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制度和政策，称为“中国现代化模式”（下文简称“中国模式”）。随着中国经济奇迹的迸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评价经历了从怀疑、认可到赞赏的转变。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希望向中国学习，以促进本国经济起飞。中国模式，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厘清中国模式、现代化一般规律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间相互关系，有助于总结中国70年发展经验；也有助于我们不忘初心，坚持“四个自信”，投身中国现代化实践新征程。
从世界历史看现代化模式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一般性寓于特殊性，特殊性又总会表现出一般性。现代化有其一般规律，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城市化以及作为前提条件的国家建构。而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又都面临不同的条件。不同国家在其自身条件下推动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构成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是否顺利，关键在于现代化一般规律与自身条件的结合程度。由此可见，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可以相互借鉴：虽然各国自身条件不同，但可以借鉴其反映出的现代化一般规律，及其与自身条件结合的方式方法。
那么，和谁比较？通常我们习惯“向上看”，和现代化已经取得成功的经济体比较。这有助于我们汲取其成功经验，却也容易产生认识误区。一种误区，是认为有且只有“移植”发达经济体现行制度，才能完成现代化，忽视了发展阶段的差异。另一种误区，是认识到发展阶段的差异，强调借鉴发达经济体相似发展阶段的制度和政策；但将其现代化道路等价于现代化一般规律，没有认识到这只是现代化模式的一种，也存在着内在缺陷，我们完全可以超越其路径和目标。
因此，客观认识现代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不仅要“看当前”也要“看过去”，不仅要“向上看”还要“往下看”。这就需要世界历史的视角。
从世界历史看，西方国家率先迈入现代化进程，并持续向外扩张；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在这一冲击中被动反应，卷入现代化大潮。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开启。但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未实现经济起飞；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虽然在一段时期取得较显著的经济绩效，但随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国家和经济体最终进入高收入阶段。而在2008年后，发达国家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经济社会问题也再次凸显。
西方国家最早进入现代化，其模式当然值得借鉴，但须注意两点。一是学习西方模式，关键是学习其体现出的一般规律及其与自身条件相结合的方式，而不应将特殊条件作为其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原因。二是西方模式并不是完美的，无论是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的对外剥削、对外掠夺，还是直至今日仍未解决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都说明“历史远未终结”，后发国家应该也能够开创更好的现代化模式。
通常认为，中国模式的特色之处是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对其诘难也集中在此：在很多学者眼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缘于市场化改革，上述“特色”是被改革的对象。但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强有力政府的构建及其作用发挥恰是市场深化和拓展的前提。
这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现代化的正反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才开启独立的现代化进程，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未能实现经济起飞，比例最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政府的缺失：内战动乱、族群冲突，使得资本积累这一现代化基本动力缺乏保障。第二类实现经济起飞但陷入瓶颈，主要是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依靠政府推动曾在较长时间获得较快增长；但由于政府能力未能及时提升，政权“软化”，腐败和特权严重扭曲市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类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这些经济体，政府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政府能力提升和职能转换，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基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在很多学者看来，西方世界的兴起缘于政府弱化，其重要依据，是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超越了专制王权下的法国。但如果转换视角，则会看到大不一样的场景。18世纪，英国率先实现政府的现代化，才是其形成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促进经济更快发展的根源。一方面，英国实现财政国家化，征税官员由政府雇用，税率由国家规定；法国则采用包税制，政府将税收权拍卖给包税者，后者为自身利润最大化而横征暴敛。另一方面，英国统一不同地区税制，形成一体化的国内市场；法国却分割为不同税区，货物在不同地区间运输需缴纳费用。此外，英国通过政府现代化，能更有效地动员资源，为取得军事胜利奠定物质基础。18世纪英法间的战争期间，英国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能够达到法国的两倍；而无法应对战争支出所导致的财政危机正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这是基于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历程。在经济思想史中一直有强调政府干预和主张限制政府的两大传统，而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起飞阶段所奉行的经济理论，恰恰都是主张发挥政府作用的，如英国的重商主义、德国的李斯特主义、美国的汉密尔顿主义。即使主张限制政府的主流经济学，其建立自由市场的主张也以国家建构为前提。在《国富论》中，斯密主张的国内商品市场自由，需要取消地区间的税制分割，这要求财政国家化；主张的劳动力市场自由，需要废除同业公会和学徒法的桎梏，这要求政府超越小集体和个别地区利益；主张的土地市场自由，需要废除长男继承与限嗣继承法，这要求打破封建领主制度。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于鸦片战争，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为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政治保障。在此之后，现代政府的建构与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始终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和动力。这一通常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恰恰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并且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内在一致性。
中国现代化模式形成的时空环境和国情背景。一国现代化会受外部和内部条件双重制约。从外部条件看，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美苏争霸与冷战格局的形成，中国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保障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20世纪80年代，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启与冷战格局的瓦解，中国又及时对外开放，并不断深化，享受到全球化红利。从内部条件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迅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发展中，又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并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广阔、区域回旋余地大的优势，持续提升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阶。
中国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探索方式和理论基础。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并没有照搬先发国家已有的制度和政策，而是不断深化对现代化一般规律的认识，将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在具体的制度和政策方面，又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通过试点、提炼、推广以及不同地区间的竞争，实现制度和政策的不断变迁。也恰恰由于中国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坚持独立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反而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中国的公共权力与发展资源的动员和配置。在西方主流发展观中，有主张更多发挥政府的促进作用，有主张更多发挥市场的竞争作用，但其实，发展是分阶段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条件和要求存在差异，需要施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更加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奠定了较为齐全的工业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不断强化市场的作用，更加充分地发挥个人的积极性。
中国现代化模式中的产业组织和微观基础。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中国成功实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共同发展。国有企业在推动资本积累，取得自主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外资企业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产生了竞争和示范效应。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构成产能、税收、就业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和成果分享。现代化既是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变化、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在上述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否则将阻碍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目标，不断扩大发展的受益面和包容度，实现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动态统一，从而保障了现代化进程的平稳安定。
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联系及互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相互关联、彼此影响。面对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国没有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闭关锁国或依附于人，而是在保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积极融入全球化，引进资本和技术，实现较快发展。面对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国也没有同历史上的发达国家那般，殖民掠夺或经济控制，而是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力图建立更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特殊之处，在某些方面更能体现出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由此出发，我们向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应立足自身条件推动现代化进程。从外部条件看，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时空环境，既与两三百年前的西方国家不同，也与70年前的中国迥异。但每个时空都有其历史机遇可以抓住，比如当前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从内部条件看，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别的资源禀赋、历史背景和文化基础。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不需要将这些差异“抹平”，而是要找到将其转化为发展动力的方式方法。
第二，应历史地借鉴先发国家经验，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过程，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发国家经验。但如果抽象掉“历史过程”，将两者经济水平的差异简单归结为某一特征的不同，如重工业比重、市场化程度或民主化水平，进而简单加以缩小，不仅违背自身发展条件，也违背现代化一般规律，阻碍其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恰恰再现了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更值得借鉴。发展中国家应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展开独立探索。
第三，应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对国有企业的职能和作用，不同经济学流派认识迥异。新古典经济学将国有企业局限于垄断行业和公共品领域。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不均衡是常态，国有企业是投资社会化的工具。在发展经济学中，一国经济起飞初期，需要政府主导投资打破贫困陷阱，国有企业是资本积累的载体。马克思主义则将国有企业作为共同富裕的基石。其实，在现代化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承担的职能是不同的。应适时转变国有企业的职能和作用，使其支持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实现两者共同发展。
第四，应不断提高政府能力，打破利益集团束缚。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存在两难困境。一方面，发展必须依靠政府；但另一方面，政府不具备推动发展的能力。这就要求政府不断提升寻找到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并加以落实的能力。现代化包含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战略和政策。每一项战略和政策，都会产生与之相关的受益群体。调整这些战略和政策，可能会受到这些受益群体的反对。实施战略和政策的转变，就必须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
第五，应指向更好的制度方案，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动态统一。效率和公平是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在现代化各模式中，发展主义“重”资本积累，“轻”大众消费，民众积极性难以发挥；新自由主义充分释放资本活力，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民粹主义片面主张提高社会福利，反而侵蚀社会效率。正是由于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始终难以克服，不仅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社会对立和冲突，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动荡。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需要超越上述模式，指向更好的制度方案，在效率和公平的动态统一中，让人人都能参与发展、都能在发展中各尽所能，并在这一基础上人人都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发展成果。
第六，应走独立自主的开放发展道路，共同建立全球治理新体系。面对全球化，广大发展中国家既不能闭关锁国，错失发展机遇；也不能依附于人，陷入分工体系的低端，而是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不同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各群体的经济失衡更加突出。但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源于全球化本身，而是源于推动全球化的旧有方式。发展中国家不能对全球化一“反”了之，而应同中国一起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让全球化更有活力、更可持续、更加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