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G20还是G2？这是当代全球治理领域一个关键、敏感的议题。中国历来奉行多边主义，自然不可能简单认同“G2”的去多元化框架。但从客观实力及影响力而言，在任何多元框架中，“G2”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结构性、方向性意义。
大阪G20同样如此。尽管此次峰会的议题仍然是多元的，议程也是多元的，但最引人瞩目的必然是中美贸易谈判，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二人转”。从会议结果看，中美元首共同决定重启贸易谈判，各自释放出相当程度的善意。此次元首会晤没有任何具体贸易协议，但实现了重要的政治和解，消除了某些“脱钩论”的严峻对立及阴谋论推断，共同推进了两国无比艰难的贸易谈判进程。
中美和解的战略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对世界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有可能获得中美合作因素的再保证。其二，对中美之外的广泛第三方而言，这也是一个利好消息，不必因为中美升级贸易战甚至更高冲突而选边站队，生意可以继续一起做，基本和平与发展共存的良性秩序有望得到维持。其三，为中国改革闯关及继续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时空条件，长远来看有助于民族复兴，有助于中国继续修补技术和制度漏洞，强健经济和政治体格，为应对未来更强烈复杂的国际政治挑战做好准备。其四，和解有助于特朗普回应国内选民压力及连任预期，也有助于缓和美国对华敌意，尽管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敌意。其五，中美和解后的协议框架可能成为美国与其他贸易对手谈判的基准，而不是过分“美国化”的美墨加协议成为基准，因此中国的坚持也就具有了代表国际社会共同维权及争取正义的战略性意义。
这一和解是中国坚持原则和斗争换来的。如果按照美方原初协议照单全收，中国将被迫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及接受美国过于苛刻、不平等的监督机制及单方制裁权。中国的立场必然是其国家利益和政治体制基本原则的反映，可以有具体利益权衡下的妥协，但不可能放弃政治自主权及长远发展利益。美国应当也不得不逐步适应中国的这一底线。从特朗普的峰会立场来看，美国在中国的自主抗争下已经在调整和尊重的方向上有所改进。
但我们不可能就此乐观期待中美贸易战的终结，也不可能就此期待美国重返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框架。大阪G20的中美和解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其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并未更改，美国在内部选举政治及中国抗争下的暂时性妥协不能理解为结构性转变，因此未来任何贸易协议都不可能作为中美关系的唯一可靠保证。其二，中国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目标不可能改变，随着中国技术主权的升级以及全球治理的实践性成果，中美围绕全球治理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缓和的空间及余地不大，除非美国选择承认中国崛起及中国模式的正当性。其三，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在积极寻求自保框架，不希望在中美的持续冲突中利益受损，随着第三方力量的增强与政策的自主化，中美协议的调控力和影响力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四，美国经济刺激效果可能逐步消退，“特朗普经济学”尤其是关税主义可能面临挫折与失败，从而刺激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上升，推动其进一步的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这些来自美国的风险因素可能再次波及中美协议及全球治理稳定性。其五，一定程度和概率下的地区战争风险（比如伊朗、乌克兰等）有可能在经济下行严重时爆发，大国之间的脆弱和平可能遭遇危机，全球治理共识与制度基础将进一步遭受侵蚀。
总之，大阪G20和解带来了中美贸易协议新的契机，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带来利好影响，更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赢得短暂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然而，中美结构性竞争态势已经形成，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及全球治理框架面临美国因素的倒退性影响，这导致此次和解效应必然是有限的，甚至是短期的，可能存在反复性和不确定性。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加理性自觉，因此无论是贸易谈判还是后协议的风险应对，中国会更加自信、自主和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