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再兴与中国道路再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带给许多亚非拉国家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有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光纤通信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的基础设施超级能量，以及协助克服发展瓶颈的意愿；第一次有一个超级制造业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第一次自己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营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不事事要求知识产权的保障与回报，也不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为唯一的考虑；而且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理解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搞政变。这种历史机遇是前所未有的。
全球经济正面临逆全球化政治潮流的冲击，尤其是特朗普推行的保护主义与激进单边主义，以及美国鹰派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对现有全球多边体制构成严重威胁，也对全球化进程构成严重干扰。在此世界秩序震荡与重组的关键时刻，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正责无旁贷挺身而出，主动协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与欧盟国家，为全球多边主义体制提供关键支撑。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世界，正给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各种深化双边或区域经济整合、多边开发融资、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共享、文化与教育交流，以及科技合作的新机制正在加速创建、增长与强化。尤其是获得众多国家响应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推进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并积极推进全球化经济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促使经济全球化能与可持续性发展及包容性增长目标更紧密结合。
我们一定要从这种全球视角来理解近代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中国再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涵，并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课题的研究。唯有以全球史的架构来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课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理解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责任，也才能看清楚未来应该走的道路，以及可能面临的艰巨挑战。
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中国这 100 多年，从被帝国主义欺凌侵略而濒临生死存亡关头，到重建一统政治秩序与恢复民族独立自主地位，然后一步步走到全球最大经济体量的发展中国家，多么曲折而不容易。中国过去 70 年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急起直追，有很多方面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超越了过去各种不同民族与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纪录；如果中国在既有的发展道路上持续前进，那么她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实际上过去 30多年她已经深刻地影响全球化进程，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未来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还会更关键，关键程度会超过历史上美国所起的作用，这对全人类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二、回顾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千年移转
2018 年 10 月《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杂志刊登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专题报道。(1) 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张非常醒目的历史地图（见 P3 图 1），信息量很大。这张历史地图最早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所采用，它是根据著名的世界经济史专家安格斯 • 麦迪逊（Angus Maddison）领导的研究团队提供的历史估算数据所绘制的，展示了过去 2000多年来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空间移动。(2) 该图从公元元年开始绘制，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 1500 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的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亚细亚，先微微地向南移动，然后缓慢地移向中国西域。在这个重心的西边有被称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两河流域，以及环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等。在它的东边与东南边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型的古文明，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大多数时期于各方面都是比较先进的，包括农耕、纺织、冶金、医药、天文。所以把各地区经济活动规模加权平均以后，世界经济地理重心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长期相当接近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板块。世界经济地理重心从 16 世纪开始往西北移动。1820 年以后，世界经济重心的移动加速，一直往西走，这就是西方的崛起。这段历史包含航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
到了快要接近 19 世纪末的时候，北美新大陆和美国的兴起，更是把这个重心快速地往西边牵引。一战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大英帝国，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更是达到顶峰。因为美国的板块分量太重，所以这个重心在 1950 年的时候，已经移到了北大西洋的中间。那么接下来又开始起变化了，西欧战后重建复兴了，东亚也开始发展起来。所以这个重心从1960 年以后就开始慢慢往东移动。尽管有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等等，但因为美国也在发展，所以重心的移动速度并不快。但是 1980 年以后全球经济重心则快速地往东移动，此时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然后到 2010 年、2018 年，以及预测到了2025 年，重心还将继续快速东移——当然之后可能会再往东南一点，因为印度也在快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答案显然就是中国兴起，它是最大的一个牵引力量。
所以这张图很有趣，因为它预告了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分布的重心可能会回到 19 世纪初的起点，甚至回到更早的两千多年前的起点，也就是回归更悠久的历史常态。《经济学人》在这篇报道里感叹道，如果从统计数字的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其实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大趋势下的各种指标变化，并且中国还在持续前进。战后亚洲兴起的历史意义非凡。因为这批成功的后起工业化案例是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丰沛的资本积累、盘踞产业链的顶层，掌握多数核心技术与专利保护，控制能源与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渠道，全盘主导国际金融体系与经济交换游戏规则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倚靠自身的积累、勤奋与学习，并积极掌握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参与低阶的国际分工开始，从来不是倚靠战争扩张、殖民掠夺，也不倚靠对资金、技术与市场的垄断。而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则非常不同，从 16 世纪一直到二战结束，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蹂躏、掠夺、榨取与不对等交换之上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者面对西方崛起过程中斑斑可考的弱肉强食、奴隶贩卖、种族屠杀、殖民掠夺与通过战争扩张领土及建立势力范围这些残暴行径都选择避而不谈。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新制度学派学者道格拉斯 • 诺斯（Douglas North) 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扭曲历史来削足适履，他的作品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而后起之秀如阿切莫格鲁（Acemoglu）则试图让读者相信后起的殖民帝国（例如英国）给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遗产为这些前殖民地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者更是刻意忽视国家机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的强势主导角色。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际（1492 年 )，人类学家估计当时有大约 1.45 亿原住民居住在西半球，到了 1691 年美洲原住民的人口有 90% 以上灭绝，也就是有大约 1.3 亿人因为屠杀、奴役、传染病或饥荒而死亡。美国的崛起就是一部从十三州开始向西领土扩张的历史。而美国的领土扩张基本上就是靠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对他们进行种族屠杀，也包括胁迫无暇他顾的欧洲殖民帝国（例如西班牙、法国与沙俄）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原来就是强占且仅名义上拥有的土地，美国也从墨西哥人的手中掠夺了今日西南边境的广袤土地，并以政变方式罢黜夏威夷王室而将国土扩张到太平洋。
而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掠夺以及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同样见不得人。根据乌特萨 • 帕特奈克（Utsa Patnaik）与普拉巴特 • 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这两位印度经济学家的估算，在170 余年的殖民期间（1765—1938 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之总数是天文数字，其价值保守估计相当于今日的 45 兆美元；同时，在殖民期间共有 18 亿印度人因为严重剥削与物质条件极度匮乏而死。所以，我们从地图上看到的世界经济重心一路往西移动的历史路径，是由广大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殖民体制崩解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告结束。
三、中国发展纪录前无古人
在过去的 40 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前无古人，而且以后恐怕也很难有其他文明可以再复制。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与交换体系从来没有经历过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吸纳像中国这样巨大规模新成员的先例。自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内一个轻量级的成员，快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中国也在最短时间内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连续晋级，建构了上下游供应链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同样在最短时间内超越美国而成为拉抬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火车头。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与各类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汽车、空调、钢铁、水泥、玻璃、化肥等消费市场。
过去 30 多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生产外包，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量移转到亚洲，而中国成为接收外移制造业的最大基地，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素质高，供给量特别大。在新旧世纪交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人口的 20%，而中国的劳动力占全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近 1/4，中国劳动参与率特别高，比印度要高很多（因为印度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而中国非常高，妇女占劳动力供给的 45%）。如此规模的劳动群体快速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史无前例的。日本兴起也未曾带来那么大的冲击，“四小龙”更不用说。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平台，目前制造业的生产总值早已超过制造业日益空洞化的美国，很快就要超越整个西欧了。中国让欧美企业感到最震惊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全世界产业分工里面快速晋级，从劳动密集与技术门槛很低的制造业，快速地往高端攀升。
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让将近 7 亿人脱贫，也同时让人类社会快速迈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联合国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新千禧年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从 1990 年到2015年前将地球上生存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半，然后逐步迈向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有希望达成，而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国。下面这张图（图 2）说明了过去100 多年想要赢得这场全球脱贫的战斗多么不容易，因为进入 20 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贫困人口的总数也不断在增加。在二战之后（也就是 1945 年以后），出现了婴儿潮，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也在加快，但是尽管许多地区出现不错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努力在脱贫，但是全球范围的贫困人口总数还在增加，这对整个地球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发展趋势。但是到了 1970 年代以后，它的转折点就慢慢出现了，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不管是绝对贫穷人口的比例还是总数都在快速不断下降，这里面中国做了最大的贡献。在 1990年中国还有 7.5 亿多贫困人口，到 2015 年只剩下不到 2000 万人。进入新世纪，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帮助它们消灭贫穷的努力上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所以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达成了，它下一个目标便是要对全人类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们需要从多维度来评估中国再兴的全球意涵。整体而言，中国再兴带动世界秩序的重组；具体而言，中国兴起带动了六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一是赋予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推进力量，让超级全球化的作用与冲击全面放大；
二是削弱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触发战后国际秩序的结构调整；
三是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四是拉抬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起，发掘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
五是引导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家修改全球化规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与制度安排；
六是加速由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移。
首先，中国的快速兴起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也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因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所以过去 30多年的全球化，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也就是说它的进行速度，以及动员、席卷、渗透的力量，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化，把全世界所有社会都吸纳进来。几乎没有任何地域或人群完全不受到它的牵引，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中国正是对这样一种巨大力量起到了关键的放大与加速作用，虽然不是唯一，但却是最关键之一。
其次，中国的快速兴起，在不知不觉中、有意无意中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逐渐失去生产、贸易、科技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的霸权，今日的美国地位与其在苏联解体时曾经一度享有的唯一超强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再者，中国兴起打破西方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的长期垄断。中国发展模式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撼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的话语权。中国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推广符合国情、因地制宜、政府市场两手并用、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激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能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而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
中国的快速再兴带动了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起，开启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时代。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文化、经济的导向都是朝向前殖民宗主国，这些亚非拉国家虽然形式上独立了，但各方面都难以摆脱对曾经殖民过它们的西方国家之依赖，像法语非洲长期高度依赖法国，自己的军队与情治人员都由法国培训，甚至自己的外汇储备也都寄放在法兰西银行。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在制度、认同和观念等很多方面依赖英国。长期以来，这些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跟联系比较薄弱。但是中国快速兴起后就不一样了，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国家而言，一方面它们可以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经济互补关系，中国还可以协助它们走上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以中国为首的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全面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并发挥积极性与建设性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架构下，中国倡议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决策地位；金砖国家主张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正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它们主张稳步推进这个长远目标，推动渐进改革与有序转型，不希望导致国际秩序出现混乱或崩解。金砖国家采取明确立场维护现有全球多边体制，包括联合国及 G20 体制，全力推进“联合国 2030 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
中国已经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及深化合作机制，并正带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以及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也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倡议赋予国有开发基金、发展援助机构、多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以及政府主导开发计划在推进区域融合与全球化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也积极倡议扩大个体与微型企业参与全球经济，为跨境电子商务、电子支付、分享经济、万众创业等全球化新路径，打造有利生态环境。因此中国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换游戏规则，产生巨大的引导与修正作用。
五、利人利己创造多赢
西方国家对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趋势非常不适应，西方社会菁英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与敌意，也是预料中的。欧洲对“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有强烈的抗拒心理，美国更是对“唯一超强”地位有强烈的恋栈心态。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建设性交往政策而全面转向战略围堵，其根本原因是 70 年来美国第一次遭遇有可能失去霸权地位的挑战。美国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地位，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愈来愈尖锐。这也意味着，当中国愈来愈接近恢复其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时，面临的挑战必然愈大，战略情势也必然更险恶与复杂。
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开始扮演这个角色的心理非常地矛盾，因为它们长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维一时间很难调整。西方国家担忧美国霸权的退位，仍希望美国继续扮演领导角色，因为对这个老大哥依赖惯了，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可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全人类而言，美国霸权的消退跟领导退位是机遇而不是危机。
特朗普带来的变局逼着中国跟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跟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其中，中国当然是责无旁贷。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在不张扬、相对低调的情况之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和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当然中国要量力而为，不能揽太多超过自己能力，或者在别人没有心理、思想准备的情况之下去揽这些担子。同时，中国也并不纯粹是在道义上去承担国际领导者责任，因为在很多领域上是利人利己，可以创造很多双赢或者多赢的可能性。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已经成为领导全球因应气候变迁的实质领袖，中国不但会提前达成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顺势治理国内空气污染问题，以及带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更可利用自己的技术与设备协助开发中国家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 (1) 所以中国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里面做一个“领头羊”，而且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角色，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这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明显。
单单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 2009 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至少是将近 1/3，有的时候更大，已经超过美国很多。所以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谁？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经济体合在一起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70%以上的份额，美国不到 20%，大约在 18% 左右。在短短十几年里面，中国在全世界贸易体系里面的作用已经是后来居上。中国从 2001 年开始入世，到了 2016 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发展惊人。中国已经成为 124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只有 56 个国家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
根据援助数据（AidData）这个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在各个方面拉抬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累加起来的作用已经明显超过美国。在官方发展融资领域，从 2011 年以后中国的融资规模就明显超越美国。当然在每个地区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国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作用还是最大。在非洲的话，欧洲国家的作用也不小。不过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发挥的作用绝对居于领先地位，不管是通过经济互通有无拉抬欠发达国家，或者通过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援助。
中国近年来提供大量机会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专业人士来华进行在职进修与技术培训，涉及农业、医疗、卫生、气象、工程、扶贫、能源、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外进行投资或承接大项目时，不仅大量雇佣当地的职工，也会提供在职培训，甚至将部分骨干成员带到中国来培训，也就是在帮这些国家提升人力资源。 (3) 此外，中国也扮演关键的发展项目融资角色，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没成立之前，中国很早就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还有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项目融资，其融资规模在非洲与拉丁美洲都超过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加起来的总和。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商机制基本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还有一个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现在因为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让 G7内部纷扰不已；而“金砖五国”却逐步升级，现在变成“金砖 Plus”，因为中国想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尼这些重要国家都纳进来。过去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国跟西欧，但今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超过 G7。
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咨询顾问集团普华永道最近发布一份《2050 全球经济：长程展望》报告，得到广泛的关注，也被兰德公司等美国智库所引用。这份分析报告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在世界经济里七大新兴经济体（emerging seven economies）将取代传统的 G7 集团。(4) 七大新兴经济体简称为“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根据购买力等值 GDP 来估算的话，在 1995 年，E7 的经济总体量只是 G7 的一半。但是到 2015 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已经和 G7 持平了，当然在名义 GDP 上，可能还有落差。估计到 2040 年，E7 的经济总体量就会变成 G7 的两倍。未来 20 年我们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这些后起之秀未来在世界经济里举足轻重。
六、中国道路影响人类未来
在这些全球变化趋势下，中国道路跟人类社会的未来关系更加紧密。中国携手世界共筑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可以从涉及全球社会最重要的以下四个面向协力推进和谐共生、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境界和状态：第一，保护地球的生态和公共资源；第二，建立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种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第三，维持全球化的前进动力，并修正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促进包容性增长，扩大经济受益群体，让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更夯实；第四，全面改善全球治理机制长期落后于全球社会发展需要的状态，并改善国际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与质量不佳的问题。
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首先，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巨大能量。同时，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机构基本上不被跨国资本与军工利益集团掌控；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国家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再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依然丰沛，意识形态包袱相对较轻，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更重要的是中国传承兼善天下的文化基因，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于弱小者的扶持责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包容与尊重多元宗教与文化，不强求价值标准齐一，不会制造文明冲突。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抱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与法治根基，如果西方国家不主导，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而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的许多悲观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他们着重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那也没有其他国家会提供，接下来就会出现类似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他们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忽略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从《巴黎协定》的谈判与签订过程可以看得很明显：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对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议题，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地协商，并承担起应负的义务与责任。在联合国维和任务领域，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人力派遣国，以及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出资国。因为西方主流媒体刻意的忽视，大多数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都不知道，过去几年中国在不张扬、相对低调的情况之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观的“补充性或者替代性”国际公共产品，甚至在有些领域中国还提供一些过去美国或西方国家不曾也不愿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也在全球治理中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关键倡议者，至少是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建构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2016 年在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虽然那次峰会的领导人宣言，日后如何落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它的精神、它传递的政策信号具有历史跨越性意义。在此之前，G20 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还有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幕后运作下，G20 峰会终于把视野与聚焦拉回到全球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中长期的议题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就是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与全球各地区的政策
协调跟合作机制。面对东盟、阿拉伯联盟、中东欧，整个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共同体，乃至面对整个非洲，中国已经建立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区域加一”模式，而且这些合作平台不是松散的，而是越来越实在的多边合作机制，有领导人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启动很多专项合作。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机制，美国花很大精力去搭建跟它最紧密战略伙伴的军事联盟，而基本上不重视与那些欠发达国家建立这种经济伙伴关系跟全方位互联互通架构。在当前国际社会不够完整、不够完善的现有多边体制下，中国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性体制建构，而且正引领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此外，中国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基金等。同时，中国也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还有，中国在全球通信与导航领域也提供新型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 5G 标准，推动全球 IPv6 根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等。中国也开始提供能源与金融交易替代性结算机制，包括发行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增加发行境外人民币计价债券，培育伦敦与香港成为境外人民币结算中心，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办以人民币计价（并可转换成黄金）的原油期货合约等，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
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趋势仍然充沛着前进动力，非西方国家之间将会构筑愈来愈绵密的经济、能源、科技、资讯及金融交换与互助网络，这将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这也不是西方的反全球化政治势力或特朗普的对中国战略围堵政策所能阻挡的。尤其是获得众多国家响应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这个宏大的构想依托欧亚大陆板块，外联非洲与拉丁美洲。跟美国在战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不搞小集团与军事联盟，也不准备利用“一带一路”来围堵哪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加速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合作，开辟新的经济走廊，打造全新跨国基础设施联通，促进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同步发展，带动世界经济板块的重组。
“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将为全球化打造更厚实的基础，会远远超越传统区域整合所着重的贸易自由化、旅游便捷化、投资便利化等范畴，而是推进基础设施、能源、农业、通信、科技、城市管理、文化与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指出，许多沿线国家过去都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缺乏以及政策法令不足，贸易与吸引外资的巨大潜力无法释放，而“一带一路”开辟的新亚欧大陆桥以及通往印度洋的经济走廊将可为这些国家明显降低运输的时间与成本，并可带动贸易与投资。世界银行的专家估计当这些新的运输走廊建设完成，沿线国家对外贸易的运输时间可以平均缩短 12%，内陆国家的改善幅度将更为明显。沿线国家所生产的有保鲜期或需要争取时效的产品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一带一路”倡议会有明显的扶贫效果，将可让运输走廊沿线国家至少 700 万人脱离绝对贫困，以及帮助 3200 万人脱离中度贫困。相较于世界银行的评估，荷兰 ING 银行的智库评估报告对“一带一路”的贸易促进效果更为乐观，他们估计“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陆续完成时，将可为世界贸易带来 12% 的增长。2017 年全球货品出口总额为 17.7 兆美元，服务业贸易总额为 5.1 兆美元，合计为 22.8 兆美元，12% 的增量就相当于 2.736 兆美元。目前每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也不过是5400 亿美元。
全球化虽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但很大程度上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失灵，以及政治菁英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彻底绑架的结果。整体而言，全球化仍不断在世界各地创造更多的受益群体，而且是大量增长，最好的例证就是非洲大陆。非洲人口在 2017 年是 12 亿，但增长的速度惊人，估计到了 2050 年人口将达到25 亿，这里将是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热点。从 1990 年代开始，受惠于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超过三分之二的非洲国家都出现连续十年以上的中高速增长，2008 年以后增长曾一度受到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拖累，但从 2016 年开始又逐渐恢复强劲的增长动力。非洲是当前世界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尤其是过去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更是外商投资的热点。
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最大助力来自中国提供的出口市场、开发援助、长期融资、技术合作、直接投资，以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从 2000 年到 2017 年，中国与非洲双边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每年达到 20%，投资的增长速度同样惊人。中国政府与非洲联盟从 2015 年启动“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由中方提供 600 亿美元的启动基金。十大计划涵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消除贫穷、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比如现在由中国电信带头跟非盟合作，搭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采取中国典型的“八横八纵”的举国体制，此一宏大的构想已经在逐步落实，大概 2025 年就可以完成，15 万公里宽频光纤网络穿越非洲 48个国家，覆盖至少非洲 1/4 人口，而且每个国家会在骨干网络之外，铺设当地的支干网络。将来它覆盖的范围会更大，等于一口气把非洲的几亿人带入网络时代，帮他们打开各种可能性，将来可能全球消费者可以通过阿里或者其他网站直接找到非洲的淘宝店家。
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9 月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虽然这个倡议现在还没有开始落实，但是欧亚大陆沿线很多国家开始感兴趣了。中国规划从欧亚大陆开始做起，通过全球范围内特高压的输电网连接，实现全世界能源供给的共享，在技术上与经济可行性上没有问题。因为中国有一家全世界排名第二大企业——国家电网，它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因为它首先解决了中国自己的西电东输的问题 , 也在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承担建设长途输电网的工程。此外，中国在光伏发电、第四代核能，以及核聚变能源领域都走在世界的前沿，这些都是更清洁与更安全的能源，可以减少碳排放，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而全球各地区由于时差，发电与供电的高峰与低谷彼此错开，电源可以共享。如果将来真的有一天，这个愿景能实现，人类社会离命运共同体就相距不远了。等于说人类把最重要的基础需求，一天不可或缺的能源需求捆绑在一起，那么不可能打仗了，我也不可能用网络病毒攻击你，因为大家已经难分难解。
七、结论：全球化动力仍然充沛
过去 35 年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简单来说就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主角或者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科技巨头、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等。实际上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当资源与财富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对宏观经济也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美国在 1929 年经济大萧条前夕，处于当时分配最不公平的时代。所得分配非常不公平的话，这时候一定会总体消费不足，因为大多数群体的所得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个时候，消费能力不够，经济也失去增长动力。而那些富豪不可能吃那么多、穿那么多，所以他们就去炒作金融资产、房地产，甚至这些投资还不够，再去创造虚拟金融交易，最后制造巨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挫伤，政府还得用纳税人的钱去补他们的窟窿。这也是 2008 年、2009 年的故事。
所以这些问题是过去已经出现的偏差，要纠偏，要平衡，否则社会反弹会非常大，长期政治动荡也不是办法，需要真正从源头化解它们。所以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一定要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而且不能独厚私有经济，或者独厚大型跨国企业，要让微型企业、个体都有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机会。
在有些市场结构里面，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有一席之地会比较健全，会营造更好的竞争生态与所得分配效果，避免私人资本独占或寡占。而且现在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将来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者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很多个体、微型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它的交易对象，然后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在发生了，只是说它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
全球治理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在全球范围重建财税正义，因为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也包括有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收不到税。跨国企业与富裕阶层很容易隐藏自己的利润与所得，而政府很难有办法去规范它们，除非所有国家放下狭隘的个体利益，协商出全球性的租税合作机制，否则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化解。还有，多数新科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的监管与社会再分配机制，很可能被极少数人全部收入囊中，而且将来这些垄断交易平台、智能专利，与大数据库的企业创造的投资回报收益都是几百倍、几千倍的，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都接近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算法与信息，这些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
中国不仅要在现有的多边机制出现基础动摇时提供主要支撑，这样还不够——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更知道像印度、非洲这些国家、地区需要什么，而且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包括过去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或他们意识形态里面所非常排斥的。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影响下，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把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都推向所谓市场机制，这是不负责任的。中国不仅可以提供跨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比如说跨国高速公路、洲际的光纤网，也可以提供新型的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技术与知识的分享，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育，全球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在信息、通信与能源领域的大区域互联互通。
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全面逆转，因为全球化创造了大量的利益攸关者，受益群体的数量远大于受损者，而且在这个日益紧密相依的全球体系里没有国家可以选择独善其身或自扫门前雪。从长程的历史趋势来看，当前欧美社会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以及特朗普拆解全球化的动作，都是短期逆流。没有国家可以片面拆解这个体系，全球社会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整体来讲，即使发达国家内部许多群体仍可从全球化里面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只要这些国家选择正确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有效引导科技变迁带动的社会体制变革，而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就可以让更广大群体享受全球化的经济红利。在全球范围，经济紧密融合的受益群体还在继续扩大。当务之急，是让世界主要经济体协同修正全球化的路径跟游戏规则，来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目标。全球化仍然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与巨大潜力。而中国在推进全球经济“再融合”与“深化融合”，以及在开创分享与共享经济新模式上，将可扮演关键角色。这将是对人类未来非常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