型基础之上,尤其是国际关系的体系论。
体系的深度主要意味着“心灵”的沟通,在定居革命之后,人类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基本以村落的形态呈现出来。戴蒙德就认为,“虽然我们自认为‘旅客’,在人类演化史上有几百万年,我们实际上却过着与‘旅客’完全相反的日子。每个人类社群,对生活范围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除了自己,只知道紧邻的社群。”可以说,比较“私密”的共同体可能人数较少,但是宗教这种大型组织极大地增加了人与人交往的深度。
2“百年变局”与政治空间革命
互联互通带来的体系广度、密度和深度的“多速”发展,由此会形成体系的失衡与变革,也带来了空间的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到海陆空间融合的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把握国际体系变革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
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蒙古帝国几乎实现了对欧亚大陆的统一,将广大的空间置于一个帝国统治之下。当然,我们看到,帝国追求的是广度故而采取了灵活和多变的统治方式,换句话说,帝国体系之下的边界是模糊的,也就是不要求深度。帝国是广度对深度的妥协。草原游牧民的军事权力、穆斯林的商业网络以及东亚农耕地区积累的财富形成了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蒙古帝国提供了更加规范的驿站系统,甚至发行了纸币。另外,蒙古帝国曾经试图征服日本,实现海陆的融合,虽最终失败,但蒙古帝国之下的海岸运输比较发达。蒙古帝国是草原帝国的异类,释放了游牧民的巨大能量,也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1492年,大航海时代开启。欧洲人的航海行动重要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阻断了欧洲人的贸易通道,但欧洲内部具有了一定的体系的深度,积聚了越来越大的能量。托尼·朱特认为,“从近代伊始,西欧国家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便超过了它们的分歧,从12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部欧洲拥有共同而自成一体的历史。”(6)从文明的创造力而言,欧洲这一偏居于欧亚大陆一角的地区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竞争体系。美国学者菲利普·霍夫曼在《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一书中提出了核心的观点,那就是欧洲之所以能够成为“征服者”,原因在于欧洲在近代早期之后就成为火药技术的使用者和革新者,这一套致命的武器系统让欧洲殖民者可以扩张到全世界,因为欧洲一直进行着持久的锦标赛,持久的战争让火药技术不断更新。(7) 除此之外,“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的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进了经济绩效”(8)。大航海时代开启了海权对陆权的胜利,典型代表就是大英帝国。“英国新兴霸权地位得以确立的基础,是通过商业和信用对于权力的间接行使。但它还有一个基础,那就是通过海战对于权力的直接行使,而这种海战,按照施米特的看法,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办法加以限制的。一个以海洋为基础的体系说到底是不自然的,因为施米特主张,‘海洋是外在于人的,跟人是对立的。它不是人类的生存空间。’”(9)
第二次海陆融合使广度和密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也形成了对深度的强烈挤压,单一国际体系形成了,同时形成了等级性的结构,国际体系内部的权力中心在“转移”,但是结构没有变。经济网络广而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10)。欧洲体系对非欧洲体系形成了强烈挤压,尤其是工业化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结构。“工业化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它导致了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巨大的权力差异。当早期工业化社会再次出现国家文化复杂性时,世界其他地方也不可避免地由于工业化出现了文化变迁。”(11)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曾经是东西方交流的纽带,但却在这场海陆融合的政治空间革命过程中没落了。源于欧洲的主权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全球化”,合一边界和均质化是主权国家的特色,然而,“只有极少数国家是民族国家;独立的政治区域很少与有意识的人类共同体完全重合”(12)。政治国家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深度与广度、密度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都是这种矛盾的表现。
从互联互通的角度而言,国际秩序变革的动力来自广度、密度和深度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全球性体系已经形成,尤其是广度的覆盖已经基本完成。密度的变化改变了国际体系的结构,会形成不同的权力中心或者叫作“极”,是等级性的结构还是多元权力中心并存值得思考。深度主要是塑造组织形态或者叫作主导单位,主权国家是主导性的政治组织,但是并没有覆盖或者取代部落、教派等共同体的存在,基于身份认同的硬边界并没有消失。
从密度而言,权力中心更加多元化,除了美国之外,一些新兴大国开始复兴,呈现出大航海时代之前的状态,也就是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并不是说各个国家要从全球性网络中割裂开来,而是说大国基于实力而回到自己的传统寻求大国的身份与认同。国际体系的结构在发生变化,美国“一超独大”的格局正在消失,未来可能是“零国集团”或者“无极世界”,抑或是多极世界。里查德·哈斯认为,“稳定的世界秩序的诞生需要对权力进行均衡分配以及对制约国际关系行为之制度的广泛接受。精巧的治国之道也必不可少,毕竟秩序是人造的,而不是天生的”(13)。全球化与功能型互联互通的急剧扩张,资本、技术、商品的互联互通到了历史新高,但是这种联通是非均衡的,无论从全球层次还是国家内部都是如此,增长极、大都市圈的非均衡发展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权力和财富在空间的分布是非均衡的集聚。在大卫·哈维看来,资本的流动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景观,城市的兴衰根源在于是否能够得到资本的青睐和支持。(14)功能型互联互通的变化造成了体系结构的重组,国家或者城市一直经历着兴衰更迭的竞争,权力转移与霸权兴衰不断继续。主权平等的理念与等级性霸权体系之间的矛盾、国家的原子化(假定国家是均质统一的组织)与市场网络扩张的矛盾,脱胎于欧洲的国际体系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互联互通的发展正在打破现有全球化的逻辑,国家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大国争霸战争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体系深度的拓展滞后于广度与密度,在一个“距离消失”的空间中,时间沉淀下来的硬边界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软化与消解,这是时间对空间的压迫。地缘政治的边界、国家的边界、族群与部落的边界被挤压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之中。雷蒙·阿隆说:“地理意识形态实际上总是要回归到一个基本概念:空间本身——它的范围或者它的性质——是人类共同体斗争的利害关系这一观念。自然边界的观念与地缘政治的博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或者宗教总在追求自然边界,但自然边界却是一个扩张性的概念,直到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抗性力量来“规定”自然边界。功能型互联互通打破的也是功能型边界,比如商品贸易,投资和货币的层面就朝着价值型互联互通转化,只有建立起信任网络,投资才能落地,人员才能真正交流。从个体到部落,从城市到国家,再到地区,功能型边界越来越模糊,价值型边界坚硬,就像河流一样将泥沙冲下,露出的是斑驳的岩石一样。互联互通带来了多元主体的回归,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界线已经变得模糊了,进一步说,国家构建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国家构建的核心就是如何将边界内的部落、族群、城市等不同主体的边界软化,建立更加均衡的治理体系。
3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型
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体系,政治空间秩序正处于历史性变局的临界点。2018年,中国领导人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会晤,两国领导人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战略沟通。“百年变局”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大局,同时,也是中国外交的使命所系,外交转型需要与百年变局相并行,融入并且引领变局。
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互动而言,中国至少包括农耕中国、海洋中国和游牧中国,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的世界秩序只是中国一方的天下观念,只是一种标准,一种理想模式”(15)。秦汉以来,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的线索,“中原中心观的世界秩序最明显与最具威胁的违背者是匈奴,因为他们要求并获得了与中原相等的地位”(16)。游牧民需要农耕地区的盐和铁,而农耕需要马匹等牲畜,这些通过贸易即可以实现互动,一旦贸易中断,游牧民就会南下劫掠。两种不同文明互动的空间就是长城一线,形成了一个模糊的过渡地带,游牧民南下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移,南北朝之后,隋唐政权的建立者已经不是人种意义上的汉人,而唐太宗对西域的控制也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拉铁摩尔说,“在最典型的草原与标准的中国农业的城池与水田之间,隐藏着亚洲内陆边疆上迁徙及征服的秘密”(17)。海洋中国主要是中国南方,历史发展的主线还是中国作为东亚的陆权大国,“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古代到中世纪是以内陆地区为中心的时代,宋朝以后的近世,变成以运河为中心的时代,降至晚清,则是以沿海为中心的时代”(18)。但是在北宋时期,中国的海洋性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宋代,陆上贸易却为女真帝国所阻隔,与上述地区只可能有少量的贸易。因此,宋朝转向南方,转向海洋,外贸使得更多的人由海路来到中国。这次中国对海洋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并开始与数目空前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19)。
在蒙古帝国创建引起的第一次海陆空间革命中,辽、金、南宋都被纳入其中,成为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的组成部分。蒙古帝国的扩张结束了自唐末安史叛乱之后的南北分裂,“一条迈向崭新大中华的道路从此开启了”(20)。在“在安史之乱后的200年甚或250年间,没有人会知道中华帝国将再次成为主导东亚的力量。”(21)蒙古帝国是一个陆权帝国,也数度向日本和东南亚扩张,但是并没有实现以陆制海的目标。明代中国重新回到了陆权国家的思维,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关闭了海上贸易的通道,到清朝,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是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一个新的海洋时代到来。
19世纪海洋帝国兴起,海洋已经不是中国的屏障,而是外敌入侵的通道。事实上,大英帝国的海上扩张与俄罗斯帝国的大陆扩张同时进行,中国在大陆上遇到了一个工业化的陆权国家,在海上则是英国、日本等国的觊觎,中国面临着被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9世纪的俄罗斯与英国等海洋国家,到20世纪的冷战体制,中国一直处于陆海博弈的夹缝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实现了从一个帝国向主权国家的转变。在外交政策上,中国加入到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大陆已经处于冷战对垒的前沿,中国海岸线成为两个阵营的分界线。计划经济体制与陆权国家战略是相契合的,即便在中苏关系分裂后,三线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陆权国家的属性。海洋中国被闭锁起来,东南沿海失去了经济重心的地位。中苏关系的破裂原因很多,但是根源在于没有建立起来互联互通的网络,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需要建立在深度互动之上,中苏远没有达到如此深度,另外中苏之间缺少一张具有弹性和韧性的市场网络为双边关系提供回旋空间。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一场外交革命,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打破了冷战的阵营对垒,从而开始构建了灵活的外交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国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激活了海洋中国。
改革开放的哲学就在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2)。改革开放从外交战略而言是中国由陆向海的转变,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接入到华人经济圈,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人资本一直是“外资”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是同时发生的,这并不是巧合,而是逻辑的契合,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1979年5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朋友时说,“搞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还有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可以从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引进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也可以取得相当多的国际资金。这个国际条件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二十年所不具备的”(23)。改革开放四十年,海洋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环,长三角、粤港澳都市群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也显出了海洋中国的巨大潜力。
中国是个陆海兼备的国家,中国的发展本身意味着海陆的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不仅仅是国内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包括对外开放战略。中国领导人提出,“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是中国作为海陆兼备国家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新一轮海陆融合的契机。“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基于一种常识——即今日纵横交错于亚洲,将中国与欧洲、里海、高加索山脉、波斯湾和东南亚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的新交通干线,追随的正是当年那些带着货物和信仰四处奔波的旅行者和圣贤者的足迹”(24)。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再调整,也是陆海空间秩序的大变革,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次空间革命是陆海的融合,是在体系广度、密度和深度的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包含着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方面,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终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功能型领域的推进。“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充分表明,互联互通是让地区经济从数十亿美元规模跃升到数万亿美元规模的必由之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互联互通首先需要铁路、公路、管道等基础设施进行联通,有人将其称为“新陆权”,新陆权并不是对海权的取代,而是实现海陆的融合,编织更具有密度的互联互通网络,电子商务网络的发展无疑对物流体系的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中国是推动非洲跨越殖民时代界限走向融合的最大力量,因为中国建设的坚固基础设施打破了这些国境阻隔,深入到刚果和赞比亚这样的内陆国家。”(25)
其次,价值型互联互通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通讯技术的发展将每个个体都可能带入到“整合”的世界,智能手机与高速通讯网络让世界变得更加透明。“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大量贫困人口居住在以农业为主的前工业化国家。因为他们通过新闻媒体得知他处更好的生活条件,又因为交通空前便利,导致了世界性的移民浪潮。大多数贫困移民都寻求前往最容易采集物质和能量的地方。”(26)移民潮以及反移民思潮其实是价值型互联互通与功能型互联互通之间的矛盾,也是体系广度和密度扩张对体系深度的挤压。互联网实现了即时通信,消灭了空间和时间,但难以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身份与认同的边界。民心相通不是打破身份认同的边界,而是构建合作、理解与信任的网络。在全球化体系之下,超越地方、教派、族群的价值可能是一种“发展主义”,在工业化、城市化之后,发展是最大的公约数。价值型互联互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建立在彼此的了解、宽容之上,中国的世界史(包括时间与空间)的知识短板是个严重的制约,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百年变局的百年工程。
再次,互联互通改变了地缘政治的逻辑,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非排他性的,而是基于产业链的合作。中美欧等大国深度嵌套,二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基于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与平衡是地缘政治的“内嵌”结构。此外,功能型互联互通网络的“没有了超级大国和国际主导意识形态,全球秩序也将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是用一系列具体的功能性的协议和制度来处理人类公认的、但不再属于意识形态争论的共同命运问题”(27)。相互嵌套的网络改变了大国政治的逻辑,竞合而非零和的博弈将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常态。互联互通的网络是未来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表现形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增量推进”的路径,通过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为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提供支持。增量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经验,也是渐进演化的路径。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如中国领导人所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金融机构是有益补充,将在亚洲互联互通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改革的重要动力来自边缘和草根,被认为是“边缘革命”(28),农村、乡镇企业等力量的发展为改革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一带一路”倡议也带有“边缘革命”的特征,一是对既有的国际治理规则的补充;二是将近代以来被遗忘的地区纳入发展的网络之中。
这也是西方世界对“百年变局”的认知,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中,大国开始回归自己的传统,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去融合,奠定国家的身份与认同的基础。中国外交的转型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也是世界历史性转折点世界秩序演化的动力。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转型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共振,正如科斯所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注 释
1时光慧主编:《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 ——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15年,第74-76页。
2傅莹:《在共同的屋顶下——中国的全球秩序观》,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fuying/2015_11_13_341121_s.shtm。
3[美]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页。
4[英]巴里·布赞:《英国学派理论导论》,颜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73-74页。
5[英]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张文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5页。
6[意]埃尼奥·迪·诺尔福:《20世纪国际关系史》,潘源文、宋承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页。
7[美]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8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1.
9[美]托尼·朱特:《论欧洲》,王晨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4-55页。
10[美]菲利普·霍夫曼:《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赖希倩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11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12[法]科耶夫:《科耶夫的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14[荷]弗雷德·斯皮尔:《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张井梅、王利红译,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15[美]马丁·W.刘易士、卡伦·E.魏根:《大陆地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导言,杨瑾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7页。
16Richard Haass,How a World Order Ends And What Comes in Its Wake,Foreign Affairs,December 11,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8-12-11/how-a-world-order-ends.
17[英]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董慧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8[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9[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20[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21[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张学锋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22王赓武:《华人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23[日]杉木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21页。
24[英]史怀海:《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曹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2页。
27[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彼得·弗兰科潘序言,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12页。
28[美]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页。
29[荷]弗雷德·斯皮尔:《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张井梅、王利红译,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30[英]巴里·布赞:《后西方世界秩序下的核武器与核威慑》,韩宁宁译,《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1期。
31[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