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收益曲线的倒挂——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低于短期债券利率——引起人们对美国今年晚些时候或2020年出现经济衰退的担忧。但矛盾的是，美国经济下滑有助于改善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关系，为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降温。
近些年的历史为这种预测提供了依据。确实，美国经济衰退所导致的进口需求减少，通常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GDP比率较高的经济体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在近几次经济低迷期间，美国也比以往更愿意与中国合作，以刺激经济复苏。
例如，在2008年到2010年上一次美国经济大衰退中，中国似乎是唯一有能力且愿意增加全球需求的主要经济体。出于这个原因，中美关系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美国甚至主张让中国在IMF和G20等国际组织中有更大的话语权。
同样，继美国侦查机和中国战斗机在南海相撞，导致一名中国飞行员死亡和美国机组人员被扣留后，中美关系在2001年年中处在了低潮。但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恐怖袭击突然使美国经济前景变暗，并使中美经济关系有所好转。
与前几届政府不同的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也许没有国际合作的基因。不过显然，特朗普是在美国经济有点过热的情况下发起当前的关税战，这种过热部分是由于他在2017年末推动国会大幅减税。美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它正在损害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实际上可能有助于让美国经济降温。而如果经济衰退成为现实，特朗普可能会软化对中国的立场。
两个因素也许毁掉这种可能性。第一，中国或许无法或不愿提供经济刺激措施。十年前政府曾推出积极的刺激计划，以抵消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需求的疲软，而现今中国政府的债务率要高于十年前，这个事实似乎限制了政府在美国经济衰退时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
即便如此，中国的债务/GDP比率仍远远低于其他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故政府有一定空间在经济紧急情况下进行额外的财政刺激。而且，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对任意注入流动性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但它加诸商业银行的相对较高准备金率意味着，一旦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仍有很强的火力。
第二个风险因素是2017年美国企业的减税，它扩大了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损害了双边关系。
美国总体贸易逆差反映出美国国民储蓄相对于投资是短缺的。2017年的减税将使美国政府债务在未来十年内再增加1万亿到2万亿美元，从而大大提高政府的负储蓄率。由于不可能靠政府减少投资，或者靠足量的私营部门储蓄增长来弥补，因此减税措施助长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加。预计今年的总逆差额将大于2017年或2018年，且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这也强烈暗示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增加。由于美国政界人士和多数媒体显然没有认识到特朗普减税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之间的关系，他们极可能认为这一切是由于中国人行为不端。因此我一直认为，美国的减税是降低美国对中国（以及众多其他贸易伙伴）贸易逆差的一个重大结构性障碍，有可能是未来几年关系紧张的根源。
不过，美国的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通常随着美国经济的疲软而下降，因为进口需求会趋于减少。所以美国的一场经济衰退，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特朗普减税对贸易逆差的负面影响。
更重要的是，自从2018年底以来，中国政府本身一直在积极减税，它减少了增值税（从17%降到16%，再降到13%），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了雇主的社保缴费率。
近来的这些减税，不太可能靠减少投资或是私人储蓄的足量增加来弥补，因此，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可能会下降。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表明中国的储蓄超出投资——可能会在2020年大幅收缩，甚至有一两个季度出现逆差。虽然由于美国的减税效应，中国明年几乎肯定对美国仍有双边贸易顺差，但这种失衡会比它在原有状况下小很多。
从直接需求方面说，一场美国的经济衰退对全球经济是坏消息，但它有助于使陷入困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能相处得更好，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投资者都会松一口气。这也许就是美国下一次经济衰退能带给人们的一线希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