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工业经济正逐步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机制面临着根本性的转换，将逐步由过去的要素扩张型增长转向配置优化型增长和素质提升型增长。为适应这种转换，国家政策应在多目标中寻求平衡，将长期和短期、宏观和中观、供给和需求结合，既要使工业经济维持较快增速，避免过快下滑带来的各种冲击，同时也要着力提高工业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促进工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从增长路径来看，工业经济增长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要素扩张型经济增长，指的是在现有产业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投资，扩大产业规模实现经济增长。二是配置优化型经济增长，指的是不扩大产业规模，而是通过优化资源在不同产业或所有制成分企业之间的配置，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三是素质提升型经济增长，指的是不扩大产业规模，在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下，通过提高产业素质和技术水平，实现经济增长。要素扩张型经济增长、配置优化型经济增长和素质提升型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时期的工业经济增长均可以分解为要素扩张型经济增长、配置优化型经济增长和素质提升型经济增长三个部分。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通过一种增长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而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不同的增长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当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应当依靠扩大资本投入，提高产出以满足现有或潜在的需求，此时要素扩张型经济增长应占据主导地位；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后发赶超型国家来讲，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往往尚未达到高效率的水平，产业结构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往往能够带来经济效率的大幅提高，此时配置优化型经济增长应占据主导地位。当经济总量继续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稳定阶段，产出增长只能主要依靠产业素质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此时素质提升型经济增长应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成就的取得是三种增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要素扩张型经济增长，中国工业从无到有，建立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资本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通过配置优化型经济增长，中国工业在发展中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具体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以及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通过素质提升型经济增长，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很多产业甚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资本和劳动规模的扩张。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成为了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工业化带来了工业资本存量的迅速扩大，而城镇化带来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从而形成了较高速度的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从工业资本存量来看，1979年－2011年期间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增长了近25倍。尤其是2003年以后中国工业资本存量增长非常迅速，2011年工业资本存量为2003年的四倍，主要原因是200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加速重化工业化阶段，工业投资规模增长非常迅速，无论是新增固定资产，还是技术改造投资，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劳动力就业人数来看，2011年工业部门从业人员数量相比于1979年增长了2倍多。从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提高对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幅度来看，1985年以前，劳动力就业人数增加带来的工业经济增长幅度要大于资本存量提高带来的工业增长幅度。然而，到了1985年以后，除1990年代个别年份以外，资本存量提高带来的工业增长幅度均高于劳动力。而且，资本存量增长带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幅度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相比之下，从业人员增长带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幅度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从实际工业经济增速和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增速的比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工业经济增速都快于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速，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实际工业经济增速远远高于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增速，说明这一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技术进步的加快，所以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和素质提升型工业经济增长均对工业经济的实际增速起到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到了2004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全要素生产率由正转负，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和素质提升型工业经济增长均对工业经济增长变成了负拉动，所以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快于实际工业经济增速。
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既包括资源在工业中不同行业间配置效率的提升，也包括资源在行业内配置效率的提升。从行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来看，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将资源从低效率产业转移到高效率产业。中国工业行业间资源配置无效率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生产要素定价机制扭曲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能过剩意味着大量的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且企业之间由于存在严重的恶性竞争，产业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导致经济无法实现其潜在产出水平。二是部分行业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形成了垄断。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是十分巨大的，据测算仅仅电力、电信、石油、铁路四个行业的效率损失已经达到每年GDP的10%以上了，而且还不包括产业生态破坏、竞争机制破坏，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等其他方面难以衡量的损失。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转移其根本动力是企业追求资本回报，如果资本能够在不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其结果就将是不同行业资本回报率的趋同，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改进。相反，如果是行业之间资本回报率差异过大，则说明资源不能在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从而造成资源行业间配置的无效率。因此，将用行业间资产回报率偏离度来衡量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配置效率。如果行业间资产回报率偏离度逐步减小，说明资源能够在行业间更加自由地流动，更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改进；反之则说明资源在行业间流动变得更加困难，从而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行业间资本回报率呈降低趋势，1998年－2011年行业资产偏离度从31.3下降到11.7，这说明中国垄断行业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资本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更加通畅，行业间的进入壁垒在降低。从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来看，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将资源从低效率企业转移到高效率企业。中国工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而大部分研究认为国有经济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虽然近年来，国有企业效率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一些效率低下的资产出售，而仅仅保留质量更高的资产来实现的。同时，国有经济往往享受了国家更多的社会资源，存在一定的“隐性补贴”。相比在于生产劳动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更大的损失是在于创新劳动效率。由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效率差异，因此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比重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由1994年接近30%下降到2011年的不足10%，反映了工业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素质提升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工业素质提升带来的效率提高，包括工业技术水平提升、产业基础更加扎实，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等不同方面。从工业技术进步来看，近年来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一直保持着较快增长速度，2000年－2011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年度平均增速达到了15.19%，由此也带来了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2000年－2012年期间，我国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的年度平均增速分别达到了25.06%和30.76%。据测算，1997年－2007年期间科技进步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水平为1.08个百分点，平均贡献度为9.35%（樊纲等，2011）。从产业基础夯实来看，一个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整机的生产与安装，更体现在基础零部件等工业基础环节的生产能力。中国工业在发展中十分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技术改造，包括改进原有产品、改造落后设备、改造传统工艺、改造管理手段等很多方面，从而强化工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提高了产业综合配套能力。从基础设施完善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产业基础更加扎实，基础设施更加完善。2008年中国基础设施存量达到了192378亿元（2008年价格），是价格调整后1979年基础设施存量的34倍、1953年基础设施存量的200多倍，反映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金戈，2012）。据测算，1997年－2007年期间基础设施的完善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水平为0.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度为3.44%（樊纲等，2011）。
不同路径的前景分析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一是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继续推动将为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提供空间。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而且城镇化进程仍远未结束，中西部地区，甚至包括东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仍有着很强的进一步工业化的需求，人们仍期盼着进一步享受工业化带来的成果。对这些地区来讲，要素扩张型的工业增长仍是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二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为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提供空间。相对于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企业和长足发展的中心城市，我国县域经济总体上相对薄弱，而且各县之间的差距非常大，约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91.72％、全国总人口68.1%的县域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不足50%。中国工业进一步向各县域腹部推进，能够带来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三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为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提供空间。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既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又为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提供了动力。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四化同步”中将城镇化作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这意味着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仍将持续较快增长，从而带动工业经济实现要素扩张型增长。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将促进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是将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能够将资源从资本产出效率低和资本就业效率低的产业转移到资本产出效率高和资本就业效率高的产业，那么就会增加全社会的产出水平。二是垄断行业改革将促进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仍存在大量的垄断产业。这些产业的存在部分是因为属于自然垄断产业，或者出于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考虑，所以不得不采取垄断经营的形式。但也有很多产业，事实上能够采取市场化经营，至少可以在部分环节采取市场化经营，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行业管理机制等因素影响，往往无法彻底推行市场化改革。下一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国家对垄断行业改革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引入民营资本参与竞争，能够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三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将促进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素质提升型工业经济增长发展潜力最大，但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长期以来，工业素质的提升对于工业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1960－1995年期间，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美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4%、54%、56%、64%、42%、46%、52%和34%（Robert J. Barrow and Xavier Sala-I-Martin，2004）。相比之下，1980年－2011年TFP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值仅为3.5%，且2004年以来一直为负值，这说明TFP对工业经济增长不但没有正拉动，反而有负拉动。造成TFP负增长的原因既包括中国工业技术进步速度的大幅放缓，也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缓慢，甚至倒退。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也意味着“四化同步”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大战略，而这将有利于促进素质提升型工业经济增长。一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有利于工业素质的提升。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拥有“后发优势”的中国不一定要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坚持以信息化改造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产业基础的夯实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核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而这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下一阶段，县域经济有可能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腹地”，东部地区企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不会选择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的大城市，而是将产业转移到周边的县域，这有利于这些企业保留原有的市场和渠道，更好地为核心城市的企业进行配套。县域的基础设施将进一步完善，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从而成为核心城市经济发展的周边支持系统。
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并不是在原有增长方式基础上的经济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基础上，经济增长方式彻底转变的过程，该阶段的主题是全面改革与结构优化。这就要求必须超越传统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框架，超越发达国家流行的后危机治理理论和政策框架。对工业来讲，必须要在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中寻求新的增长点，将增长速度控制到一个合理的区间。一方面，工业经济需要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应避免工业经济的过快下滑带来的各种冲击；另一方面，必须提高工业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促进工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1. 适度刺激需求，维持要素扩张型增长
一般来讲，需求变化是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本因素，能够直接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速变化。在未来较长时间里，要素扩张型工业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国家应通过小幅度、定向的需求刺激，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而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赢得时间和良好氛围。一是在提高投资效益的基础上，保持投资的平稳较快增长。投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两种不同层次的概念。二者均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计算投资回报率。不同的是，经济效益仅仅考虑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更多是一种市场行为，是企业的一种个体理性；而综合效益不仅考虑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而且需要考虑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包括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经济长远发展、产业竞争力提升等多维目标，不仅考虑今天的成本和收益比较，而且需要考虑明天的成本和收益比较，是国家的一种集体理性。因此，政府做出经济效差，但社会效益好的投资项目决定，是非常合理的，恰恰符合了政府的角色定位。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产业不平衡和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还比较落后，众多民生问题也依赖于投资才能解决，因此未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还有较大空间。下一阶段，国家应从综合效益的角度决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加大民生项目的投资，把握好项目的建设节奏，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平稳较快增长。同时，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交给市场，提高投资效率。二是减少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干预，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消限购，不再从需求层面对购买者进行限制。同时，增加土地供给，改变土地出让方式，同时做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控，使房地产行业走上健康的市场化发展道路。三是制定进出口贸易促进政策，鼓励高加工度产品出口。降低进口关税，鼓励中间产品的进口。降低进口关税有利于实现贸易平衡，避免贸易争端，同时也有利于为中国工业发展保障资源，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在WTO允许的框架下，采用出口信贷、出口退税、出口奖励等手段鼓励高加工度产品的出口。
2.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配置优化型增长
体制机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体制机制的优化能够为工业经济增长释放巨大的动力。2015年将是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国家应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混合所有制将是当前及今后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头戏”，基本思路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企股权结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意味着国资和民资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实现共赢发展，而且意味着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大幅优化，经营管理水平的大幅提高，因此促进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带来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二是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工业发展中面临着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一些竞争性行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在一些垄断行业，则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将资源从产能过剩行业的竞争性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意味着资产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从而实现工业经济的内涵式增长。三是优化市场竞争秩序。工业发展中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市场微观主体的政策依赖性过强，以致在争取优惠政策方面花费太多精力，不少企业在行为上表现出“短期化、投机化、功利化”的特点，缺乏从事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进而限制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优化市场竞争秩序能够使企业活动回归创新这一核心要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形成工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引导转型升级，促进素质提升型增长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新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工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将发生转变，根本任务是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转型升级到技术密集型。一是提高经济活力，鼓励企业创新。经济活力和企业创新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具有较强的活力，那么企业的创新动力就会比较强，创新绩效通常也会比较好；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缺乏活力，那么企业也会失去创新动力，创新绩效也必然较差。对一个国家来讲，要想实现以创新为本质的经济内生增长，必须要致力于提高经济活力，通过不断涌现的“草根创新”，提高整个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商业模式水平。二是积极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能够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产生乘数效应，其发展水平往往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讲，加强培育知识密集型产业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追求技术最高端的产业，而是应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现实出发，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发展自身最具竞争力的中端，甚至低端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目前，相比于东南亚等很多国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具成本优势，但相对于西方国家，在中、低端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上成本优势却十分明显，因此应是工业发展重点支持的领域。三是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把信息消费作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抓手。促进信息消费，要把握好市场导向、改革推进、需求引领、有序安全发展的原则，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