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以及中美双方对东亚主导权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是近年来全球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课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短短一代人时间内中国便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外向型工业化崛起。
在相关议题上，最常见的一类论述围绕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展开，认为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完善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和务实的外资政策、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本土市场，是中国模式成为区别于欧美发展模式的重要国际发展经验。另一类观点是从中美关系的战略互动中解释中国崛起，认为中国的崛起离不开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利用和部分接纳；或者着眼于中美经济互补，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共生”关系导致了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这类观点在美国舆论中的对应物便是认为中国用战略欺骗获得了美国的帮助和容忍。也有不少研究者看到东亚地区因素同中国崛起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其中的主流文献是探讨中国对东亚地区秩序的融入和冲击，当然也有文献承认了东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工业化崛起的拉动作用，但是这类观点在学界影响有限。总体来看，既有文献的主流是从国家中心主义和大国博弈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即要么从中国体制、禀赋和政策的视角，要么从美国政策和中美互动来解读中国崛起及其对东亚地缘格局的影响。
上述国家中心主义倾向和大国博弈视角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东亚的工业化模式具有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中国的崛起既受益于东亚地区内产业分工带来的时代性机遇，又构成东亚复兴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将中国崛起放在东亚地区的工业化浪潮、生产网络扩张和地区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去予以解释。美国最初有意扶持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盟友的出口制造业，但是产业链向东亚大陆的快速延伸导致了一个超出美国控制的战略意外：中国的工业化崛起。因此，本文主张应该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看到地区和文明层次上的历史动能与解释变量。
从地区和文明复兴的视角看，东亚制造业价值链（Regional Value Chain）的崛起与重构引发了中国1992年之后的工业化奇迹，并导致中美力量对比和关系的质变。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的崛起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故事，而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提升和扩展带来东亚文明复兴的一个重要章节。本文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崛起主要靠内因，也离不开外部助力，但这个外力主要不是美国的善意和施舍，而是东亚的地区价值链。
所谓地区价值链（或称供应链、产业链），是指为实现商品和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过程的跨国性企业网络组织，其发展的高级形态即是国际生产网络，其中包含了跨国价值链发展、生产模块化、国际外包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等国际化生产现象。全球生产网络目前主要由三大区域价值链构成：北美（美国和墨西哥）、欧洲（德国与东欧），以及本文所要论述的东亚区域价值链。中国崛起是二战后东亚制造业价值链不断升级与延伸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其最重要部分。
二、东亚价值链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所谓东亚，一般以地理特点而分为东亚大陆、东北亚和东南亚等子区域，但是本文主张以经济、人口和文化共性为基础来定义东亚概念，以此特指从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与港澳台），越南和新加坡为核心的经济文化和历史共同体，在较小意义上包括东盟其他八国，但是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在内。上述区域的人民在文化上、血缘上都有高度的相似性乃至同源性，他们在农耕时代所构成的东亚“天下”共同体，在西方殖民力量冲击下分崩离析，但最近半个世纪由于东亚生产网络的扩散和升级，这些曾经的远亲们重新被串联到同一条制造业供应链上来，他们的经济命运再次紧密联结在一起。日本通过从事外包和出口制造而发展起来之后，将低端环节转移到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自己想拓展更高端产业；此后地区内各个经济体拾级而上，最终形成今天的局面。从现代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东亚制造业价值链及其形成的生产网络如同龙腾东方，日本事实上扮演了龙头角色，四小龙如同龙爪，中国大陆是龙体，而越南正在成为龙尾。上述经济体之间尽管存在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但是在发展模式上存在很大共性：出口导向、高储蓄率、发展导向的强势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的高投入等等。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延伸，东亚价值链的制造业产出已经超出了西欧和北美新教文明圈产出的总和。而如图1所示，新教文明圈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近年下降到30%左右，而东亚文明圈的份额则已经接近40%。考虑到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新教国家过去四百年来在全球贸易和制造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此图中的反超可谓全球经济史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尽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东亚地区存在着同样显著的经济和政治缺陷。经济上存在的结构性风险主要体现在货币领域：东亚经济体共享一条供应链却有两种关键货币，融资货币主要是日元而出口收入货币是美元；供应链上的各国货币汇率锚住美元，当美元和日元汇率出现大幅变动时，东亚经济体便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政治上的缺陷则是地区内部的政治分裂和战略互信的缺乏，政治的冷与经济的热形成鲜明对比。这两大地区性缺陷源自美国和日本在东亚发展模式中各自发挥的重要角色。
（二）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与经济布局
正如众多文献指出的那样，东亚工业化发展的原动力不在东亚本地，而在太平洋彼岸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变迁。西方国家提供的终端消费市场尤其是美国提供的贸易逆差使得东亚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成为可能。美国曾是著名的重商主义国家和世界工厂，但是在1970年之后开始出现持续扩张的贸易逆差，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和逆差国。这种惊人转变背后是其本土的一系列制度和政治变迁。首先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华尔街金融资本在政治上成功地掌握了政策主导权，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搞制造业外包，鼓励资本在全球开放市场中自由流动。其次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获得了可以“借债不还”的嚣张特权，贸易逆差可以无限制地用近乎零成本的增量美元来支付，美国的逆差本质上是对顺差国征收的广义铸币税。此外，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和左翼运动使得当时的美国政府乐于将制造业转移到低成本的海外从而压低本国的通胀，并从根本上削弱左翼工会势力。
之所以是东亚而不是其他地区成为美元逆差的最大受益者，除了跨太平洋运输成本快速降低等经济原因之外，往往被忽视的因素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战略主导性地位。由于二战和冷战的原因，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菲律宾等经济体在政治和安全上并不独立，而是深深地受控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存在，甚至可以被视为美国在亚洲的保护国或者半殖民地。东亚的美国同盟体系与欧洲的北约存在结构性差异：北约属于集体安全机制，各个成员国之间互为盟友；而美国在东亚的各个盟友之间相互并非盟友，甚至普遍存在政治敌视和互不信任，从而形成类似古罗马盟邦体系的辐辏或者伞骨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放大美国在地区内的权势，并强化地区内每一方对美国的友谊和保护的不对称依赖。20世纪初美国自身的崛起依靠的是制造业对英帝国和欧洲的反超，而70年代以后美国之所以愿将其强国之本转移到东亚而不是别的区域，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商精英对美帝国在东亚的政治和战略掌控力很有信心。
（三）日本的成就与局限
日本在东亚制造业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二战之前日本已经通过脱亚入欧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战败后又借助朝鲜战争的后勤物资需求而快速实现了经济重建。当其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价格相对于周边经济体大幅上升之后，日本开始有意识地将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生产环节转移到周边曾经殖民或占领的区域，从而带动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工业化进程。由此而形成产业的递次转移和所谓的雁行模式：按照其构想，日本是东亚头雁，紧随其后的上述“四小龙”承接其转移的产能，再接着是东南亚的泰、马、菲、印尼等“四小虎”，而中国和湄公河流域则被其视为原材料来源地和低价制成品销售地。这一地缘经济构想中隐含着地缘政治的野心，即通过经济和产业分工来实现此前试图通过侵略战争达成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的地缘经济构想有其明显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初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巅峰期，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的260:1，上涨到1988年的130:1，到了1995年甚至冲高至80:1。与之伴随的是日本政府通过资本项目开放+离岸市场的模式推进日元国际化，加速了经济泡沫化。当时日本各大财阀以大规模海外并购来彰显其经济力量超越乃至控制美国的优势地位，但是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日元国际化也明显失败，日本学者自己总结为“经济战败”。日本的人口规模决定了本土市场规模有限，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欧市场具有明显的依附性。
日本未能扮演东亚地区的实际领导者，也有其政治原因：日本内政和外交至今并未真正独立。一个典型案例是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曾策划组建东亚版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在美国反对之下黯然放弃；另一案例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试图模仿欧洲的法德模式，拉拢中国搞亚洲新道路，结果在美国势力和日本右翼势力的联手运作之下很快下台。更重要的是，由于多年来日本拒绝对本地区承担历史和政治责任，也未能在地区面临危机和风险时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地区领袖角色，比如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公开承诺本币不贬值，经济规模和实力远比中国强大的日本却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主动让日元贬值。这些因素导致日本富而不强，更非地区领袖。
综上，东亚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呈现出这样一种奇特的均衡：政治上相互排斥和敌对，而经济上被同一个供应链生产网络紧密捆绑在一起，政冷经热成为地区常态。另一方面，东亚地区是美元全球储备地位的主要支撑力量，也是美国贸易逆差和铸币税的主要来源地。美国权势对该地区的渗透性和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e），地区内的地缘分裂和紧张，各国内部的政治脆弱性，都是该地区依附式发展路径的政治伴生物。
20世纪80年代的东亚产业分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雁行模式的描述，但是到今天东亚生产网络的布局已经与其设计大相径庭，原因在于中国自1992年之后的融入和重塑。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曾有过蜜月期，苏东剧变之后中美关系进入动荡期，中国在对外战略上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政策，经济政策上则积极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借助制造业外资在本国创造数千万非农就业，并打开全球市场大门。而美国由于“历史终结论”的过度制度自信，认为只要将中国融入其市场经济体系，就必然导致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演变，因而也容忍了中国在其主导的经济体系中的存在，在某些阶段甚至乐见其成。由此，东亚生产网络的制造业能力逐步向中国大陆转移，并最终导致了地区经济秩序和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
表1集中梳理了中国融入和重塑东亚生产网络的过程与影响。如表所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掀起一轮招商引资的高潮，尤其是1994年初人民币贬至8.7元/$之后，东亚华人制造业资本大幅流入中国以追求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客观上导致泰国等四小虎未能像日本雁行模式设计的那样先于中国实现工业化。2001年的入世成功为中国制造业打开了全球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叠加欧美制造业资本加速流入中国，外资的溢出效应和产业聚集效应大大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的效率。这也使得中国摆脱了日本主导的地区内垂直分工体系而直接与全球供应链产生互动和共生关系，导致日本的头雁效应消失，中国取而代之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
2010年之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青年受教育水平的快速变化，中国低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出现了趋势性逆转，招工难取代就业难成为时代性现象。中国社会不再像过去数十年那样渴求外资加工制造业为其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因而招商引资变成了招商选资，政府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被逐步取消，而对本土先进制造业予以重点扶持，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再平衡”。后金融危机时代，在继续吸引高端制造业对华转移的同时，中国开始主动出击在美、欧、日和以色列等地收购技术和企业，产业资本呈现双向流动局面。人民币开始摆脱美元之锚趋于独立浮动，地缘政治上中美战略博弈态势趋于上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形成了中美在全球层面上的外交竞争态势。中国的崛起最终对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系统性重构，动摇了美国对该地区经济、政治和军事主导性地位。
东亚生产网络通过以下多个渠道帮助了中国的全方位崛起：首先，通过产业和社会改造让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聚集效应大大提升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并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强势。制造业的迁入也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三亿以上的中产阶级和巨大的本土消费品市场，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东亚、北美和西欧三极结构逐步形成。其次，通过财政和技术贡献提升了中国的硬实力，制造业为中国政府贡献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外汇收入使得其国际地位和外交影响力大幅上升；两用技术的进步、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以及生产成本的快速降低，都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军事能力。最后，制造业供应链本身也为中国带来权力。处于供应链上下游的国家之间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传统的认识是上游控制下游，高端制约低端，但是由于中国一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下游，导致供应链的中上游各国反而对中国这个制造业总枢纽更加依赖。表2考察东亚各经济体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及其横向（与美日对比）与纵向（与1992年对比）的比较。
上表说明，即便是在日本经济的巅峰时刻，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东亚各经济体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大于对日本的依赖。而到2016年，除菲律宾和泰国之外，其他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都明显超过对美国和日本市场的依赖。当然，由于地区生产网络中加工贸易的作用，双边进出口额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供应链上的产业内和企业内贸易带来的依赖作用。但是按照肖雪等人利用制造业增加值数据的量化研究，2011年前后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地位与日本不相上下。之后七年间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2019年东亚各经济体的确更加依赖中国大陆而不是日本。
中国受惠于东亚生产网络和美国的市场需求，但中国并非搭便车者。由于美国的产业外包和中国的招商引资，以及东亚生产网络的升级和扩张，在美国、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资本流动关系。如图2所示，美国以金融投资的方式将资本输出到东亚的日、韩、新以及中国的台、港、澳等经济体，后者的制造业又被中国的招商引资政策提供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吸引到中国大陆，以外商直接投资形式牟取高收益。外资带来的资本金和贸易盈余被汇聚到中国外汇管理局，后者以储备投资的方式配置了巨量美国国债和金融债，压低了美国的利率。在这个三角资本循环中，中国主动承担着巨额福利损失，主要表现为外资在华的高收益与中国外储在美元债券中的低收益之间的巨大利息差，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每年损失达数千亿美元。这笔福利损失其实可以看作中国借力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东亚生产网络所支付的昂贵代价，中国用全民分担的福利损失来换取宝贵的工业化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美国政府反复指责中国是搭便车者，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公平的。中国的确是美国驾驶的全球化班车上的最主要乘客，中国的工业化的确离不开美国的消费和东亚生产网络的“摆渡”，但是中国是支付了昂贵的车票的。
中国的成功更不是被动地依赖东亚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带动作用，而是积极发挥自身政策能动性的结果。中国相对于东亚邻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很大的制度优势和规模优势。从制度上来看，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播的观念相反，强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历来扮演着关键作用，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融合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优势基因，既有苏联体系的强国家特征和资源动员能力，又有美国式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自适应性，所以相对于东亚生产网络上的其他经济体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从规模上看，中国既有需求的规模优势，又有生产的规模优势。需求的规模优势来自中国人口规模和分配方式形成的巨大本土市场扩张潜力；而生产的规模优势则包括产业高度聚集带来的集群效应和大规模高质量劳动力带来的人才优势。常被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大学扩招之后形成的每年750万大学毕业生的人才供给是史无前例的，其中理工科毕业生每年的培养规模等于美、欧、日、俄四大国相应数据的总和。
中国政府明智的产业政策功不可没。比如，2009年之后的中国经济不再仅仅依赖传统制造业，而是出现了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一枝独秀，而日本、韩国都未能培育出足够资本规模和技术竞争力的数字巨头。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格局中，目前基本只有中美两家争锋，欧洲、日本、印度、俄罗斯则全部掉队。这一局面恰恰说明中国在新世纪的幼稚产业保护和战略产业选择是明智而成功的。
四、后危机时代美国的东亚政策调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间，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东亚生产网络的产出规模超越了北美和西欧之和，日本的地区首要地位被中国所取代，而美国经济规模虽然仍旧远大于中国，但是危机救援和老龄化等因素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余额十年内扩大了4倍，达到将近22万亿美元。对美国而言更加难以接受的是，东亚开始出现了摆脱美国羁縻的地区自立的政治和安全趋势。首先是日本鸠山首相提出的“亚洲新道路”理念，然后是中国快速发展区域拒止能力，尤其是在2010年新加坡和河内的两场地区多边外交中，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和国防部长盖特纳等美国高官认为中国代表团显示出同美国分庭抗礼的姿态。
基于上述认知，美国在后危机时代推出了一系列地区霸权护持的政策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重返东亚（Pivot to Asia）、再平衡（rebalancing）和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等一系列相互套叠和支撑的大战略。该大战略的政治和军事侧面是挑动东亚地区各方面同中国大陆的紧张与对抗，包括激活中日钓鱼岛争端，鼓励中越、中菲南海岛礁争端，暗中支持港独、台独势力等等，从而为其有限的军事和政治资源提供权力杠杆和政策抓手；其经济侧面则是用一个为中国量身定制的TPP方案，将中国排除出东亚生产网络。如果这一大战略得以完整贯彻实施，将会对中国的崛起进程造成系统性伤害，但是他们完全忽视了民粹势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狂飙突进。杜特尔特执政使菲律宾脱离了美国的战略轨道，帮助中国扭转了南海局势；而更重要的是2016年末，特朗普在美国中部白人蓝领阶级的支持下惊人胜选，彻底打乱了美国战略界的上述部署。
民粹势力在全球舞台上的突然出现源自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持续加剧的贫富分化，美国尤甚。2007年华尔街以80万就业人口规模，却获取了全美3.2亿人口所有企业总利润的47%，原因在于他们从全球资产配置和资本循环中获得了巨额回报。一个功能健全的政治体系应该在各种政策变迁的受损者和受益者之间进行必要的利益平衡，从而确保政治共识和社会团结。在战后西方世界建立的“内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经济秩序下，为了维持充裕要素所有者从中获益的经济开放，发达国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社会保障、福利支出等手段保护和补偿稀缺要素所有者。但是，1979年以来主导美国内政外交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精英却在鼓励和落实一种脱嵌于政治和社会的市场经济，对美国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视而不见，对全球化的受损者未予必要的补偿。二战结束时，美国35%的就业人口在从事制造业，这一比例如今降到8%。美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的说辞是技术进步导致了制造业劳动岗位被机器和自动化取代，但是近期部分学者通过量化研究认识到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44%至56%可以用东亚生产网络对美出口商品的竞争效应来解释。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在演讲中承认，每对亚洲或者墨西哥转移一个制造业岗位，美国GDP可以扩张150万美元。三十年来美国蓝领中产阶级的名义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中产阶级的规模则呈现稳步下降态势，美国通过资本全球化和产业外包获得的增量财富都被精英阶级获取，而中部白人蓝领阶级成为净受损者。这些受损者借助民主选票的力量来反对精英的自由主义，最终导致了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
由于民粹派和建制派之间的内斗，或者毋宁说美国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分裂，美国当下的东亚政策呈现出混乱无序和“左右互搏”的局面。出于短期经济和财政利益考虑，特朗普退出包括TPP在内的一系列多边安排，大大缩减了美帝国的权力杠杆，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用，最终使得民主党精英们在后危机时代规划的“重返东亚”大战略功亏一篑。受限于其知识结构的老化和政治利益的特殊性，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派发动了一场任性的贸易战，试图用传统手段来重构全球贸易格局，迫使制造业迁回美国。殊不知其政策思维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产业间贸易时代，严重脱离东亚生产网络和价值链贸易构成的国际分工新现实。而建制派精英(deep state) 则将着眼点放在5G和人工智能等问题上，强调不能在科技和战略制高点上落后于中国，因而利用他们手中的政策资源发动了对付中兴、华为、福建晋华等中国企业的诉讼战、技术战和外交战。他们希望在东亚投入更多的军事和外交力量来实现印太战略，但是特朗普却要求削减军费和外交开支。美国政策界的内部分裂和外交盲动，虽然分别在贸易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给中国带来不少麻烦和不确定性，但是却坚定了中国将核心技术抓在自己手中并建立“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化的战略决心，也为中国的地区政策调整提供了可贵的时间窗口。
五、亚洲命运共同体与东亚供应链的未来
随着中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要素价格的持续上升以及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部分对美出口的制造业近年一直在向东南亚各国转移。从FDI流入和出口数据上看，这轮产业迁移新浪潮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越南而不是印度或者印尼。但是展望未来，许多观察者认为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即将走向尽头，越南恐怕是这艘轮渡的最后一位乘客，其中既有供给侧的技术性原因，又有需求侧的政治经济原因。
从技术上看，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增材制造（3D打印）的成熟，正在弱化产业向穷国转移的必要性。部分美欧日企业从海外撤回本土以求贴近消费者，因为新技术导致人工在单位产品成本中的占比大大下降。中国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正在大幅运用机器人技术来改造生产线，而不是像当初的美日韩企业那样向海外搬迁或外包，政府对技术升级改造的慷慨补贴也有利于保持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和耐久性。笔者对东南沿海制造业企业家群体的调研发现，尽管有许多企业家已经考察过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是多数人因为产业集群和配套的原因，选择继续留在国内，靠技术升级获取产业链上的定价能力以求生存和发展。
从国际市场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角度看，数十年来一贯慷慨地进口亚洲商品的美国如今变得不再慷慨。2008年至今美国一直处于去杠杆的状态，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也在趋于下降。特朗普总统对贸易逆差的容忍度大不同于此前的历任总统，他公开提出“美国优先”政策，逆转了四十年来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线。
正因如此，东亚地区价值链的结构转型迫在眉睫。作为本地区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中国有责任为21世纪的东亚地区发展前景提供新的愿景和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政策倡议。如何将新概念具体化并加以落实，值得学界深入试探，本文提出若干构想以抛砖引玉。
首先，应在经贸一体化领域抓住机遇大力推进。
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的几年内（2012-2016），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和东亚国家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两大轨道组成。特朗普政府主动退出TPP之后，RCEP获得了更大的吸引力和发展空间，有望成为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核心。RCEP嵌套式的区域一体化与多边式的TPP格局不同，它可以对既有承诺和规则条款进行整合，也可以进一步深化协定的内容。RCEP能包容成员的异质性，可以接受低层次的协定条款并向纵深条款发展。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发挥地区领导力，积极推进谈判促进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此外，有些学者主张应推进亚太自贸协定（FTAAP），整合亚太地区日益增多的区域贸易安排。日本华裔学者赵宏伟教授主张中国主动参加暂时由日本主导的“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从而为中日两国的政治接近与战略合作打下基础，并固化美国自绝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政治经济格局。这些观点都值得深入思考。
其次，货币金融领域，中国也可以带领本地区大有作为。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创始成员国名单的确定过程演变为地区内各方乃至全球对中美国际号召力的一次“公投”表决，美国牵头西方盟国对亚投行的抵制行动最终遭遇重大失败。在货币合作领域，中国完全可以再创奇迹。日本当年构想的东亚货币基金因美国反对而未能成立，最终形成了中日韩+东盟框架下的ARMRO机构，但位于新加坡的该机构的职能仅仅是对宏观金融货币风险展开研究和预警，而不是像IMF一样本身具有危机救助能力。应该将它迁回上海，并以中日韩合作而不是松散的东盟为龙头，将其升级为具有足够资本实力的东亚货币基金组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系统性风险。
再次，东亚地区安全的公共产品应该由东亚合作机制来提供而不是域外霸权来提供。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目前东亚地区内部的经济动能和安全保护存在明显分歧的双轨制，即地区内各方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而在安全上仰仗美国，这种分裂性映射到各国政府内部即表现为经济部门亲中国而国防和安全部门亲美国。2010年至2016年美国重返东亚期间，美国政客和外交官稍加挑拨即可以在东亚掀起针对中国的逆风巨浪，就是利用了这种分裂性。东亚国家尤其是大国有责任提供替代性的安全保障：一方面建设起强大而可信的军事技术实力，另一方面推动东亚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通过力量加机制的软硬两手，为东亚各国撑起一片和平的天空。
最后，东亚地区内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豪感也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全球人口流动和文化冲突激发起人们对文化和种族的认同，亨廷顿所说文明的冲突正是人口全球化的产物。由于其特殊的外貌、生理和社会行为特征，东亚人在美欧社会常受歧视，但是从族群和文化角度而言，东亚人恰恰有很多值得认同和骄傲的地方：重教育、低暴力犯罪率、世俗化、勤奋。移动互联网大大降低了国际传播的门槛，未来塑造一种东亚人的认同和自豪感是非常必要而可行的。
综上，通过产业和贸易、货币与金融、安全与政治以及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共同体建设，才能将 “亚洲命运共同体”转化为现实，最终改变本地区被分而治之、离岸制衡的半殖民地局面。当然，即便上述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大力推进，从地区产业链的现实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建成之间仍有很遥远的距离：从各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各类产业产品标准的一致化，到商品、信息、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乃至最终货币一体化、人员跨境自由迁徙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这个过程将由很多的中间环节和阶段性成果来逐步累积而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应该从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始；“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优先从东亚开始实施。
结 论
东亚地区得到美国的制造业外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由于价值链的原因，整个东亚地区经贸上高度相互依赖，但是在美国的离岸平衡之下政治和安全上却是高度分裂和紧张。东亚地区价值链的延伸带动中国大陆的快速工业化，中国的崛起又反过来重构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基本面貌和结构。未来，中国应承担地区领袖的角色，从经贸、货币、安全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向整个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从而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来取代本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