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看起来很乱，对于未来，人们越来越担心。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迫在眉睫的美中百年冲突》，其主要观点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终于找到了值得花时间去对付的真正对手——中国，因为中国符合美国关于对手的定义——集意识形态、军事和经济威胁于一体。
他认为，与中国的全面对抗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原则。沃尔夫用了“百年冲突”这个词，在他看来，这场斗争会是长期的，尽管他本人并不赞成美国这样做。
用“百年”来描绘中美关系之变，其实并不少见，影响较大的当属被称之为特朗普中国政策顾问的白邦瑞所写的一本书，书名叫《百年马拉松》，主要是讲中国战略的。他认为，中国有一个隐藏的大阴谋，就是做长期的准备，超过美国、排斥美国。
前不久美国国务院规划司主任斯金纳讲到，美国与中国之争“是一种完全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称中国“是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她虽然没有直接用“百年”这个词，但放到了文明冲突、人种冲突的高度上，定是考虑得长远。斯金纳是现任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司司长，并非一个平民学者，由此可见一斑。
前不久，我与一位日本朋友交谈。他告诉我，他刚刚出访美国回来。令他吃惊的是，他访问期间所接触的美国学界、专家、政府官员在对中国的看法上几乎“众口一词”，即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在各次会议上、座谈中，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在他看来，美国对华关系的转变并非特朗普本人的恶行，而是美国政治的转变。他甚至提出，比较而言，特朗普还是美国保守团队中对华最不强硬的，甚至是对华较友好的。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撰文提出警告：不应低估中美之间经济脱钩、政治敌对和军事对抗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
大变局，当然包括中美之变，且中美之变应是百年大变局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变化。
中国与美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是利益冲突，但中国主张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分歧，推动与美国构建“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甚至形容“中美是夫妻关系”，等等。
就在最近，尽管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和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习近平主席仍强调美国是伙伴，称特朗普总统是他的朋友，明确表示，中美难割裂，中国不愿意，相信特朗普总统也不愿意。
尽管中国在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中并不示弱，但总的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基本定位没有改变，仍然在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当然，美国对中国不信任，对中国的说辞并非欣然接受。就像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的对华长篇讲话，通篇对中国表现出极度不信任，声言美国不再对中国容忍。
中美真的会陷入“百年冲突”吗？
国内讨论热烈，肯定者有之。笔者好像不那么悲观，或者说是保持“谨慎的乐观”。时代不同了，人们还是需要用新的思维和观念来思考未来，认识中美未来“百年”，既需要考虑现实的关系，也需要考虑影响未来关系的大势。
什么是现实的关系？
在我看来，大体有以下几个基本点：
其一，双方关系和利益纠缠，难以割裂。如要割裂，政府难做到，企业、社会也不太愿意；
其二，“新冷战”、贸易摩擦等，特别是发生战争，绝无胜者，会两败俱伤；
其三，即便美国有盟友，真正愿意被绑上战车，或者真愿做帮凶者少，“第三方们”会尽力劝阻，甚至会集体阻止中美发生恶斗；
其四，“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会去争霸。
这几点是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
什么是影响未来关系的大势呢？
大体可以预测三个大趋势：
其一，力量对比会发生大变化，主导未来世界的力量不会是美国，也不是中国，美国继续是强国，但一家独霸的局面定难维持，中国力量会上升，但也难言一家独大，大势应该是多种力量并存，其中包括越来越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大公司集团、非政府组织等）；
其二，全球化大势难逆，尽管形式和内容与前不同，然而世界会变得更为开放，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可能不主要是大国，而是新科技，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超国家网络体系；
其三，基于相互依赖与共同利益，区域、国际合作以多样的形式发展，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性提升，由此，提供给中美冲突，特别是百年冲突的空间变小。
新时代，世界变化得太快，有些大趋势已经显示出不同以往的突出特征。那些用传统思维（不仅仅是冷战思维）和方式思考与布局未来的当权政治家们能左右长远的未来吗？
爱因斯坦曾留下名言：我从来不想未来，它来得太快。就我的理解，爱因斯坦是在告诫人们，还是不要武断地对未来下结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