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3年进入尾声，重振世界影响力最大经济体（除了欧洲）的努力正在让全世界受益。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政治性问题。
在经历了25年的停滞后，日本试图通过采取前所未有规模的量化宽松重新振兴其经济。这是一场高风险实验：更快的增长可能会推高利率，让债务维持成本变得不可持续。但首相安倍晋三宁可冒险也不愿日本缓缓走向死亡。而从公众热烈支持的角度看，日本普罗大众也是这个看法。
相反，欧盟正在迈向日本拼命想要摆脱的长期停滞。这是一场髙赌注赌局：民族国家可以经历失去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活下来；但作为民族国家的不完全联盟的欧盟很容易因此崩溃。
欧元的设计存在致命缺陷。它是在德国马克的模式基础上建立的。成立共同中央银行而不成立共同财政部意味着政府债务将由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所无法控制的货币计价，这就带来了违约风险。由于2008年大崩盘的影响，一些成员国处于过度负债状态，风险溢价导致欧元区永久分裂为债权国和债务国两个阵营。
这一缺陷原本可以通过用欧元债券取代个体国家债券来纠正。不幸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排除了这一选项，这反映出德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改变。在重新统一之前，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如今，不堪重新统一成本重负的德国纳税人决定不再充当欧洲债务人的摇钱树。
2008年大崩盘发生后，默克尔坚持每个国家都应该自己照看好自己的金融机构，政府债务必须十足偿付。德国在重复一战后法国所犯下的悲剧性错误而不自知。当时，法国总理白里安的坚持赔款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如今，默克尔的政策在导致欧洲其他国家极端运动的崛起。
当前的欧元治理安排将继续维持，因为德国将永远贡献维持共同货币的最低限度努力，也因为市场和欧洲当局将惩罚挑战这一安排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尽管如此，金融危机的爆发阶段已经过去了。欧洲金融当局已经默认紧缩不利于生产，也不再采取进一步财政约束。这给了债务国一定的喘息空间，而尽管看不到增长前景，金融市场仍然稳定下来。
未来危机将发源于政治领域。事实上，这已经昭然若揭了，因为欧盟可谓两耳不闻盟外事，对于外部威胁根本无法充分响应，不管它来自叙利亚还是乌克兰。但前景也远远称不上毫无希望；俄罗斯威胁的复起可能会扭转当前欧洲走向分裂的趋势。
于是，危机将欧盟从激发人心的“梦幻目标”转变为与之截然不同的东西。理应是平等国家为了共同好处牺牲部分主权自愿结盟（堪称开放社会原则的楷模）的联盟如今已被欧元危机转变为债权国-债务国关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事实上，欧元可能把欧盟毁掉。
与欧洲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正在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坚挺的经济体。页岩能源给美国带来了重要的制造业整体竞争优势，石化行业就更不用说了。银行和住房部门在去杠杆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量化宽松提振了资产价值。住房市场也有所改善，建设潮拉低了失业率。财政拖累也即将结束。
更令人惊喜的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显示出扭转的信号。两党制度已经良好运转了两个世纪，因为两大党派都必须在大选中争取骑墙派。接着，共和党被宗教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绑架，随后又被新保守主义所把持，这使该党走向了极右。民主党试图趁机赶超从而赢得骑墙派，而两党都在不公正地划分国会选区。结果，积极分子主导的党内预选获得重视程度超过了大选。
这构成了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最终，共和党中的茶党玩得过了火。在最近导致政府关门后，共和党其他部分开始反击，这应该会带来两党制度的复苏。
如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不在于欧元，而在于中国的未来取向。其快速崛起背后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动力。
这一模式依赖对家庭部门的金融抑制从而推动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结果是家庭部门占GDP比重下降至35%，家庭部门的被迫储蓄不再能够为当前的增长模式提供资金。这导致了各种债务融资手段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的金融环境欲2008年大崩盘之前一年的美国存在一些诡异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个重大不同。在美国，是金融市场主导政治；在中国，国家拥有银行和大部分经济，且中共控制着国有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从2012年开始着手治理债务增长；但当减速开始给经济带来实打实的痛苦时，共产党接过了指挥棒。2013年7月，领导层要求钢铁行业炼钢炉全开，人民银行放松信贷。经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公布了意义深远的改革方案。这些发展态势极大地改善了当前的全球前景。
中国领导层将经济发展置于结构改革之前是正确的，因为结构改革与财政紧缩相结合会让经济陷入通缩螺旋。但中国的当前政策有一个尚未解决的自我矛盾：重启炼钢炉也重新激活了债务猛增，而这一模式不可能再持续多年。
如何和何时解决这一矛盾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深远影响。中国转型的成功不仅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而其失败则会破坏中国政治领导层目前仍享有的普遍信任，导致国内动乱和国外军事冲突。
另一个重大的未解决问题是合适的全球治理的缺位。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无法形成一致加剧了叙利亚等国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不用说放任全球变暖过程不受约束地发展了。但是，与将在未来几年中见分晓的中国难题相反，全球治理缺失问题可能会永远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