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在央行降准降息增加市场流动性的背景下，围绕“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否好转了呢？
从融资利率来看，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普遍采用基准上浮20％－30％，再加上担保费、资产评估费、财务顾问费等隐性成本，小微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普遍在10％以上。民间借贷利率则更高，以温州指数（即温州地区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为例，其2012年以来持续居于20％左右的高位。债券收益率也没有明显下降，Wind资讯数据显示，BBB+级企业债券收益率在过去几年里持续上升，到今年一季度仍在12％以上。可见，流动性的宽裕并没有带来融资成本的显著降低。
从信贷量来看，央行《2015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三农”贷款增速减缓，小微企业贷款存量占比有所下降。2015年一季度末，“三农”本外币贷款余额29.36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32.08％，存量占比较上年末下降0.41％，其中农户贷款、农业贷款增速分别较上年末低2.3％和1.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0.2％，占比较上年末低0.2％。一季度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占企业新增贷款的26％，比上年同期低4.5％。至于股票与债券融资，小微企业占比就更低。这与中小微企业GDP贡献率超过50％、解决80％以上劳动力就业的现状并不匹配。
至少从数字上看，融资难题痼疾依旧。
融资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体系配置资源的职责所在，直观上融资难题的板子理所当然应该打在金融机构的屁股上。但是，诸多现实问题无法回避：一方面，中国货币供应量是充裕的，流动性整体水平甚至可以说是过剩的。2014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亿元，是GDP的1.94倍，而美国同期只有0.67倍。随着中国GDP增速的下降，预计未来货币供应量增速也会下降，但可能仍是两位数。另一方面，银行存量信贷资产质量出现恶化，2015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9825亿元，不良贷款率1.39％，较上年末上升0.15％，拨备覆盖率为211.98％，较上年末下降20.08％。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导致银行放贷更为谨慎。
金融机构不仅具有资源配置职能，同时也具有风险管理职能，“银行惜贷”本质上是一种风险防范行为，是通过风险的预先识别和主动避让防止资金进入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微观层面上降低银行潜在的资金损失，中观层面上发挥市场汰弱的功能，宏观层面上与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同向发力。在当前经济下行、中小微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惜贷”积极的方面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实体经济风险向金融体系蔓延的“防火墙”作用，同时以“断奶”的方式促进落后和过剩产能升级转型。
归根结底，“融资难”和“融资贵”只是表象，银行亦不是“病灶”，其实质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
实体经济的存量结构不佳。
在过去30年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下，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带来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投资除基础设施外，相对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导致服务业、新兴行业缺血，产业布局“逆向选择”，国民经济呈现结构性“超重”的特征，加剧了资金饥渴和投资依赖，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轻盈”渐行渐远。过剩行业大量吞噬资金，扭曲产业结构的同时扰动货币政策效果，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愈加孱弱，“好企业不缺钱，坏企业不怕高利率”的怪相几乎摧毁了资金的价格机制，资金流向与产业布局优化相互背离，融资难题的经济结构症结归因于此。
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
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缺位，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引导和促进等非行政方式让市场更好发挥作用，而非政府“取市场而代之”。但是，在具有全局性、导向性、补偿性、扶植性的特定领域和特定阶段，政府应该当仁不让。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多是政府主导，政府通过为中小企业立法、提供融资担保、设立中小企业专项投资基金等一揽子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释放支持“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强烈信号，一旦政府身在其中，其他市场参与者自然敢于跟进也愿意跟进，VC和PE在融资链条的前端，银行则在中后端，各自准确定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明确，银行不可能在前端，更不可能照单全收政策性义务。
对于战略型产业，亦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欧美对于战略产业无论民营还是国有，政府多通过运用财政拨款等手段积极支持，因势利导且旗帜鲜明。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在“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不仅“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而且与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特别是面向行业的共性技术，尤其需要政府以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集中资源，引领并与市场主体共同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增量创新减重存量负载，使稳经济和调结构行稳致远。
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不明。
对比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前者以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为主轴，目标是实现“绿色”的智能化生产，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重组再造生产制造体系；后者旨在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聚焦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两者路向虽一致，但中国长期采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大量金融资源或被重工业虹吸，或通过表外腾挪进入房地产和虚拟经济，资金空转情况严重，实体经济承载发展和转型的部分却投入匮乏，面对经济新常态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路标尚不清晰。
需要什么样的制造业，制造业怎样先进，又如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增加比重，服务业如何现代化、智能化；科技的突破口是什么，技术的制高点在哪里；等等。至少从银行的角度看，无法准确判断哪些行业企业代表未来，哪些行业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而哪些行业企业只有比较优势。于是，银行退而求其次，减少向实体经济贷款，特别是收紧“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融资难题反映的是银行不确定哪些企业现在好，更遑论将来好，至于实体经济是否“知己”，知现在也知将来，好像也没有站得住脚的答案。
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不足。
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山寨化、同质化、价格战是通病。目前，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经济下行更使核心竞争力不足暴露无遗。作为第77个国际互联网大家庭的成员，中国正以互联网大国的姿态向全球互联网技术的领导者和重构者迈进，但由大到强长路漫漫，即便出现了世界级的互联网“巨无霸”企业，其优势也在应用端和市场端，而非关键技术、核心组件和行业标准。与之对应，实体经济中达到互联网行业类似影响力的企业更是寥寥可数。
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这些要素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系统性、长期性的积累。设若实体经济的类似要素不足，核心竞争力自然不显著。资金是追逐技术、人才等竞争力要素的，融资难题反映的是主体的问题、目标的问题，而非客体的问题、手段的问题，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不缺资金并且成为银行争夺的对象即是明证。
首先民营企业存在“真假之分”，很多民营企业是资产非市场化再分配的产物，是国有资产“变性”的结果，并非源于创业或家族继承，究其根本并非号称民营企业的是真正的民营；其次民营企业家存在身份危机，其中不乏“官督商办”的时代变种，身份标识变了，行为方式、思想观念、能力素质却没有根本性转化，结果是自觉不自觉依附官员分食垄断利益和寻租所得，纯经济行为的产出乏善可陈，科技创新的回报更是罕见；再次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来源权力导向明显，植根于技术、管理、人才、效率的比例不高，与各种权力对接的现象不少，多数民企创新能力薄弱，鲜有技术领军者，普遍小、散、弱，逾1500万家民企中跻身世界500强的不足10家；复次民营企业行业选择套利重于创业，多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贸易、流通等领域，乐于多快好省的盈利模式，难以执着于起步的苦活、守成的累活和研发的脏活；最后民营经济的源问题自然归结于企业家精神匮乏，技术经济学代表人物熊彼特提出，“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企业家精神勃发于市场，并依托市场转化为经济活力，一旦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力场形成，资金定会如影随形，如期而至。
综上，政府须简政放权，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在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专项支持上“有所为”，在资源配置上“有所不为”，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实体经济在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中须突出科技导向，捕捉现代产业的线索，占据技术的制高点和行业的话语权；市场主体特别是“三农”和中小微企业须苦练内功，勇于创新，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汰劣存优；金融机构须以创新的市场化手段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拓宽“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使其能够平等享有金融资源。融资难题指向银行只能找到部分答案，最优解或者满意解在并且只在实体经济自身，只有破解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和技术性壅塞，资金之水方能畅通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