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一般出现在一国工业化的中后期，同时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我国而言，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的必然举措，也是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变革，对于积极应对当前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促进服务业转型发展与优化升级，以及提高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并非现在才出现，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不断融合的进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当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水平的限制和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融合方式有明显区别。
总的来看，虽然工业化早期就会出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结合，但普遍出现融合趋势则一般发生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在融合程度上，受技术进步和业态创新的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层次不断加深，由初期的浅层次结合，逐渐发展为深层次融合。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对融合发展的需求更强、更容易实现融合。在融合的具体路径和形式上，表现为产出融合和投入融合。产出融合，是指制造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之间的融合，最终产品是包含实物产品和相关服务的“产品包”；投入融合，是指专业化的服务要素深度参与到制造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之中。
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产品一般不会包含相应的服务，产品附加的服务和产品本身完全隔离，能否提供相应的服务与产品本身的生产、销售以及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等，没有明显的关系。在制造企业内部，生产过程对服务的需求也比较少，一般是通过内部提供的方式得到满足。但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特别是企业规模的扩大，制造业需要更为专业的服务要素供给，由此，专门的服务企业或者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的服务部门，成为制造业服务要素的重要供给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产品中“制造”和“服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目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投入融合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服务要素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不断增强。家电、汽车、通信设备、消费电子、工程机械等产业率先出现不同程度的服务化转型；设计、研发、实验等专业化服务，检测、维修、部件定制、工程总承包、交钥匙工程、整体解决方案，以及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优化等，是当前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一批领先的制造企业已经开始运用服务来增强企业竞争力，服务质量的差异化也对提升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催生的新业态正在成为制造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破除现存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制约、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适应新的国际产业分工环境和秩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助于破除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制约。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传统要素禀赋优势减弱、市场环境有待优化、创新动力尚且不足等方面的挑战，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更多的服务要素投入制造业，将对节能减排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形成集约使用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发展方式；研发、设计、专业管理等服务能够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增长点，以抵消传统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继续教育、金融租赁、工业地产等服务业更好发展也有助于制造业优化劳动力、土地要素的结构；制造业国内市场的发展需要渠道建设、诚信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需要相关服务业同步发展提供支撑；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成果交易、专利申请、标准制定等对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制造业与相关技术研发、技术中介机构等服务部门和企业深度融合，可提升制造业自身技术研发部门的水平，加强其与外部科技资源的联系，从而加快制造技术的研发和转化。
二是有助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优化升级。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总体上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中低端生活服务业所占比例大，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商业服务所占的比例较低；研发、设计、咨询、法律、财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产品本土供给不足；服务业外向型程度较低，服务业产品的出口比例远远低于制造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规模大，但人力资源水平低于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够为国内中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由制造业剥离出来的服务环节和项目能够为国内服务企业提供智力和资金支持，制造业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能带动服务业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这些都有助于国内服务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的优化。
三是有助于我国应对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当前，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出现新的特征和趋势：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不断提高，国际产业转移开始出现服务业转移的新趋势；很多发展中国家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能力增强，对我国中低端制造业形成竞争压力；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推行更加保守的贸易政策。在此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够改变传统的依靠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缓解要素成本上升削弱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国内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借助制造业已经形成的国际技术链、供应链、销售链网络参与国际分工，同时促进我国优势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探索融合路径、找准发力点
更好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需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要针对国内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融合路径。
要探索要素结构提升的融合路径，通过增加服务要素供给比重以及更好的服务，改变我国制造业依赖低成本要素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要素结构，突破技术约束，切实发挥研发设计等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要探索用户价值提升的融合路径，通过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解决方案、信息增值等融合模式的应用，提升最终产品或产品组合的价值；要探索制造效能提升的融合路径，针对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困难以及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要求，可重点探索低成本大规模定制、供应链整合和网络协同制造等融合模式，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效益；要探索拓展服务提升的融合路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能够催生新的生产性服务业态，比如金融租赁、资源网络化和服务外包等，这将有效弥补服务业结构短板，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
一是着力破除制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重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实施国家层面的融合发展规划，推动相关政策出台，提供金融支持。当前，我国还存在一些制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税率不同、服务业供地较少、金融支持不足等，对此需加强顶层设计，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
二是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融合的重要载体。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进程看，新的融合模式总是出现在代表当时技术、市场发展方向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实践的触发点。对此，需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在制定相关产业规划和计划时，亦要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作为重点方向，着眼于构建涵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而不是局限于单一制造业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
三是鼓励制造业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相比于商业等服务业，我国制造业业态创新的步伐较为滞后。要进一步提高工业和信息化融合的深度，实施相关政策促进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产品设计、客户定制、集成制造、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测试认证、金融服务等环节，贯穿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的整个过程。
四是积极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参与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制造业服务外包是国际服务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部分。目前，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处于调整阶段，这为我国通过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参与国际制造业服务分工提供了重要机遇。可考虑借助已有的服务外包试点城市，加大相关政策的落实力度，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制造企业与服务外包企业的合作与联盟，建设和推广国家制造业服务外包公共品牌，吸引优质要素投向生产性服务部门。同时鼓励制造企业积极开展在岸服务外包，开拓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需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