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美贸易摩擦情势几经反转，给进程中的中美谈判磋商平添疑云。8月13日晚，中美双方经贸高级别磋商牵头人通话、美方推迟3000亿商品中过半商品的加征关税，贸易谈判似乎出现转好迹象。但8月23日，中方公布针对3000亿的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750亿商品加征5%、10%关税，其后特朗普声称进一步提高对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5%关税，又使得谈判前景暗淡。
然而，短短一日之后，中美双方表态又趋于缓和，中方副总理刘鹤强调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和合作解决问题，明确提出“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此外，根据CNBC报道，特朗普亦表示，已准备好回到谈判桌前，美中两国将开始非常认真的对话。中美贸易摩擦扑朔迷离，这场始于关税之争的经贸冲突会对两国造成哪些影响？
经济学家们大多不喜欢关税，原因在于从经济理论来看，关税意味着贸易成本的上升。虽然短期来看，关税会带来政府税收的提升，但往往会造成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的损失，并从长期视角，带来产业链条上结构性的改变。此外，关税提高导致进口产品价格变化，被加征关税一方将面临出口竞争力降低、国内生产收缩；而提高关税也往往会招致反制，如关税战中后发国家对率先加征关税国家施行报复性关税，将带来双向负面冲击。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国之间的关税之争一旦层层加码，参与国大多会以“两败俱伤”作为收场。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限制对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但关税提高随即迎来了贸易伙伴国的反制报复。从1929年到1933年，仅4年间由于各国纷纷提高关税，美国进口年平均下降22%，但出口反而下降更多，四年出口贸易平均同比下跌23.7%。美国经济也遭遇重创，名义GDP年均跌幅14%，失业率升至16%，全球贸易随之大幅萎缩。可以说，贸易战一旦陷入不断加码的恶性循环，采取贸易保护的各方均会遭受巨大损失。
当然，从以往经验来看，并非所有的大国关税之争都遭到了反制，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日本便采取了自愿出口限制的手段作为妥协，加之其后签订“广场协议”，致使日元升值。但即便如此，妥协也并未换来经济影响的最小化，反而将日本经济带入危险之地。可以看到，日美贸易战中，日方不仅就出口美国商品设置增长范围和额度，特别体现在汽车领域，而且在外部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日元被迫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央行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释放大量流动性。加之日元升值吸引大批热钱流入日本，日本国内一时流动性泛滥。随之而来的是资产价格飙升，泡沫形成。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强制打压泡沫的政策失误，又将日本经济带入了失落的三十年。
回到当下，自去年4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至今，双方“你来我往”，加征关税越加频繁，额度“水涨船高”，从500亿、到2000亿、到3000亿，税率不断加码，贸易战有愈演愈烈之势。但与以往众多贸易战相比，作为中美贸易之间的顺差国，当前中国出口受到的损失似乎没有想象中剧烈。
一方面，虽然中国对美出口出现下降，但进口明显下降更多，说明前期两国关税加征的影响对于美国影响更加显著。例如，数据显示，今年1-7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下滑7.8%，金额减少208亿美元；但自美国进口下降更多，达到28.3%，金额减少277亿。
另一方面，虽然中美贸易出现明显下滑，但中国同东盟的贸易则十分活跃，对欧盟出口也保持较高增速，部分抵消了美国贸易下滑的影响。今年1-7月份，在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贸易中，中国向东盟出口达1950.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2%；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仅次于中国与欧盟贸，相差539.6亿美元，但比中美贸易额多382.1亿美元。
在笔者看来，前期中美关税加征对美方影响更大，虽与人民币贬值、出口商与进口商分担部分成本有关，也与关税加征对中美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有关。即美国进口变化往往直接反应税率的影响，而中国进口除了受到税率调整影响以外，中国进口商亦有主动缩减美国商品份额进口，甚至停止进口的行为出现。
从数据来看，笔者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口径计算了美国四类关税清单（160亿、340亿、2000亿、3000亿）所涉商品的美国进口情况，发现前期160亿、34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商品，6月中国对美出口下降分别为47%和38%；2000亿美元10%关税商品中国对美出口已下降34%，而3000亿美元商品由于尚未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出口6月仍然维持10%的较高增速。
相反，中国对美进口则情况完全不同，无论商品是否在加征关税的清单之中，美国对华出口出现全面回落，6月500亿、600亿与未纳入加征清单的商品分别回落53%、36%和25%，说明中美关税战之后，加征关税可以解释部分对美国进口的下滑，而贸易阴影下，国内进口商，特别是国有企业或已主动缩减从美国的进口份额。
关税战至今，中国出口层面受到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明显，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贸易战持续升级的冲击。考虑到3000亿关税的影响还没有显现，中国对东盟国家贸易活跃也有一定转出口的成分，未来会面临更多政策监管压力，贸易战持续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体现。
除此以外，一旦贸易战持续升级，从长期来看，也会对中国吸引外商投资与产业链转移造成影响。数据显示，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影响到双边投资。2018年以来，中美双边FDI总量大幅下降，2018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为53.9亿美元，回落至2011年水平，较2016年464.9亿美元的峰值下降超过88%。
此外，正如笔者此前在专栏文章《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四大关键问题》中所提，寻求连任以及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符合当前特朗普的政治诉求，而避免中美之间由贸易摩擦升级至更广泛的领域，慎言中美金融战的爆发，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大方向。因此，尽量将贸易摩擦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积极推动贸易谈判，避免中美之间向更加不可测的方向发展，仍是需要积极争取的。
而避免中美贸易升级，促进中美谈判磋商，也与近期刘鹤副总理对待中美经贸关系的最新表态不谋而合。刘鹤副总理在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企业在华投资和经营，将继续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保护产权，坚持在开放条件下推动智能产业发展，坚决反对技术封锁和保护主义，努力保护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合作解决问题，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