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直接投资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产业链高效合理分布、推动技术扩散和进步、加快全球脱贫步伐、带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下降？各国应该如何携手合作，更好地促进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回升呢？
2018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下降，从2016年的1.75万亿美元依次降至2017年的1.43万亿美元和2018年的1.3万亿美元。在这一趋势下，最大的三个FDI流入国家和地区分别为美国、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最大的三个FDI流出国则是日本、中国和法国。从几大区域分布看，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金额为2520亿美元；亚洲是最大的流入地区，2018年增长4%至5120亿美元，吸收了全球FDI流入的39%；欧洲的FDI流入大幅度减少一半至1720亿美元，有点出乎意料；流入非洲的FDI增长11%至460亿美元，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由于基数较低，规模依然不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018年FDI流入减少6%至1470亿美元。
导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因素不少，涉及到经济增长、地缘政治、贸易保护、投资限制、多边体系缺陷等多种因素，但从各主要机构的分析看，主要有五大原因。
一是投资回报率下降。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率由2012年的8.1%降至2017年的6.7%。亚洲地区的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10.5%降至2017年的9.1%；非洲的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12.3%降至2017年的6.3%。不仅如此，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呈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投资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双下降，对经济增长构成不利影响，并进一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二是逆全球化思潮。近年来，反全球化思潮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蔓延，并呈现民粹化特征。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扬言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科技和产业“脱钩”等国际事件也都带有逆全球化色彩。过去主要由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正在被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投资限制、科技产业“脱钩”等举措阻碍。很难想象的是，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正在被美国自己带头破坏，其权威性和作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破坏。
三是世界经济增长存在下行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动力日渐减弱，过去3年全球经济增长基本在3%左右徘徊，可以预见的是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降。过去几年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增速有所提升外，大多数经济体经济增速均出现回落。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经济可能衰退、中国和印度等大型经济体减速、金融体系风险进一步累积等各种不确定性，已经导致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的降低，还可能导致新的一轮全球性经济衰退和跨国投资缩减。
四是美国的税改效应。为鼓励美国公司将境外利润带回美国，美国政府通过税改将征税体系由属人制变为属地制，属地征税制度将使得美国跨国企业不再需要为了避税而将大量海外收益留存海外，这大幅降低了美国公司境外利润回流成本，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美国资本回流美国，也使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滑落到全球20名之外，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五是主要发达国家加强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查。最近几年，欧美一些国家基于“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力、对等开放等多重显性或隐性的考虑，纷纷加强了外资安全审查力度。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的披露，仅在2018年，就有约55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至少112项影响外商投资的措施。虽然其中三分之二属于投资促进措施，但还有三分之一属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性措施。中国过去两年对外投资的急剧缩减，都与流出国与流入国各自形形色色的投资限制措施有密切的关系。日益强化的外国投资审查，加大了跨国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阻碍了跨国并购的实际发生额。
既然过去的经验表明跨国直接投资对全球发展的方方面面有着不同的积极作用，其下降趋势的形成，自然会产生相反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世界经济平衡健康发展。过去十年，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发展中经济体最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也是抵御经济和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支撑。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还是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来源，占发展中经济体整体流入资金总额的39%左右。目前出现的减弱趋势毫无疑问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后劲，不利于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更不利于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减贫脱贫的进展。
2. 不利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是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很多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表明，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对全球而言，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外国投资支持，会有近五分之一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无法获得项目融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比例可能高于50%。
3. 不利于专业高效分工的全球生产和价值链建设。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全球生产和价值链的形成，这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更好地利用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也促进了基于跨国间高效分工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呈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但过去五年的数据看，这一趋势近年来正在弱化。过去五年，跨国公司的外国分公司销售额、增加值和就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1.5%和2.5%）均低于2010年前的同期水平(分别为9.7%、10.7%和7.6%)。这说明跨国公司基于专业化分工效率和市场合理分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从而导致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贸易规模扩张也相应受到影响，这与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势头的减弱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四、 如何更好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跨国贸易和投资对各国是多赢互利的国际合作，这是二战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主流经济学已经证明的基本结论。面对未来，各国政治家们如果还把全球议题作为己任，就责无旁贷，必须共同携手合作，通过广泛磋商和谈判，尽快建立并完善相关的国际多边体系，从制度上更好促进并保障国与国之间更多开展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活动。
1. 加快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建设。二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体系，以及区域性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安排，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投资、技术扩散和减贫脱贫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不同层次的制度保障下，各国放宽产品和服务市场准入条件，减少并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通过贸易和投资促进了全球专业化分工、产业链和价值链合理分布、技术和知识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家间利益的相互融合，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但是，这一体系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和运行，也暴露出了相应的弊病和缺陷。比如，决策效率过低、重大议题分歧难以弥合、不能兼顾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差异性需求缺陷、部分规则过时而不适应当下等，这使得多边机制的任何改革和完善都困难重重。WTO多哈回合分歧难以弥合、谈判毫无进展，这或许也是美国这位过去的“带头大哥”另起炉灶，发起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TTIP）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制度安排的主要原因。多边体制面临的分裂和挑战压力，需要各成员国政府与时俱进地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制度进行认真反思和改革完善。从贸易和投资领域看，强化基于公平竞争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安排，提高WTO贸易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更好解决仲裁透明度不高、效率低、高成本、权力滥用以及条款误读等导致的仲裁失效，对各国有可能扭曲公平竞争基础上自由贸易的政策进行更严格清晰的限定，滥用安全标准进行贸易和投资限定等，都应该是完善多边体制改革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在多边体系改革完善中，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问题具有争议性，但还需要继续照顾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让更多国家、更多企业通过参与全球化框架内的自由贸易和投资，更好分享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红利。
2. 加强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跨国直接投资一般都会涉及技术装备输出和转移，保护好与此相关的知识产权是跨国投资者的利益关切和基本要求。在技术日益主导竞争力的趋势下，保护好投资导致的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也是跨国企业从事跨国投资、贸易、合作的重要基础。但不幸的是，围绕跨国知识产权保护导致的争议却层出不穷，甚至成为国家间贸易纠纷的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借口之一。导致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还在于世界各国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并不平衡，执法方式和执法程度也差异较大，这相应导致了这一领域的纠纷和误解，但也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跨国投资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由于知识和技术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会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的纠纷只会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多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法律体系，统一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标准和处罚标准，既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也要避免知识产权保护被滥用作为贸易保护的借口，这对消除投资者知识产权风险和担忧，扩大跨国直接投资，都具有积极意义。
3. 构建更加开放便利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载体。从各国的发展经验看，基于特区、园区实施专门的开放制度和政策，可以集中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网络，可以形成高效分工相互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可以提供更好的城市功能和服务功能，形成优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投资环境，是外国投资聚集的理想空间。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的披露，目前全球147个经济体有大约5400多个经济特区，这些特区和园区对所在地国家增长、就业、税收、技术进步和减贫，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进一步优化特区园区建设和布局，提高服务质量和聚集效率，针对特色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建设的需要合理配置激励性政策，打造吸纳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洼地。
4. 完善金融市场的整合发展和协同监管。金融市场的服务功能在跨国投资和产业链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动荡同样会对全球跨国投资和贸易产生破坏性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金融的服务功能，需要各国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一体性，监管部门加强跨国间金融监管的协同性，有效应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监管规则差异导致的监管套利和风险。在全球债务杠杆率持续偏高的现实下，应该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跨国直接投资和并购的作用，通过跨国监管协作、统一披露标准等强化直接融资功能、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要进一步推行ESG投资原则，促进绿色金融服务和跨国绿色投资在环境保护、公司治理和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更大的正能量作用。
中国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最大流入国之一，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持续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达到16363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和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追赶、减贫脱贫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得益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环境的改善。但是，如何更好发挥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对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新作用，我们还需要新思维也需要新举措，才能适应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新变化带来的新挑战。首先，作为全球贸易大国和主要贸易顺差国，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产品关税并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形成更全面深入利益相互融合，成为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其次，要进一步完善针对外国投资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减少非敏感领域的负面清单项目，真正赋予境外投资者所投企业完全的国民待遇，加大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实实在在降低境外投资者在境内投资决策、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三，要以负责任贸易和投资大国的姿态和心态，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并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合理关切，对标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建设性改进我国国内可能导致贸易扭曲和不公平竞争的政策和制度，为中国以全球化视野全方位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保障。
总之，逆转全球跨国投资下降的趋势，需要各国共同携手、加强磋商与合作，开放市场、便利商务、减少障碍、保护产权，强化对跨国投资各类制度性保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主权国家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努力在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完善等制度建设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在逆转跨国投资下降趋势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本文为作者2019年9月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