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实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民族地区发展起点低、历史欠账多，经济相对落后，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但这些民族地区因为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互不相同的风俗习惯，而形成了一批特色村寨。以特色村寨建设为突破口，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脱贫模式，提高和培育特色村寨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与动力，是民族地区实现精准脱贫、持续性脱贫的一条重要路径。
（一）深度贫困地区内涵及范围
贫困，泛指物质或精神上的贫乏、困窘，是一种涵盖多领域的综合性现象。深度贫困（Deep Poverty）又名极端贫困（Extreme Poverty）、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一般来说，贫困的广度、差异度和深度是衡量贫困的三个维度。相对一般贫困来说，深度贫困是指涉及范围更广、贫困发生率更高且更不均衡、贫困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的贫困。深度贫困是一种状态，指个体在资本、教育、健康、技术等某一或几个要素上存在长期短缺的现象，或个体长期与现代文明相隔离时，可认定其是陷入了深度贫困状态。相对于一般地区的贫困，民族地区的深度贫困更具脆弱性、顽固性和极易返贫性。
中国的贫困问题具有区域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曾于2017年谈到我国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并说明深度贫困难点有三个：一是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二是深度贫困县，三是贫困村。深度贫困地区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贫困发生率普遍在20%左右。[1]国务院扶贫办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给出了具体的界定：从国家层面，主要指“三区”“三州”“三类人”。“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在地理位置上看主要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三州”即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四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均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藏彝走廊上；“三类人”主要指的是因病致贫人群、因灾和市场行情变化返贫人员以及贫困老人。（1）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六个省（区），共涵盖24个市州、209个县。“三区三州”土地面积约290万平方公里，约为全国土地面积的30.2%。人口数量2587万，占比我国总人口的1.9%，少数民族人口数量1963.14万，占人口总数的75.88%[2]，涵盖了维吾尔族、回族、藏族、羌族、傈僳族等。2016年底，“三区三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为318.5万，占我国贫困总人口的8.2%，贫困发生率约16.7%，与2016年我国贫困发生率4.5%及民族八省（区）贫困发生率9.4%相差较大。”[3]
目前我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贫困人口为2182万人，其中西藏是面积最大的一个片区。2009年底，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589元，需要帮扶的约60万人。2011年，按照当年每人每年2300元的新扶贫标准，西藏贫困人口83.3万，贫困发生率居全国最高。2012年，贫困人口减少至58.3万。四省藏区的贫困状况与西藏片区类似，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00元左右。新疆南疆三地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村所占行政村总数的74.9%，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41元，并且各地区之内的农民收入分配非常不均衡，生活在喀什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是3769元，但是克孜勒苏与和田地区的农民分别为1902元和2753元。[4]（P.21-22）2016年“三区”的贫困人口规模是175万，占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总人口的8%，并且“三区”中西藏贫困发生率以13.2%居首位。
总的来说，深度贫困地区是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深水区，仅从贫困人口数量上来看，规模庞大，贫困发生率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人口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三区三州”皆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75.88%；二是主要集中在残疾人、患慢性病及重大疾病人群；三是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包含健康水平和文化程度）极度缺乏的群体中。教育是发展的基石，长期要素资源的匮乏，使得贫困人口缺失了脱贫的内生动力，加剧了外部资源因素助力脱贫的难度，这也是我国深度贫困人口的核心特征。
自然村寨是深度贫困地区人口的主要聚居形式。目前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大部分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地区，其总体空间分布是以村寨为聚居载体。根据2010年怒江州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怒江州四县中，居住乡村的人口为41.62万人，占总人口的77.9%。从空间分布来看，无论是“三区三州”还是贫困县、贫困村，其分布皆集中于我国中西部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以及边境地区，其中西南、西北部密度最高，覆盖范围最广，并且存在不同的深度贫困地区相邻，在深度贫困县中，属于革命老区县有55个，少数民族县有113个。[1]
村寨是人类建造出来，为了满足其生产、生活、安全等资源要素需要和为人们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居住场所，有较强的凝聚特性。纵观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基本都存在生产力落后，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交通闭塞，受教育程度低，健康水平低等问题。想彻底解决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只从外部资源要素着手，实现高效率的城市化发展基本是不太现实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的反贫困思路，把村寨作为脱贫攻坚工作新的突破点，重视村寨作为聚居载体的空间特征，充分发挥村寨这一基础空间载体的功能，不断发展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内生动力和外部资源要素的结合来打破僵局。首先，村寨为深度贫困地区的人口提供了实在的地理空间，此场域汇聚了村民历史、经济、宗教等生活要素，熟悉的地理空间会赋予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可期的家园未来也会增添其民族认同和自信心；其次，一个村寨的基础建设和各类资源要素的投入，既可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而民族深度贫困地区村寨数量庞大，村寨的量变会引起整体的质变脱贫。
（四）部分文化的消极影响导致精神贫困突出
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成因极为复杂，无论是区位屏蔽、经济活动模式转型、社会发育滞后，还是特色因素诱发贫困，亦或多元要素共生型贫困，具体到个体而言，一般原因可分为两类：一是要素禀赋的稀缺，二是文化差异。第一，要素禀赋的稀缺是指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在其区域发展时所拥有的包括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的多寡程度，分为内部禀赋和外部禀赋。[5]各类资源禀赋的稀缺状况，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都程度不一的存在着。因为代际收入传递，或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稀缺，又或区位偏远、文化水平低等，致使当地人口无法或较难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和能力。第二，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很大成因在于地区文化差异。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同胞的智慧精华，是民族地区提升地区整体实力和对外交流发展的重要武器，但只要谈及我国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大多数人还是或多或少持有偏见。民族文化差异绝不等同于民族文化落后。如，对于“幸福”的理解，生活在城市的大多数人会认为占有更多的物质和社会资源是获得幸福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某些民族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藏族同胞，在他们看来，能够拥有着健康的体魄、行善事、朝圣、转山，平日里能有闲暇陪伴家人朋友，就是幸福的一种诠释。
要素禀赋的稀缺和文化差异是贫困两大成因，但其根源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笔者认为，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根源在于文化差异，而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精神贫困，在多维的贫困中尤为突出。多年来，国家使用了各类扶贫手段，无论资金、政策，还是人才、教育、科技等方面，外部资源要素大量的输入实际上已解决了深度贫困地区的要素稀缺问题，但目前贫困问题依旧是阻碍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其根源在于内部的文化差异阻碍了外部力量效用的发挥。
正常情况下，一名具有基本素质技能的成年劳动力，只要进行正常劳作就能获取满足基本生活的劳动报酬，脱离贫困；而没有正常劳动力的家庭基本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体制可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重大疾病是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已经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充医疗保险等是可以解决基本疾病问题的。那么现存的贫困人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拥有基本的劳动能力但不进行劳动而致贫的人，另一类是身处贫困但认为其并不贫困的人。这两类人的贫困根源就在于文化差异，前者体现出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而后者体现了文化的认知差异。文化差异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具体表现为：在某些方面远离现代文明，缺乏有效的市场意识、法律意识，缺乏内在发展动能等。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实质上，物质上的贫困与精神上的贫困息息相关，精神的贫困会导致物质的贫困，经济生活窘迫又会反过来引发精神的脱贫，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这种制约并非是绝对的，我们若准确地把握民族的文化差异这一内在原因，通过内生动力的激发提高外部禀赋的效用，达到内外动力的高度统一，助力其精神上脱贫，才有可能较为彻底地解决物质的贫困。
2009年，国家民委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工作，旨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十年后，深度贫困地区成为了我国2020年能否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目标的决胜点。少数民族村寨是目前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的主阵地，民族人口是反贫困的主体，想要打赢反贫困这场硬仗，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少数民族村寨的价值，充分认识深度贫困地区资源的动态比较优势，将特色村寨建设作为反贫的重要切入点，充分发挥民族村寨的文化优势、空间优势、生态优势、人口聚居优势和物质遗产优势，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
（一）发挥村寨的文化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率先脱贫
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深度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村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点，同时也与其反贫能否成功紧密相关。民族村寨蕴含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恰好是进行特色村寨建设、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依托与优势。“特色村寨文化扶贫”指立足于少数民族村寨这一重要的场域，通过发挥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本价值，来实现贫困人口脱贫。其中，特色村寨是文化扶贫的空间载体，民族文化是文化扶贫的资本，脱贫解困是文化扶贫的落脚点，文化是要素转换的纽带，“力求形成一种特色村寨建设——民族文化保护——贫困人口脱贫解困——特色村寨建设——民族文化保护的良性循环”[6]。那么如何充分发挥其富集文化资本的优势来弥补经济发展的短板呢？
首先，通过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旅游实现高效率反贫。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文化分为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集中体现与村民日常衣食住行等方面，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存在形式，而精神文化是一种深植于民族群体脑海中的一种抽象的表现形式，比如民族价值观念、伦理、信仰等。基于民族村寨的显性和隐性文化，发展民族旅游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脱贫路径选择。代表地方特色的古民居、特色美食、祠堂寺庙等显性文化给游人以感官上的新鲜感和满足感，而通过与当地村民的交往交流获得的感受和价值判断可以满足现代人旅游追求的异文化体验和自我的回归。旅游业极强的行业带动性和高效性能够帮助民族地区村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而实现率先脱贫。
其次，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人在满足了生存需求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因而现代人类社会的文化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应该顺应时势，抓住发展的契机，借由民族文化的优势，深度挖掘民族特色文化，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如我国少数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传承下了无数的艺术瑰宝，侗族大歌、傣族舞蹈等，这些民族艺术有极高的商业开发价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改造利用，发展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
最后，高度重视地方特色，建立贫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群。特色村寨建设最重要的是其民族特色，最忌雷同、千篇一律，对于同地区相同或类似的民族文化产业，由地方政府出面来整合文化资源，并协调区域内部间的利益，借鉴发达地区经验，重视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争取建立有地方特色、有品牌、有影响力的民族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推动贫困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二）发挥村寨空间优势，形成要素聚集中心，提升扶贫质量
法国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7]（P.26），通俗点讲就是社会秩序的空间化[7]（P.154-155），人类作为群居体，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发生在某一空间，此空间就是“社会空间”，而社会关系是“社会空间”的重要体现[7]（P.129）。他认为空间拥有三重性，第一类是空间实践或感知的空间，“包含着任何具有社会构成物之特征的特定的地点和空间位置”，比如道路、广场[7]（P.33）；第二类是空间表征或构想的空间，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构建空间秩序，这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空间[7]（P.38-39）；第三类是表征空间或生活的空间，包含复杂的以相关意向和符号为代表的象征系统[7]（P.33）。任一村寨的存在，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其地理空间特征，它为一定量的人口提供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这是村寨空间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民族村寨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体现，个体创造和改变这样一个物质空间，而又被这个自己创造的空间所约束着，基于民族村寨所形成的共同体和民族共同意识（文化、历史、宗教、语言等等）会在个体日常实践行为中指导和规范他们对于空间的分配、使用，由此产生的各类利益诉求会引发村寨这一地理空间的变化，从而实现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的再生产。发挥村寨空间优势，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发挥村寨的文化空间优势，将特色村寨打造成为要素聚集中心。“要素系统是文化系统整体经济价值转化的手段”，“文化经济价值转化效果的关键在于村寨中的各种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配置方式是否得当，村寨资源的选择、组合需要要素系统的干预，各个独立运作的资源主体在要素系统的干预下完美组合，并形成新的有机整体，资源功能得以扩大增倍。”[8]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多元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空间载体，其文化空间属性的价值远胜过其它历史属性、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虽文化空间属性只是村寨多维属性间的一维，但是民族文化实践活动与村寨的社会结构和村民的社会关系的动态作用，在特色村寨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第二，以村寨的文化空间优势为原点，吸引外部资本、政策、技术、信息、人力等各类资源要素向原点靠拢。一则满足传统民族文化发展所需要的现代养分，精神文化的建设有利于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民族自信心增强和民族认同感的提升，二则完善村寨自身建设，如道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提升其幸福感，让还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尽快脱离贫困。村寨是具有明显民族文化特征、聚落特征的人口聚集地，每个村寨的内部以及村寨与村寨之间都会依据其特点形成特殊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并且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存在分离、相邻、重叠及融合四种形式，随着对外交流的密切，两者会加速融合，因而村寨的功能也会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当地人生产或生活一隅。特色村寨中的“特色”二字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村寨得以延续的生命力。通过村寨社会空间形态拓展，实现内外要素的对接，形成发展新势能，提升扶贫质量。深度贫困地区很多村寨的地理区位相当恶劣，通过改变村寨空间的形态，如村寨的扩大建设、异地搬迁等，都将改变传统贫困人口较为狭隘的社会空间，打破老旧的区位壁垒，让村寨内部的文化、社会关系、资源要素等与外界互通，通过有效的沟通互动，作用在扶贫的质量提升上，让本民族的东西走得出去，让其他民族的东西能进来。
（三）发挥村寨的生态优势，以村寨为中心，发展特色鲜明的“绿色产业链”
相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民族村寨的生态价值及生态优势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脱贫工作中处于被低估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目前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发展和脱贫进程受生态制约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现象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自然生态环境恶劣或因缺乏保护意识导致的生态恶化，另外一种是拥有着优质的生态资源，但由于交通不便、开发利用不当等问题导致了脱贫的难度加大，这里主要针对第二类情况进行叙述。“三区三州”横跨了六个省（区），不同地区的民族因为居住的生态环境不同，繁衍出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上也自然带有地方生态环境的烙印，比如少数民族建筑。生活在云南怒江州的怒族，其建筑就相当有特点，古语“怒人居山巅”、“覆竹为屋，编竹为垣”是形容怒族建筑特点，其房屋为干栏式建筑，且多依山而建，材料就地而取，多为木板房和竹篾房。怒江州植被资源丰富，药用的植物资源更是得天独厚，珍稀名贵药材达上千种，但因地势、交通等原因，未能对这些极具经济价值的植被和药材进行合理的开采、加工、销售。相对城市而言，村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延续与生态环境更为密切，村民对于生态资源的使用更为熟练，他们的认知是最为朴实的生活经验。深度贫困地区大多存在地理区位被屏蔽的情况，地形的天然屏障使得深山中的人们难以与外界交流，但生态环境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民族村寨拥有着优质的生态资本，而优质的生态资本无疑能给特色村寨建设和民族村寨脱贫带来效益。一是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民族地区未被污染的土壤、水源保证了食品的安全，食品能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上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收入自然就会增加。二是优质的生态环境能给民族绿色产业发展提供较好的土壤。要紧紧抓住现代人的需求，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发展特色村寨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生态农业产业等，将生态资本转化为经济效益，提高生态资本的利用效率。三是优质的生态环境有利于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大大节约环境治理成本，并有利于资源要素的效用发挥。无论是资本、政策还是技术、人才，只有发挥了合适的效用，才能对村寨建设和贫困人口脱贫起到作用，但凡做了无用功或是配置的不恰当，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无论是人际交往、产业发展还是文化交流，村寨与村寨是相互影响着的，并且这种影响力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深远。
（四）发挥村寨的人口聚居优势，为扶贫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深度贫困地区的人口能否实现永久性的脱贫，其关键点在于其能否拥有可持续脱贫能力。生产力要素中，只有劳动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并在整个环节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拥有一定知识和技能并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人口是有效的人力资本，而截至2016年底，“三区三州”的2587万的人口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为318.5万，普遍特点是受教育程度低，其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还不足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职业要求。对民族地区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累积效应使得贫困地区陷入了“循环累积因果”，地方财政的囊中羞涩，外部人才、教育资源的稀缺，加剧了这种现象。深度贫困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其贫困面广、贫困度深，贫困人口大多收入低微，想要进行受教育的支撑能力弱，再加上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还比较保守，对现代教育的认知不够全面和准确，一些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也会产生巨大的文化负效应，导致了民族教育实践的难上加难。
从人的角度出发，深度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其本质是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差距。现在深度贫困地区的人口数量有了，就应该从人口质量上进行突破。想要实现目前民族贫困地区人口的永久脱贫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发挥村寨的人口聚居优势，村寨本身所包含的民族人口的生产行为、生活行为、娱乐行为等实践活动，会对整个村寨建设和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特色村寨建设的影响能够通过人的能力提升发挥出更大的正向效用。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提高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将人口数量转变为人力资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人口劳动技能提升需要贴合实际，考虑群众的接受度和真正需求，尊重其特色文化，着力于能持续优化贫困人口生产和发展能力的教育和培训，从根本上阻断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
（五）发挥村寨的物质遗产优势，提高文化收益受众率
“文化空间”（Culture Space）是一舶来词，现常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将其定义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9]。进一步对这个词分析会得出层层递进的三个含义：“首先，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一个物理‘场’；其次，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者，在这个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10]村寨是民族文化空间的一个物质载体，是“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是民族集体的共同认知，是一种社会形态，是“文化场”；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有发生在村寨内的民族个体间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在场”，这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民族村寨这样特殊的一类“文化空间”。
从反贫困角度来看，相对于无形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操作起来可能更为容易、时间跨度上更短，且成效较迅速。我国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村寨这一类天然的“文化空间”，大多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这类遗产是人们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文化遗产，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文物、建筑群、各类重要实物等，这些物理“场”都极具经济价值，只是目前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合理地开发利用，只有准确把握优势，变文化遗产优势为经济效益，才能对民族的“文化”、个体的生活状态有所改善。那么，如何才能更好的发挥出民族深度贫困地区村寨本身的物质遗产优势？其关键在于物质遗产要同民族文化深度结合，通过民族文化来加持物质遗产的特色。民族村寨作为一个物理空间，如果脱离了文化，就是一块空地。某一群体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长期进行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才赋予了土地以意义，才演变为村寨，而文化就是民族最鲜明的符号特征。因而我们需要根据各村寨的实际情况，针对其特点，建成相应的极具文化特征的场域，比如留存较多历史文化文物、服饰、建筑的村寨可以建立民族文化博物馆，拥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寨可以修建为民族文化传习中心，对外交流较频繁或民族产业较发达的村寨可创立民族文化创意基地等等，这样一来，既传承、保护历史文化，又能让村寨贫困人口从文化服务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这是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方式之一。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主体是处于深度贫困状态的人口，脱贫工作的核心是让深度贫困人口脱离贫困。通过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合理地进行外部资源要素的输入，科学地催生内部动力，从而克服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缺陷，弥补民族经济发展短板。
（一）高度重视特色村寨的价值
村寨是历史某一阶段所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这类特殊的空间里，可被感知的场域空间、群体共同的社会意识（文化）和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相互作用，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有明显文化特征和地方特点的聚落形式。我国深度贫困民族地区面积广，城镇化率低，贫困人口大多都生活在地理区位较差的偏远山区，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是行政村寨，将脱贫攻坚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相结合，是更好更稳的实现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的路径选择。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某一特定民族的人口相对聚居，有着较完备的生产、生活体系，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明显的行政村落或自然村落”[11]。特色村寨其本身就是一种极具价值的要素禀赋，无论是物化形式的建筑、文物还是意识形态的文化、价值观，皆是宝贵的财富。因而我们要高度重视特色村寨的价值，转化要素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保护的单一层面。第一，重视特色村寨的文化价值。每个民族都拥有一套自身的文化系统，其内容有好有坏，部分传统的消极文化导致了民族群体的精神贫困，但是绝大多数优秀的民族文化却是无价之宝，挖掘这些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发挥其内在的文化价值，是能够为民族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效用的。第二，重视特色村寨的空间价值。特色村寨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发挥特色村寨的空间优势，实现资源要素的集聚，加强村寨内部的特色建设，扩大村寨外部空间，提高扶贫质量。第三，重视特色村寨的物质遗产价值，将文化、“物”与人相融合，创建极具民族文化的特色场所，既让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与创新，还能让贫困人口从文化资源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第四，重视特色村寨的功能价值。只要是有人存在的村寨，就会有基本的物质资料的需求，这种需求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所以发挥特色村寨的聚合功能、人口聚居优势，有利于增强村寨内在活力和外在吸引力。
（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进行集中投入，建一个成一个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地貌、气候等特点决定了其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难度、高成本，同时，基础设施建成后使用寿命较短，因而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基础设施体系不完善，供给不充分，导致了人们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实践困难，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比如有着“悬崖村”之名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阿土勒尔村，地处大凉山下的大峡谷区域，整村72户居民没有通往外界的道路，要想出村或进村，只能顺着悬崖攀爬17根藤梯，安全隐患极高[12]，整个村子交通的不便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人正常的生产生活，在两年前经过媒体报道后，现在情况明显有了好转。“三区三州”多为高山高原地形，其基础设施薄弱几乎涵盖了包括道路、通信、电力、供水、医院、学校等所有项目，致使地区能为当地居民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极为有限。此外，贫困地区的居民自住房简陋，家庭设施落后。民族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阻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问题，必须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特别是道路、电力和供水上，要集中力量投入资本、技术、人才，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要建一个成一个，避免资源的浪费，杜绝大规模投入后却收效甚微的情况，同时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能够吸纳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不仅增强了广大贫困人口的参与度还提升了他们的经济收入，更激发了群众的自我发展的积极性。
（三）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产业融合发展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经济的增长，虽然经济上的发展不能解决所有的贫困问题。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将各类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并实现它们的高效率地转化。目前深度贫困地区内部文化资源丰富、外部要素资源不断输入，但扶贫整体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禀赋结构阻碍了各要素效用的发挥，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在于轻视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里的文化有两个层面的涵义：第一层指的是某一群体千百年来在其长期共同实践中创造所能体现其民族特色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比如语言、艺术、建筑、宗教、习俗等；第二层涵义是文化作为一类生产要素，同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一同为发展做贡献。
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文化应该是被放在最核心位置的要素，因为它起着桥梁的作用，可以通过作用于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减少内部阻力，做出最优的经济选择，使得生产要素与人完美结合，各类禀赋效用处于最大化状态。另一方面，地区的产业发展要遵循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随着整体社会经济的进步，农业在经济产值中的占比势必会式微。因此，将民族文化作为一类资源要素纳入经济发展较好的一种方式是走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产业融合发展道路。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优美、历史积淀深厚、地方特色浓郁、民族风情怡人，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对传统的村寨风貌进行统一改造、保留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深度挖掘地方文化内涵，从民族服饰、地方美食着手增加吸引力，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加以利用保护，打造成有影响力的民族文化休闲地。最后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等现代的科技手段来进行内容丰富和创新，提高民族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村寨旅游的辐射带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生计方式从单一的传统农业向现代性产业的转变。文化产业融合的要义是通过将民族文化资源化来发展文化产业，进而通过文化产业来实现集群发展，既对文化进行了保护和传承，也通过文化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四）走以生态为基础的“绿色产业”发展道路
生态资源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偏远山区、荒漠、高寒等地，群众生产生活的适宜空间小、资源有限，加上基础设施的薄弱，长期受自然灾害影响，且生态环境系统较为脆弱，但随着地区的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生态资源在地区发展中的比较优势渐显。因而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脱贫不能再一味求速度、高消耗的粗暴式资源掠夺发展，必须要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走适合地区发展的“绿色产业”的科学减贫发展道路。同文化一样，生态资源也可作为一种资本要素投入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生产中，转生态资源为生态资产，从而得到持久的经济收益。走以生态为基础的“绿色产业”道路是在充分考虑到各地区差异较大的客观事实上，因地制宜地对优势绿色资源进行挖掘，结合民族文化、地方特色，实现地区的优势互补，是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这种极具包容性、益贫式的增长模式，核心点在于对环境的保护，不仅针对生态自然环境，还涵括了对人文环境的保护，重点是处理好生态资源的利用同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最终目标是激发民族内生发展动力从而实现最终的精神、物质脱贫。特色资源发挥方面，特色村寨恰恰具有天然的优势，是绿色产业的聚合点、生长点和辐射点。
（五）树立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的多维扶贫观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人口的精神贫困问题突出，消除贫困人口的精神贫困是实现整体脱贫的迫切要求。贫困人口是脱贫的主体，是特色村寨的居住者、守护者、创造者，受到村寨文化的深刻影响。从广义讲，特色村寨贫困人口的脱贫可以覆盖所有的贫困人口。由于其缺乏相关的职业技能和市场经济意识，导致了较弱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脱贫能力，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树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的多维扶贫观。一是要从教育着手，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从硬件、软件上提升农村教学质量，提升农村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培训成年劳动力的素质技能，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多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树立贫困人口的脱贫自信心和积极性。二是通过文化传承改变贫困代际传递，加强贫困人口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方式是文化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纵向延伸，它能在较长的时间段持续影响人的思维模式，从而改变其行为方式。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人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三是加强贫困人口文化创造力。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得当，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如果思想僵化，固步自封，不对传统文化做任何创新与改变，也有可能阻碍人的发展。要使得民族文化能够最大效用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文化创造力是关键，根据不同的文化服务对象、适用主体对文化内涵进行适宜的更新，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与此同时，文化进化过程中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也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和发展，群众更广泛的参与到文化发展和民族发展事业中，此举强化了扶贫的内生动力。
（六）以政策输入聚合资源，形成合力，提高资源要素利用率，提高扶贫效率
地区经济要发展，首先考虑的就是地区的产业要面向市场。目前民族地区产业大多为涉及农业的各类主体，如农民、各类合作组织等，不论是成本投入还是收益，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他们在经济竞争中一直处在较弱的地位，投入的资源要素收益很容易就被外部资本力量所获得。同时，各类主体还承担着巨大的市场风险，这种生存性的风险考虑制约了各类主体的行为选择，直接导致了各类禀赋的效益转化效率。因此，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政治力量，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地对深度贫困地方进行政策输入，科学调整现有的各项扶贫政策，加大贫困地区扶贫政策力度，落实到差别扶贫、精准扶贫上，比如针对贫困家庭、重病家庭、青少年、外出务工者等群体实施不同的扶贫政策，通过政策来聚合资源，提高政策的效应，提高资源的要素利用率，从而提高扶贫的效率。政策及资源的输入必须目标明确，靶向精准，特色村寨是集中和规模投入的有效载体，其建设成效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可极大地提高要素产出效率，加快脱贫进程，保证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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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忠斌，郑甘甜.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与发展[J].广西社会科学，2014（11）.
[12]悬崖上的村庄：孩子爬藤梯上学[EB/OL].腾讯网，https：//news.qq.com/original/oneday/2336.html，2016-05-24.
注释：
[1]“三区三州”中的“新疆南疆四地州”，包括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参见：《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初战告捷》，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2-27/8766718.shtml，2019-02-27。关于“三区”“三州”“三类人”的具体解释，参见：《扶贫办：不早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全面脱贫难如期实现》，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txt/2017-07/05/content_41157855.htm，2017-07-05。
[2]《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全国共划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参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jrzg/2011-12/01/content_2008462.htm，2011-12-01。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新疆南疆三地州”包括和田地区、咯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参见：《新疆南疆三地州简介》，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fangtan/2016-02/22/content_37842108.htm，2016-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