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形势最重要的就是增长问题，增长问题最该关注的是稳增长。那怎么才能实现稳增长呢？按照传统思路，就是财政货币政策。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现在也不错，是有效果的，但是现在有人说，货币政策效应正在不断递减，应该发挥财政政策更大的作用，言下之意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要更加积极。我想如果我们稳增长仅仅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两大政策之间进行选择，那么稳增长可能只是有短期的效果。怎么才能长期稳增长呢？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特别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判断。
现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或者说影响稳增长的恐怕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在我们这个阶段越来越大。最近国务院发了一个新的文件，就是基于重点人群，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视角。重点人群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从重点人群这个角度入手，调动社会各个层面的积极性，这个思路跟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跳出了稳增长要么依靠货币政策、要么依靠财政政策这个思路。
我们说的户籍制度，背后就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社会身份带来很多排斥性的问题，比如说就业、创业机会不同，同工不同酬，这是社会排斥。社会排斥和社会包容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指望实现包容性增长呢？所以，社会问题现在变得更加重要。
社会化改革要从几个方面来推进：一是身份的社会化改革。我们的身份现在不是社会化的，是地域化的，是单位化的，没有变成真正的社会人。城市里有本地人与外地人之分，单位里有体制内人和体制外人之分，社保有居民、职工和农民之分。从这点来看，这项改革至关重要。没有身份的社会化改革，劳动力真正自由流动就很难实现，而且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成本上升。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企业员工过度流动，如果要不断地招工、培训，它的成本会不会上升呢？假如农民工不能在城里定居下来，处于漂泊状态，他怎么成为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呢？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下一代怎么办？素质如何提高？如何融进城市社会？“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否要一直延续下去？其实，除了户籍身份，还有编制身份、干部身份、工人身份，对社会成员的横向和纵向流动都构成严重的限制，机会不公平，经济也难有活力。
二是组织的社会化改革。过去的改革实现了经济组织市场化，经济组织就是企业，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实际上它也是社会主体。广义上讲，市场化改革也是社会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组织的社会化是从企业的市场化起步的，但是一个社会不仅仅有经济组织，还有很多公益性组织和非经济组织，比如说现在大量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这些不是经济组织，但是它们社会化了吗？没有。中央一再强调，要发展人才，要给人才松绑，要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关键是要给他们所在单位松绑，给属于事业单位的科研院所、学校、医院松绑，去行政化，变成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自治的社会主体。如果这些社会组织没有活力，经济的活力就缺少源头活水。所以，社会组织一定要进行社会化改革，这里所讲的社会组织，还包括行业自律性组织、群众自助性组织、社会公益性组织、学术团体等等。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一个短板，应该加快推进。通过组织的社会化改革，实现社会的重构和再组织，避免社会的碎片化，加快社会转型，提升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匹配性，提高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防范化解治理失灵的风险。
三是管理的社会化改革。这个管理并不是企业管理或单位管理，而是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比如说，每个人作为社会人，要有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能力。讲诚信，这就是个人的自我管理，如果社会大多数人连这点都做不到，那说明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而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对经济运行的成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交易成本会居高不下，拖曳经济增长。企业之间相互拖欠造成的三角债，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讲诚信。有钱不还账，并非个别现象。站在经济人的角度，欠账不还等于融资，还可以节省财务费用；而从社会人角度看，欠账不还则是赖账，是不讲诚信的表现。如果社会都着眼于眼前，都是经济人，而不是社会人，那整个社会的行为就会紊乱，会使整个经济运行的环境变差，经济运行的成本变高，甚至产生逆向淘汰，效率就会下降。当前降成本都是从微观、财务会计的角度来分析和采取措施，其实从整体、从宏观来看，社会化改革才能真正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成本降低了，大家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上来了，经济也就有活力了，稳增长自然就能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