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实施已 5 年有余，顶层设计逐步完善，国际认同度逐渐提高，正沿着正确的轨道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经济贸易合作框架，推动地区与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
中南半岛与中国地缘相接、山水相连，西临孟加拉湾，东临南海，不仅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桥梁，而且还是欧亚大陆的“心脏腹地”和印太两洋“海权中心”之间的缓冲地带。在所有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中，中南半岛国家的外交地位仅次于俄罗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将其定义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南半岛国家纷纷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表示支持澜沧江—湄公河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自提出以来，经历了从理论到框架、从框架到规划、从规划到实施的逐层递进、步步深入，随着顶层设计逐步完善、相应的支撑措施和保障体系陆续建立，在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即“五通指数”中综合排名靠前，合作潜力巨大。
（一）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数量的增加对于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肖恩·麦克雷（Shaun McRae）认为，基础设施供给的增加会产生显著的外部性效应，将极大带动经济发展。中南半岛国家中，除了泰国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其余 4 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均相对落后。然而，中南半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森林、矿产和水能等资源尤其丰富，因此，无论在《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还是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中南半岛国家的资源优势、增强地区间互联互通水平都是其发展的首要目标，这就催生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2017 年全球竞争 力 报 告》《2017—2018 年 全 球 竞 争 力 报 告》《2018—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全球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平均值分别为 4.09、4.09、4.09，而中南半岛国家中只有泰国达到平均值，其余 4 国均没有达到平均水平，缅甸的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更是仅为2.1 左右，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具体来看，多数国家的整体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不足，体现在交通、电力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如图 2 所示，通过对比中国与中南半岛 5 国在交通、电力和网络普及率水平上的差距不难发现：中国在公路、铁路和电力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南半岛 5 国，在航空和网络普及率方面也处于领先水平。
1. 交通基础设施
“要想富，先修路”这一理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张文才在 2016 凤凰财经峰会上强调“特朗普在做竞选演说时提到扩大财政支出、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即使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要发展基础设施，更何况发展中国家”。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能直接带动部分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更重要的是，增长极通过增长轴相连接形成集聚区，集聚区再通过增长轴连接，从而形成从点到块再到面的辐射效应，可以进一步促进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截至 2017 年年底，中国全国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 12.7 万千米。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超过 2.5 万千米，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 65%，全国铁路网密集度为 132.2 千米/万平方千米。目前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全国公路总里程为 477.35 万千米，公路网密度为49.72 千米/万平方千米。中国全国公路桥梁有 83.25万座，其中特大桥梁有 4646 座，大桥有 91777 座，武汉长江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和港珠澳大桥等无一不是世界顶尖大桥，中国大桥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的另一张新名片。在对比之下，中南半岛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比较落后。举例来讲，越南交通线路覆盖率低，每 100 平方千米仅建设有铁路 0.8千米；国道 658 座桥梁中有 173 座需要重建才能安全通车；道路运输速度慢，运输车辆平均时速只有35 千米②；泰国铁路全长 4363 千米，其中单线就占了3755千米，货运平均时速为29千米，客运平均时速为 50 千米；缅甸的公路和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普遍不理想，公路总量不足，缅甸全国公路密度为22.4千米/万平方千米，相对于中国的46.5千米/万平方千米以及东盟的34.1千米/万平方千米还有较大差距，并且南部分布较密、北部稀疏，呈现分布不均衡的特点。由此可见，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并且中国凭借着“高铁”和“桥梁”这两张名片，也完全有实力帮助中南半岛国家完善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
2. 电力基础设施
中南半岛地处亚洲与大洋洲、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的十字路口，地势南低北高，伊洛瓦底江、湄公河和萨尔温江等著名河流自北向南、奔腾汹涌，水利资源丰富。然而，由于水力发电技术的不成熟，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国一直存在电力缺乏的现象，部分地区甚至严重缺电。如表 1 所示，中国自 1990 年开始，通电率就一直领先于中南半岛国家。截至 2018年年底，泰国和越南的通电率已经很高，分别为100%和 98.3%，然而，柬埔寨和缅甸两国的通电率仅为 59.7%和 63.6%。柬埔寨和缅甸的年人均用电量分别为 271 千瓦时和 216 千瓦时，中国和泰国则分别为 3927 千瓦时和 2539 千瓦时。中国三峡水电站的建成充分证明中国水力发电技术的成熟。目前，缅甸国内超过一半以上的水电站项目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缅甸最大的水电站——耶瓦水电站被誉为“海外的三峡工程”便是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帮助缅甸建设的，该水电站的年发电量占缅甸全年用电总量的一半左右。柬埔寨装机容量第一的水电工程——华能桑河二级水电站更是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标志性项目。2018 年1 月 20 日，在缅甸大中型水电站开发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昆明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与缅甸联合能源公司正式签署《缅甸楠宁水电站可研及工程总承包合同》，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水力发电站项目上合作的可能性。
3. 网络基础设施
本文选取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密度这一指标，原因在于：相较于单纯的人数，服务器密度更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网络普及率和质量。对于互联网而言，无论是页面的回馈还是程序的运行都需要服务器的支持，没有服务器，操作请求将得不到回应。从一定层面上讲，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密度越大，则代表该国的互联网体验越好。从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出，越南和泰国在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密度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中国和越南则发展速度更快。整体来讲，中国、泰国和越南 3 国在互联网密度上远远超过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就 2018 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服务器密度是柬埔寨的 5.5 倍、老挝的 21.6 倍、缅甸的 48.8倍。与此同时，越南和泰国的服务器密度分别是中国的 3.9 倍和 2.1 倍。
2014 年 10 月 24 日，为了更快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括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在内的 21 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政部部长和授权代表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决定共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2020 年 10 年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约需要资金 8 万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提供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贷款仅为 100 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将有效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资金缺口，有助于其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列车、打造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二）贸易规模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积极参与全球化、如何从全球化中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是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南半岛国家带来更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各国纷纷开放边境自由贸易区和国际贸易口岸，逐渐形成了以河流和陆路为网络的次区域经济圈。
如表 3 所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2000 年的 99.76 亿美元飙升至 2018 年的2614.8 亿美元，贸易量增长 2621%。其中，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泰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量从 2000 年的 66.24 亿美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875.2 亿美元，增长 13.21 倍；中国与老挝贸易总额起点虽然很低（只有 0.41 亿美元），但发展迅速，19 年间增长 85 倍；越南在 2014 年之前与中国贸易额一直低于中国与泰国贸易额，但从 2015 年开始中国与越南的贸易总额迅速增加，2018 年，中越贸易总额已经是中泰贸易总额的 1.7 倍。自 2017 年起，越南和泰国都成为中国十大进口来源之一，与此同时，越南还是中国十大出口市场和十大贸易伙伴之一。从表 3 可以看出，2018 年，中国与中南半岛 5 国的贸易总额都较 2017年有不同幅度的增加。中南半岛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是“天然粮仓”。目前，泰国和越南是世界上排名前三位的稻米出口国，同时，中国也是泰国稻米最大的进口国，每年进口量为 30~70 万吨，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3 国政府也制定了详细的粮食生产计划，不断增加本国的稻米生产量和出口量。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南半岛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也由初级商品逐渐转变成工业制成品。以泰国为例，2018 年 1—9 月，在泰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中，核反应堆、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塑料橡胶的出口额分别为 330.58 亿美元、261.35 亿美元、231.06 亿美元和115.61亿美元，分别占比17.6%、13.9%、12.3%和6.1%，4类产品合计占泰国出口总额的49.9%。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拓宽贸易领域、降低甚至消除贸易壁垒、创新贸易形式等都是促进贸易畅通的主要方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合作加强信息互换、降低通关成本、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中国可与中南半岛国家拓宽互相投资领域，除了传统的投资领域，可进一步开展在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加强煤炭、油气和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和风电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合作，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随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将会更加频繁，贸易种类将更加繁多，贸易规模将呈现倍数增长的趋势。
（三）市场规模
在引力模型中，市场规模与市场引力大小成正比，而在有关企业行为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指出，相比较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会更有吸引力。如图 3 所示，自 2007 年以来，中国的市场规模远远超过中南半岛 5 国，并且一直处于满额或接近满额市场规模的状态，泰国和越南则位列第二和第三的位置，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市场规模则处于较低水平。按照搜寻理论，市场规模越大，交易信息越完备，市场竞争也越充分，最终表明市场更有效率。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中南半岛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原因。
市场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和总储备额的大小，GDP 总量代表目前该国的经济实力水平，总储备额则意味着该国的信用担保能力。2018 年，中国的 GDP 总额超过 13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而中南半岛 5 国的 GDP 总和仅为 14873 亿美元，中国的 GDP 总额是中南半岛国家 GDP 总额的 8.74 倍。截至 2018 年11 月底，中国的国家总储备额（不包括黄金）超过3.158 万亿美元，中南半岛 5 国的国家总储备额分别为老挝 12.34 亿美元、缅甸 49.11 亿美元、泰国1961.21 亿美元、越南 490.76 亿美元、柬埔寨 112.62亿美元，中国的国家总储备额是中南半岛 5 国的 12倍。因此，就市场规模而言，中南半岛国家与中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也蕴藏着无限的合作可能性。
（四）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五通”建设中的关键“一通”，可为其他“四通”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中国领导人在谈到民心相通时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
随着“五通”建设的快速推进，相关评价体系也相继出现，相较之下，对于民心相通的研究就较为零散且结果不一。一方面是由于民心相通的内容过于广泛，既涵盖民众认知及价值观层面，又涉及到各党派利益，难以形成一个系统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由于民心相通数据较难获得，致使很多研究者无法获得全面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发展成效综合评价体系和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提出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这两大评价体系对目前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民心相通的发展现状和潜力进行分析。
1.“一带一路”发展成效综合评价体系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对民心相通度这个一级指标设定满分为 20 分，其中包括文化与人才交流（12分）和双边合作期待（8 分）两个二级指标。文化与人才交流中包含 4 个三级指标，每个指标满分为 3 分，分别是友好城市建设、文化交流活动、旅游签证便利化和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建设。友好城市建设指标考察中国与合作国建立的友好城市数量，反映中国与该国有关城市对增加居民或文化交流的重视；文化交流活动指标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考察两国政府间或民间机构开展的论坛、博览会和艺术节等文化交流活动的数量，反映两国间文化交流水平；旅游签证便利化指标考察中国与合作国间建立旅游签证的级别，反映两国间旅游合作水平；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建设指标考察中国在合作国设立孔子学院/孔子学堂的情况，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在该国的宣传和推广水平。双边合作期待包含两个三级指标，每个指标 4 分，分别是对方合作期待度和我方合作期待度。对方合作期待度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考察合作国媒体和网民对与中国进行“一带一路”合作的关注度和正面评价占比，反映该国民众对双边合作的期待程度；我方合作期待度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考察中国媒体和网民对合作国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关注度和正面评价占比，反映中国民众对双边合作的期待程度。
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测评结果显示，各国民心相通指标的平均得分为 11.29 分。如表 4 所示，中南半岛国家的民心相通度得分均超过平均分，并且在民心相通度得分排名前 10 的国家中，中南半岛国家就有 4 个国家上榜，分别是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表明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在促进民意沟通、深化理解互信方面有很好的基础。然而，根据旅游签证便利化和对方合作期待度两个指标的得分情况，我们发现，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民心相通水平存在进一步提升的潜力：
（1）旅游签证便利化有待加强相较于友好城市建设、文化交流活动和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建设的得分，旅游签证便利化的平均得分只有 2 分。据 2018 年 1 月 8 日举行的中国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2017 年，中国民众总出游次数已达 51.8 亿次，其中出境旅游为 1.29 亿次，同比增长 9.17%。随着中国的外交政策、签证互惠政策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中国应与中南半岛国家共同努力，进一步简化旅游签证手续、提升双方民众旅游体验。
（2）缅甸的整体数据均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缅甸是中南半岛国家中唯一得分没有进入前 10 的国家。中南半岛 5 国文化与人才交流的平均分为10.4 分，缅甸的得分仅为 8.75 分。中国与缅甸在友好城市建设和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建设这两个指标上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3）中国的合作期待度的得分总体较高，但部分国家的合作期待程度还有待提高。如表 4 所示，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合作期待度平均分为 3.586，而中南半岛 5 国中只有泰国和越南达到这一平均水平。在双边合作期待指标中，东南亚地区的这一指标平均得分是 6.11，中南半岛 5 国中仍有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没有达到东南亚地区这一指标的平均水平。而且，对于双边合作的期待度，我方均高于中南半岛 5 国。这表明，中南半岛国家和中国都有意向共同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促进双边合作迈向新台阶，但在促进双边深入了解上仍有很多工作可做。
2.“一带一路”“五通”指数
“一带一路”“五通”指数对民心相通度这个一级指标设定满分为 8 分，其中包括旅游活动（2 分）、科教交流（2 分）和民间往来（4 分）3 个二级指标。旅游活动的自主性较强，民众选择旅游目的地主要基于自己对某一国家或某一城市的印象，较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够客观地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民众的吸引力。科教交流包含教育、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科研合作反映了两国在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孔子学院是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的用于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交流机构，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民间往来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与合作国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北京大学课题组选取网民关注度、友好城市数量和民众好感度 3 个维度，用来综合评价该国与中国的民心相通的质量和水平。学者们对每个国家的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将这些国家划分成 4 个等级：顺畅型（8 分及以上）、良好型（6~8 分）、潜力型（3~6 分）和薄弱型（3 分及以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指数的平均得分为 5.89 分，位于“潜力型”等级，而中南半岛国家中泰国（9.66）、柬埔寨（6.95）和老挝（6.54）均超过这一平均水平（参见表 5）。
综合表 5 和表 6 可知泰国是唯一入围“顺畅型”等级的国家，总排名第 2，其他分指标的排名也较靠前，但友好城市数量相较较少；柬埔寨的民心相通总评分稍微超过东南亚国家的平均得分，是“良好型”国家之一，但其科教交流指标得分较低，与中国的科研合作水平过低导致其排名靠后；老挝的民心相通总评分超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得分，但比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平均得分低 0.01 分，中国民众对其关注度较低，另外，与老挝的科教交流合作程度较低；缅甸是中南半岛国家中民心相通指数最低的国家，属于“潜力型”，其与中国的民间往来程度较高，然而，其科教交流评分为 0，如果将关注度转化到相互了解的实际行动中来，相信其民心相通的总体评分还会有进一步提升；越南的民心相通总评分排名也较靠后，属于“潜力型”国家，但其与中国的旅游活动较频繁，与缅甸一样，民众互相关注度明显高于民心相通水平，中国今后可进一步推动与这些国家在优势领域的合作，开展更多的科教交流活动。
目前，这些评价体系都还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并且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面广、数据可获得性难度较高，再加上数据滞后、存在主观定性等问题，难以凭借某一评价体系就对一个国家的民心相通水平进行判定。以越南为例，在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评价体系中，越南占据第 2 的位置；而在北京大学的评价体系中，越南只排在第 45 名。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采用两种评价体系得出的结果存在出入，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参考的价值，本文依然可以借此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得分总体较高，但依然存在进一步深入了解、增强合作的潜力。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充分利用政策和地理位置上的便利，不断深化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互联互通是一个立体、复杂、多元化的建设网络，涉及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方面，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来自双边和国际上的诸多挑战。
（一）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自 2016 年起，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2016 年 6 月的英国脱欧事件更是将逆全球化浪潮推至新高点。随后，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西方右翼势力抬头等一系列事件表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与新型贸易保护措施相互交织，促使逆全球化问题更加严重。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制造业，逐渐放弃自由贸易准则，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大规模的“反倾销”行为，致使世界范围内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曾是全球化的引领者，欧美等发达国家都从这一进程中受益良多。然而，随着欧美国家地位的相对下降、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逐渐增加，其国内制造业岗位流失、就业形势严峻；而新型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存在使得出口收入大于进口支出，经常账户常年表现出盈余状态，这些因素促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推动逆全球化进程。
（二）大国利益在中南半岛的角逐
随着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霸权国家开始猜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侵蚀并取代其主导地位，战略阻挠难以避免。自 2009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无论是美国增加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援助，还是美国降低身份主动邀请越南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重视，以及希望将中南半岛建设成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前沿阵地。在“重返亚太”的过程中，受到自身经济实力受金融危机削弱的影响，美国不惜露骨地使用军事硬实力并挑唆亚洲一些国家对华产生敌视情绪。2017 年 3 月，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在谈到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时，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结束。但紧接着美越两国领导人便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越南将巩固国防领域的合作，美国航母也于 2018 年首次访问越南港口，停靠岘港。由此可以断定，美国的做法是“换汤不换药”，其放弃的只是“亚太再平衡”这一说法，但其“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中国学者高文胜等认为，“软平衡”是最能描述中美目前在太平洋地区博弈态势的术语，指望美国放弃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是幼稚的，也是不现实的。
相较于美国长驱直入式的方式，日本受到国内法律的限制，无法实行直接干预，但通过多边场合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以及通过对越南等国提供武装力量援助和经济援助、鼓动其他国家在各种场合为难中国。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不惜将南海问题推向国际化，在数次东亚首脑会议上，无论是前任首相野田佳彦还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都提出：“南海问题是国际社会都关心的话题，欢迎东盟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利用国际舆论对中国施压。南海问题主要涉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东盟国家，在 2016 年 10 月之前，菲律宾和越南对中国的态度最为强硬，因此被日本设定为主要拉拢对象，拉拢的主要手段为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两方面。
此外，印度在追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也开始从“向东看”到“向东进”的转变，在多个领域增加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接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印度急缺能源（特别是石油），印度每年的石油消费有 80%依靠进口，而中南半岛国家靠近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印度担心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会影响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为了提升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将聚焦点从南亚扩大到东南亚，除了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进行军事合作，还对中南半岛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印度时报》曾刊登一篇文章，对目前印度对待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的态度进行了形象的描写：“印度用红地毯迎接缅甸军事首领，却狠狠地盯住中国。”
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在中南半岛的利益追逐看似凶猛，然而，这 3 个国家并没有形成结盟状态，而是“各自为战”，导致中南半岛的政治局面一片混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之间的利益角逐已经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产生影响，并且这样的影响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三）中南半岛国家政治发展方向不定
自冷战结束以来，无论是老挝和越南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还是缅甸和泰国的政治转型，都是历经坎坷且发展方向不定。越共十二大确定了阮富仲在越南国内的领导地位虽然越南政府高层为确保权力的顺利交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 2017 年的“郑春青事件”和“丁罗升事件”以及 2018 年的丁世兄病重严重打乱了越南原有的政治安排，使得越南国内政坛权力失衡，越南政局的未来走向充满变数。缅甸的政治转型也同样是一波三折。近年来，缅甸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热点问题，其政治权力从一元权力中心慢慢转变成两元权力中心。在缅甸，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有着强大的民意支持，然而其需要军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提供协助；军方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缺乏民众支持。民盟上台后，通过精简部委、加强法制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缅甸境内出现“文武共治”的局面，但随着其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更加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矛盾，又因民盟的管理能力有限，缅甸的政治转型未来将何去何从尚无定论。泰国政治具有典型的军人政治特点，自 1932 年 6 月后，泰国先后发生 20 余次军变，颁布过 17 部宪法。距今最近的一次是 2014 年巴育司令为解决僵局发动的军变，泰国军人集团通过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简称“维和委”）与国内保守势力联合压制各派力量，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然而，长期维持政治高压状态并不现实，保守阵营内部的不协调、军人集团的派系丑闻以及来自泰国国内外的政治社会压力使得泰国权力结构调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四）中南半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疑虑和误解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存在个体差异，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时在很多时候未能做到因地制宜，存在着宣传力度和方式上的缺失，导致中国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很熟悉，但中南半岛国家中真正了解这一倡议的人并不多，从而出现了一些误解甚至抵制。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根本是基于有关各国差异化国情来使各国核心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基于一个务实高效的机制来提高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如何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还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中国应摆正心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目标，以促进多领域合作为手段，统筹多方资源，不断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一）加强中南半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状况的研究
俗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南半岛国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参与者，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将决定其行为。但从中国国内对于“一带一路”的众多研究来看，很少有研究成果从合作国的角度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得出的结论难免成为中国的“一家之言”，继而在实际推进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中国应加强对中南半岛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状况的研究，在实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认真听取合作国的声音，对于有益建议应积极采纳，而对于一些偏见和误解则应及时纠正，消除中南半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和误解，在塑造良好的认知环境的同时，减少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可能会遇到的阻碍。
战略对接是基于国家间自身利益竞争之上，同时存在互补、共赢的合作，形成竞争与合作相互交织、动态发展的过程。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已经推行 20 多年，所取得的成效依然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虽然每个国家都制定了适合本国的发展战略，但各国之间缺乏高层往来和对话合作，各国的发展战略未能实现有效对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应充分考虑中南半岛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充分了解每个国家的诉求和发展重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加快例如老挝《十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2016—2025 年）》、柬埔寨“四角战略”、缅甸《国家全面发展 20 年规划》等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对接，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三）加强中美两国安全对话，打消中南半岛国家的忧虑
近年来，虽然“唱衰”美国的声音层出不穷，但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南半岛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国可尝试与美国和东盟建立长期对话机制，形成“美—中—东盟对话机制”，这既有利于缓解中美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又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打消中南半岛国家要时刻考虑“站队”的顾虑。
青年学者是每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然而，中南半岛国家的青年学者们缺乏一个可以相互交流的平台。中国应进一步发挥中国—东盟青年联谊会、中国—东盟青年峰会等机制的作用，建立中国—中南半岛国家青年论坛。考虑到中南半岛国家的科研水平和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中国可以在提供科研援助和技术培训的同时，在每年提供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的基础上，针对中南半岛国家专门设立一项奖学金，鼓励中南半岛国家的青年学者来华留学或访问，通过加强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加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推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项目“‘一带一路 ’沿 线 南 亚 、 东 南 亚 各 国 民 意 基 础 调 查 研 究 ”（17GBQY1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