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亚太的关系模式，事关中美关系的大局与前途，也是新形势下中国判定外部形势和制定相应战略的重要依据。针对目前流行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悲观论调，本文拟将其置于亚太地区发展“大势”这一更为广阔、更具决定性的现实背景中加以考察，并将两国视为更加理性和能动的行为主体，由此对中美在亚太的关系模式做出更加客观和长线的思考。
一
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的互动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与政治对话方面，在地缘上则基本处于鲜有交叉的各自发展状态。如今，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快速拓展并将亚太作为实现国家复兴的依托，美国向亚太全面投入并将亚太作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两国的地缘战略重心首次出现全面重合。中美在亚太到底将形成何种关系模式，成为双方无法回避且各方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的众所周知的摩擦，以及各方舆论对此的密切跟踪和大力渲染，使很多人对中美在亚太的关系做出相对悲观的判断。不少学者认为，两国竞争明显强化而合作将更艰难，中美围绕亚太主导权必有一番激烈较量，甚至认为中美已形成类似美苏关系的“新冷战”或“亚冷战”关系。
这些观点的表述方式及悲观程度或许有所差异，但其核心意思是一致的，即认为中美在亚太是零和竞争关系。这些观点基本源于以下两类推理。一是认为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引发两国在亚太零和竞争。其逻辑是：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发生“权力转移”，中国对美国优势地位构成难以避免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体现在中美对亚太支配权的争夺，因而中美在亚太的关系不仅是竞争性的，而且注定是零和性的。
二是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中持续存在的“敌意”导致中美的零和竞争具有直接性、必然性和长期性。其逻辑是：在中美两国关系中，作为强者的美国的对华战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两国关系的状况，而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更突出遏制和施压的强硬一面，如美国亚太军事战略明显以中国为“假想敌”，奥巴马在竞选辩论中将中国称为“敌意性的对手”，等等。
中国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很多反制措施。由于中美相互间的敌意很难消除，两国竞争必将日益公开化和常态化。上述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看起来有大量现象可为其提供支持。但仔细想来，就算这些推理过程本身没有问题，也不能保证其所依据的前提就没有问题；就算当前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也不能保证这些现象不会变化、且它们就是事实的本质和全部。
在抽象的数学和逻辑学推理中，其前提一般是默认正确的，只要按照这一学科所设定的原理进行推导，就可以保证其结论的可信性。但在社会科学中，结论的偏差往往源于前提的局限性。中美关系向来是高度复杂的，对两国在亚太关系模式的分析，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的理论或中美在一时一事上的态度而得出定论。在接受这些观点之前，有必要对其推理所依赖理论的适用性以及双方当前态度的合理性进行深入考察。
首先看第一个推理。有关“实力差距缩小导致中美零和竞争”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循着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推理出来的。该理论阐释了国际或地区体系内崛起国与守成国(或称霸权国)之间权力此消彼长的机理。
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本文无意对理论本身品头论足，只想简略强调，这一理论的成立至少应基于如下三个假定：一是权力取向的同质性，即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竞争的应是同类型的权力；二是权力体系的封闭性，即两国的竞争是在封闭因而权力“总量”确定的体系内进行的；三是权力空间的“拥挤”性，即该体系中权力是“稀缺”的而两国竞争是激烈的。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前提，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才可能产生你失即我得的权力零和转移。反过来讲，如果两国博弈其中的权力体系是开放的，或双方谋求的并非同一类型的权力，或权力体系内存在真空地带，那么两国之间的零和竞争就并非必然。如要将此理论运用于对中美在亚太关系模式的分析，并认定中美已在亚太形成零和竞争，那么亚太权力体系的特征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中美两国在亚太争夺的是同一类型的最高权力，即包括经济、政治和安全在内的全面的地区支配权；第二，亚太权力体系必须是封闭的，没有其他国家的进入、退出或力量消长等因素改变这一体系的固有特征；第三，中美在亚太每一角落都不得不展开激烈的排他性角逐。上述三个条件，从逻辑上讲，是中美在亚太形成零和竞争关系的必要条件，只有三个条件同时存在，有关中美在亚太是零和竞争关系的结论才有可能成立，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断定两国是零和竞争关系的推理就会出现问题。
从实际情况看，中美博弈其中的亚太权力体系的特征似乎并非如此。就第一个条件而言，即便美国的目标可能是最终取得对亚太的全面支配权，但中国迄今并未公开表达这方面的野心。也就是说，中美在亚太竞争的可能并不是同一类型的权力。就第二个条件而言，亚太作为正在形成的全球权势重心，不断吸引更多域外国家的关注和投入，参与亚太权力博弈的国家不仅不限于中美两家，甚至连数目都难以固定；很多域内国家的实力和影响也处于持续变化之中，权力转移并非只在中美两国之间发生，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长期复杂过程，中美之间恰好出现权力零和转移将是非常偶然和意外的事情。就第三个条件而言，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迄今未显示出足以控制亚太全局的强大力量，其影响是相对有限的；而且亚太形势迅速变化，不断产生权力真空领域，中美两国影响力同时延展和并行不悖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凡此种种说明，亚太权力体系的特征与上述理论中设定的权力体系是明显不同的，中美两国在亚太的关系模式并不能完全套用现实主义理论予以解释。
再看中美必然形成零和竞争的第二类推理。这一推理认为，由于中美都已决意对对方采取怀有“敌意”的战略，因而两国必然会陷入难以摆脱的长期零和竞争。其论据是中美目前对对方的敌意早已显露出来，并且都已较上劲了。对此，至少有三点值得商榷。为行文方便，本文仅对美国目前表现出来的“敌意”做重点分析。
商榷点之一：目前美国的“敌意”，是中美两国在亚太相遇时不可避免的“本能反应”，还是不会再有改变的“最终反应”？不同个体在陌生或不确定的环境中相遇，产生对自身处境的担心和对对方意图的恐惧，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随着双方逐步熟悉，这种担心和恐惧有可能逐步减少。如果过去几年里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只是美国进入亚太之初的本能反应，那么美国的敌意就有可能改变。
商榷点之二：这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摸底的“试探性反应”，还是折射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真实性反应”？即便美国是故意对中国表现出“敌意”，也不能排除这是美国在试探中国的意图和底线或引诱中国犯错。因为决意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甚至不惜撕破脸皮进行战略对抗，对美国而言乃是相当大的战略决断。在目前面临多元挑战且尚未完全摆脱战争拖累和危机困扰的情况下，美国不太可能做出这样超出自身能力的战略决断。也就是说，就算美国的对华“敌意”是故意的，其作为一种策略而非战略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
商榷点之三：这是美国对中国在某些领域某些行为的“局部反应”，还是基于美国对中国全盘判断的“整体反应”？当我们分析美国在某些时候表现出的“敌意”时，不应该忽略美国表达这些敌意时的场合和背景，也不应忽略美国在另外一些时候表现出的“善意”。如果美国表现出的敌意主要是给其他国家看的，或是对中国“过于自信”行为的提醒和敲打，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应另当别论。尤其难以否认的是，美国政府在表现出“敌意”的同时也就中美关系说过一些“好话”。比如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鼓励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美政府高层反复强调欢迎中国崛起并期待与中国在亚太合作，以及希望能用“新答案”破解“老问题”，避免重蹈大国对抗的历史覆辙，等等。如何理解美国的这些表态？它们确实反映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某种战略设计和对中国的某种战略期待？抑或只是华而不实的外交辞令？在对美国的“敌意”做出判断时，理应同时对上述复杂信号予以相应分析。
总之，对于第二类推理，关键问题在于判断目前美国的(同理，也包括中国的)“敌意”是否是深思熟虑的、全面周详的、并且是一成不变的理性考量。如果答案为“是”，那么毫无疑问，中美形成长期持续并恶性升级的零和竞争的可能性将极大增加。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远非“敌意”所能全部概括；而且对中美在亚太关系的运筹，美国方面似乎也确有一些没想好的地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调整。就此而言，断言中美在亚太必然选择零和竞争，似乎有些为时过早。当然，对广为流行的悲观论调的质疑，绝不意味着可以对美国抱有任何幼稚的幻想，或对中美关系抱有过分乐观的期待。对这些观点进行解构的目的，不在于宣扬形势一片大好的乐观论调，而在于强调对中美在亚太关系的判断应持一种更客观、全面和谨慎的态度，尽量避免误判形势，仓促定调和“预
言”的自我实现，并力争找到真正决定中美两国在亚太关系模式的核心变量。
二
要研判中美在亚太的关系，应摆脱“大国决定论”的局限，坚持“形势比人强”的原则；不应仅从中美双边关系的角度入手，而要从亚太地区形势的特点切入，考察亚太地区形势如何作用于中美关系。本文的观点是，中美在亚太的关系模式，是外部环境约束和两国理性考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亚太地区的内在特点和亚太各国的普遍愿望，构成任何大国都无法忽视和难以对抗的“大势”，并对中美两国及其在亚太的相互关系构成决定性约束。由于顺势者昌、适者生存，中美两国将在审时度势、深思熟虑后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调控双方远近程度，并将重点转向同其他亚太国家重新磨合以强化自身优势，从而使中美在亚太更可能形成对冲而非对抗、间接而非直接、正和而非负和的竞争关系。
在当前亚太纷繁复杂的乱象背后，内在而确定的亚太“大势”正持续塑造着该地区的面貌。亚太地区的独特历史与固有特征，构成这些“大势”的根本基础；亚太各国的普遍需求和共同愿望，则构成其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具体说来，这些“大势”可概括为如下四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开放”。迄今为止，被频繁使用的“亚太”一词仍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主流意见倾向于认定东亚是亚太的核心部分，但关于其地理涵盖范围一直存在分歧。这种地理界限的模糊性构成了亚太“开放性”的基础。那些对该地区有兴趣、在该地区有利益的国家，可根据需要调整对亚太的定义和自身的身份定位，从而使亚太很难成为一个界限分明的地理区域。
从当前和长远看，亚太日益成为全球权势重心，其对非核心区域国家及域外国家的吸附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这意味着，“开放性”将持续成为亚太地区的突出特征和决定亚太形势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二是“多元”。亚太地区国家的特性是极为多元的，既有规模和影响力方面的世界级大国，也有各方面均显羸弱的小国；既有高度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国家和欠发达者；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兴衰态势也有差别。国家特性的多元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诉求的多元，使亚太成为一个利益联系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这意味着，仅仅以政治价值的同质性、经济利益的共生性及安全保障等单一杠杆，无法满足所有亚太国家的所有需求。域内外的任何国家，除非具备满足上述所有需求的能力，否则就无法获得对所有亚太国家的全面控制。伴随着权力的持续扩散和转移，亚太国家各谋其政、各逐其利的多元化特征还将进一步强化。
其三是“发展”。在亚太各国和地区多元化的诉求背后，有一个长期和普遍的共同愿望，那就是发展。几十年来，亚太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将发展定为优先任务，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快速崛起的中国，先后成为地区发展的明星和领头羊，使以东亚为核心的亚太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着眼未来，由于亚太区域内的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以及人均发展水平较低等诸多因素，进一步谋求发展对亚太各国和地区来说仍是十分必要的。而对于如何发展，亚太各国和地区也有普遍共识，即唯有和平与合作才能发展。过去几十年，那些快速发展的亚太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参与地区合作的道路，并普遍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管控争端与分歧。尽管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之间领土争端有升级势头，但迄今各国的军事现代化仍主要是经济繁荣的自然结果，而非刻意扩军备战。
总之，“发展”作为由各国和地区共同愿望汇聚而成的亚太“大势”，将持续牵引和塑造着各国和地区战略的走向及亚太未来的整体特征。
其四是“自决”。这是除“发展”之外亚太各国的另一个普遍愿望。所谓“自决”就是自我决定，就是避免受制于人，避免对其他国家产生依附关系。20世纪发生于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目标就是摆脱列强控制，追求民族自决；现阶段亚太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背后，也相当程度折射出摆脱外部控制、强化国家自决的愿望。
随着未来亚太各国经济更加成功、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以及更为普遍的政治觉醒，亚太各国实现自决的愿望会更加强烈。就目前情况看，亚太各国均在极力拓宽自身关系网络，在各方之间保持精妙平衡，努力避免“选边站”，防止自己对其他国家某些方面的依赖关系演变为全面的依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弱者往往更有机会以强化外部联系的方式弥补劣势，而强者的优势则更容易受到集体的制约和削弱。
上述四方面特征汇聚而成的“大势”，造就了当前亚太的面貌和走向，更对以亚太为战略根基的中美两国及在其中展开的中美关系形成决定性的约束。其原因在于：无论是生物性的存在还是社会性的存在，其生存和行为都将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只有顺应环境的规律，才能获得持续的自我保存。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反复证明，天下“大势”，顺昌逆亡。在全球化造成各国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21世纪，国家行为就更要受到“大势”的约束。当前的亚太，既不是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更不是以往任人摆布的殖民地，身处其中的国家必须更加注重自我克制和理性行事。尽管中国和美国同其他国家相比在某些方面占有更大优势，但两国的行为仍难免于“大势”的制约和检验。
中美两国要顺应“大势”，就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在亚太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中，确定何为主要矛盾、何为次要矛盾的认识论问题；二是如何处理同主次矛盾关系的方法论问题。很显然，亚太的“开放性”决定了将有众多且数量不定的力量主体在该地区进行长期、深度和复杂博弈，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花大力气搞好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如果仅将某个国家视为竞争对手并集中火力予以攻击，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会对自身地位带来伤害。也就是说，对于同处亚太的中美两国而言，处理好同亚太大环境的关系是主要矛盾，处理好同对方的关系则相应成为次要矛盾。唯有处理好同亚太大环境的关系，才能确保在同对方的比较中拥有更多优势。亚太的“多元性”则决定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一手遮天或“一枝独秀”。
同时，亚太的“发展”意愿决定了中美两国的行为必须有其原则和底线，任何破坏和平与合作的行为都将不得人心。而亚太“自决”的特点则要求中美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共同意愿和具体要求，不能触犯众怒或强人所难。总之，上述亚太“大势”要求中美两国必须时刻做到如下三点：一是必须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在对方无处不在的情况下避免一味攻击对方，而是集中精力与亚太各国重新磨合，提升自身在整体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相对优势；二是必须尊重亚太地区的大势所趋，在亚太体系中做出更加现实合理的自我定位，防止制定好高骛远的战略目标或违背规律的行动方案；三是必须学会自我克制，在摩擦频发的情况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防止因两国关系非理性失控而打乱自身战略节奏，破坏亚太总体稳定。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提醒的，中美双方应努力抑制攻击对方的快感，防止相互妖魔化对方，并避免将自我特征做普世性的推广。
从实际情况看，应该有理由对中美认识亚太“大势”并采取更加理性的行动做出谨慎乐观的预期。一方面，中美两国历来是具有较强战略认知力和谋划力的国家，是比较靠得住的理性行为体。两国都有各自引以为豪的前瞻性思维、防患于未然的预警性意识和谋篇布局的统筹规划能力。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大国，相当程度上靠的是审时度势的战略谋划能力，虽然期间犯过错误，但也同时展现了很好的自我修正能力。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讲究和擅长运用战略的国家，尤其重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中美各自的内政转型正处于攻坚期、国际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期的关键时刻，两国必须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加倍谨慎。另一方面，当前两国对亚太“大势”的特点也有一定认识。如奥巴马政府国安会前任亚太事务主管杰弗里·贝德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美国在转向亚太之初就已决意通过塑造亚太环境以确保中国崛起的非破坏性；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明确强调对华政策只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五大支柱之一。
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对主要矛盾的认识还是基本清楚的，只不过在推进“战略再平衡”时过于强调中国因素，而在推进“战略再保证”方面又虚多实少，使美国亚太战略看起来更像是围堵中国的战略，造成中美“敌意”恶性互动，双方合作陷入僵局，冲突风险明显上升，危及整个地区稳定。值得强调的是，有多种迹象表明，美国战略界对此已有反思，在政府层面也已开始做出调整，如进一步保证“战略再平衡”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主动邀请中国参与地区联合军演，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更谨慎表态，等等。中国方面也在摸索之后展现出新的姿态。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太平洋足够宽”的表述以及有关中国“新安全观”的讲话，“十八大”报告中对“合作共赢”的强调，对中美安全对话和两军交流更加积极，以及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等一系列举动，均折射出中国对新时期如何在推进亚太战略的同时搞好对美关系的深入思考。
中美两国若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并依据“大势”和理性的要求持续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未来两国在亚太的关系模式更可能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逐步形成对冲而非对抗的关系。实力对比之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在开放而多元的亚太权力体系中相对淡化，权力转移在更多主体之间发生，中美权力博弈的敏感性有所降低。同时，相遇之初的“敌意”带来的巨大风险迫使两国更加小心谨慎，更愿意在危机管理方面做出努力，避免触碰双方底线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平心静气，两国还将逐步意识到，双方乃是相克相生的一对，对方在对本国谋求单方面优势构成制约的同时，也给本国拓展存在和扩大影响提供更多契机和合理性。而且，事实还将最终促使两国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亚太称王称霸，两国必须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纲领，不一定非要走到对抗的地步。二是逐步形成间接而非直接的竞争。两国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双方互信不可能很快建立，两国在亚太的关系是竞争性的。鉴于直接竞争将两败俱伤，且无法一劳永逸地确立本国地位，所以双方会更倾向于间接竞争。间接竞争的根本不是把对方压下去，而是把自己立起来。两国必须发挥自身优势，以顺应“大势”的方式强化与各国交往，提升与整体环境的匹配度，争取更为明显的生存优势。三是缓慢形成正和而非负和的竞争。如果两国在有底线、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做强自身而争取相对优势，对双方而言都没有坏处。不过，两国可能均难以抑制给对方使坏的冲动，通过对对方与环境的磨合过程施加隐蔽影响，扰乱对方谋求优势的努力。例如，美国会继续干预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国也完全有理由寻找美国同盟体系的薄弱环节并加以利用。但这些破坏行为一般都有底线，如果处置得当，也只会延缓而非逆转磨合的进程。
尤其是，如果两国愿意更多地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共赢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大；即便在安全领域，两国也有条件在适当领域展开互补式的合作。总之，中美两国地缘战略重心互不交叉的“各自进化”状态已成过去，不管愿不愿意，两国都将进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长期共处状态。然而，这是一种与“一山不容二虎”式的零和对抗截然不同的新型大国关系。由于亚太开放、多元且相对“开化”的特性，此“山”已非彼“山”，化解了中美两国零和博弈的外部基础；由于两国都无力击垮对方并获得绝对支配权，双方实际谋求的目标也有差异，因而两国也并不构成“两虎”关系，而更像是体型巨大但习性各异的两种不同生物间的关系，例如老虎与大象的关系。在对亚太“大势”以及对方的能力与意图、底线与目标有一定了解后，两国主要精力将逐步转向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而非专注于对方威胁。如果将中美两国视为亚太生态系统中的两个成员，可以说，两国在亚太形成的是一种“共同进化”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仍是竞争性的，但却是对冲而非对抗、间接而非直接、正和而非负和的竞争，与所谓“亚冷战”、“新冷战”等消极定位有本质不同。
三
当然，“共同进化”这种相对中性的前景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大势”总是隐藏在表象背后，要彻底认清并驾驭它需要时间和智慧；亚太“大势”不会自动生成合理的秩序，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将可期前景变成现实。要克服情绪干扰和内部压力，始终坚持理性行事，尽量不走弯路斜路，中美两国必须有更加坚定的意志和勇气。在新的亚太环境中，由于中美都不天生完美，因此需要不断变革自身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光做到这些还不够。中美还需要充分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才能推倒看似牢不可破的藩篱，实现看似遥不可及的愿景，使相对中性的两国关系“共同进化”状态逐步向更积极的“共同进步”方向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应在如下方面做出更多思考和努力。
一是明确区分主次矛盾，并引导美国保持同样的理性判断。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作为“首要”的周边和作为“关键”的大国之间，何者具有逻辑优先性？这个曾经长期模糊处理的问题，在中美长期共处亚太的情况下再也绕不过去了。有观点认为，美国是亚太各国中最大的一个，一切地方都可以看到美国身影，一切问题都可以找到美国因素，美国不惹事，周边就太平，因而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此观点有其合理之处。如果管控不好中美分歧，双方龃龉不断，必将极大牵扯中国精力，周边乱局也会随之升级。因此，美国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最大外部因素。不过更要看到，纵然亚太任何单个国家在影响力方面不及美国，但亚太国家作为整体仍对中国崛起有重大战略意义。如果疏于同亚太各国的磨合，就算一时稳住了美国，也将在中美长期竞争中失去主动。就此而言，管控中美分歧是必要前提，对亚太各国深度经营更为重要，将对美战略嵌入中国的亚太战略才是正道。同时，对美国国内就中美分歧问题的辩论，中美两国决策者和战略界人士也有必要坦诚沟通，在对话中让彼此思想更加明晰，让理性认识占据主导地位，尽快消除两国在亚太相遇之初产生的不必要猜忌和敌意。
二是顺势而为，积极学习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告诫我们，自然界中那些较快变革者将获得更多自我保存的机会。
顺势者昌，适者生存，这就是亚太游戏规则。中国必须对亚太“大势”予以充分尊重，并为顺应“大势”而从善如流、敢于改变。在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和经济优势顺势做大自身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对亚太各国的心理感受和自决要求保持高度敏感，避免因颐指气使、未强先骄而失去“群众基础”。中国还完全可以对各种力量介入亚太事务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并积极加以利用，通过编织更加复杂的关系网络来强化亚太力量结构的均衡。为顺应亚太各国多元化的诉求，在更广泛领域进行磨合，除经济杠杆外，中国还应尽快补足与亚太各国在人文交流和安全交流等方面的短板，争取成为素质全面、铺展面广、契合度高的地区大国。在这方面，中美完全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积极学习对方在与环境磨合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三是淡定面对中美两国竞争，并将其引向更加有序的良性轨道。否认中美之间存在竞争是自欺欺人，对中美之间的竞争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中美竞争虽不可避免，但并非鱼死网破。根据用进废退、水涨船高的道理，竞争有助于两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尽快弥补自身不足，亚太地区的整体活力要靠各国竞争去激发和推动，地区秩序的重构也需要靠竞争去实现。竞争对任何一个善于变革的国家来说都是健康的。当然，竞争必须有原则和限度。为防止恶性竞争，中美应为双方竞争确立规则并为其他国家做出表率，对竞争保持平和心态，为竞争烈度划定红线，确保竞争过程公开透明，尽量少做给别人使坏的事情。
四是大胆尝试新的合作，尤其是搞一些前无古人的大手笔。中美不能满足于亚太客观属性赋予的非零和关系，而应主动开展更多正和性的合作。合作就其本意而言就是“一起做”，并非亦步亦趋才叫合作。在亚太具体问题上，中国可秉持更加灵活的合作观，在与美国利益并不一致的领域开展各尽所长、各取所需的合作。如果循此原则，双方将会发现很多可合作的领域，如动荡因素的共同管理、真空地带的共同治理、落后小国的共同帮扶等。而且，中美还完全有能力和义务在优化地区秩序方面做更多事情。
比如，在中美倡导下同印度、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大国谋建更加紧密的三边合作机制，将有益于地区秩序朝更稳定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美合作也未必拘泥于具体事务。两国都是深具战略思想和文化积淀的独特大国，如果两国能在探寻“共通价值”方面有所精进，并结合当前亚太实际，着力为地区国家提供一种贯穿东西、继往开来、普适性强、接受度高的“亚太价值观”，在亚太形势混沌不清、各国认识参差不齐之时发挥强有力的思想文化引领作用，真是善莫大焉。哲学家康德断言，人类不断走向改善和进步并实现永久和平是完全可能的。
基辛格强调，人类永久和平必将以两种方式降临世界，或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由于巨大的冲突和灾难，而目前就是抉择关头。
在人类经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之后，在21世纪更为有利的亚太“大势”之中，中美两国理应比前人做得更好。可以说，中美两国注定承载着“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如果两国能顺应大势而理性行动、大胆创新并勇于担当，由两国“共同进化”而实现双方乃至各方“共同进步”，是大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