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扶贫是一种新型扶贫模式，各类市场主体利用互联网技术，依托电子商务业态，帮助贫困地区人口实现农产品产销对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宣传推介，或者通过互联网购买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提供信息、技术、资金等一系列服务，从而达到提高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提高贫困地区扶贫脱贫效率。电子商务通过打破地域间的距离限制，降低了贫困地区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实现了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同时高效传播贫困地区的产品故事、旅游品牌，帮助贫困地区把“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产品变礼品，民房变客房”，从而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群众收入，实现脱贫致富。
1.帮助贫困农户实现产品产销对接
贫困的成因复杂，但是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人而言，价格不能有效调节市场是重要的原因（Timmer, 1986）。而且，贫困地区一般具有一定的资源禀赋条件（颜强等，2018），多为特色农产品产区。电商发展克服了有形市场的地理限制，转变了传统的销售模式，拓宽了农产品销售市场。通过电商平台整合市场农产品供销信息，贫困农户可以依据市场需求决定自身的生产与销售行为，有助于农民增收（Ganetta et al, 2014）。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8年1372个低收入农户的数据，通过互联网销售农产品，能够让低收入农户获得较高的收入。从低收入农户农产品销售收入上看，通过互联网销售比不使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平均高出574.33元。
2.帮助贫困地区居民降低生产生活成本
电商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购物渠道，贫困地区居民能够方便快捷地搜寻到现实市场中更低价格的商品，降低生产生活成本，有利于实现助贫节支增收目标（郑瑞强等，2016）。农村消费数据显示，网上购买的商品比农村线下价格平均低10%，阿里零售平台上的电商消费，为贫困地区节约支出超过200亿元1。电商业态的成本优势不仅表现在生活产品上，还表现在生产资料上。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沙湾聚力棉农合作社联社通过电商平台整合农业土地、种植、机械、收获、加工、物流、销售等环节的各类生产资源，形成了闭合完整产业链，通过压缩中间环节明显降低了种植成本，切实提高了棉农的种植效益。据统计，该合作社通过电商平台为农户降低农机作业费用、农资价格和土地流转成本，农户每亩种植成本降低了约200元。
3.对贫困人口具有赋能作用
扶贫的理想模式是增强低收入群体自主发展能力，达到“产学扶贫、授人以渔”，从而实现贫困户有效脱贫（周常春等，2016；易法敏，2018）。“互联网+扶贫”就是这样一种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构建长效脱贫致富机制的模式。电商从业者一般要经过职业培训，还可以借助互联网便捷地进行培训后的跟踪和帮扶。一部分贫困户可以借助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自己的网店，更多的农户也可借助培训从事电商相关的生产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商扶贫具有明显的社会溢出效应。
4.激发贫困人口对于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通过“互联网+扶贫”的方式，将贫困群体吸纳到产业扶贫中，从而提高贫困群体脱贫增收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信息渠道的单一或闭塞造成贫困人口的无知，从而不能遵循经济理性从事生产，也不能更好地生活（班纳吉、迪弗洛，2013）。电商扶贫可以让贫困户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从而让贫困户“开眼界”、“长见识”。这种“眼界”和“见识”直接决定了贫困户从事生产劳动的主动性，让他们更积极地融入现代社会，分享现代化的收益。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建档立卡的贫困村71个有效样本显示，有电商的贫困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平均31.43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16.06人，均少于无电商的贫困村；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约260.81人，远高于无电商的贫困村（169.27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商能够做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让贫困户开眼看世界，更主动地从事可以使其摆脱贫困的生产劳动。
5.助力贫困地区实现“注意力经济”
农产品一般具有同质性，贫困地区因其生产资源所限，供给的优质农产品有限，在成本和规模上都难以与相对发达地区相比。而且，地域性农产品或加工品的消费群体相对小众，普遍性认同的故事挖掘程度远远不够，难以形成有普遍需求、接受度较高的市场。电商则通过好的文案和热点营销，为农产品附加上了故事的价值，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注意力。尤其是贫困地区流传的历史故事较多，易实现文化增值。
6.为政府和企业的扶贫项目搞“滴灌”提供基础信息资源
电商基于产业链形成大数据、区块链积累，实现对扶贫信息的精准掌握。这种数据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是其边际收益却可以提升农产品定价信息可及性、质量安全监控的透明性、产品营销的随地性。更为重要的是，多维度、全面大数据收集，从支离破碎的贫困户信息中基本还原了其经济行为全貌。这样，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可以很容易分析出来，其摆脱贫困的努力程度也就更加容易监督，于是扶贫政策因人施策就成为现实。
电商扶贫的政策逻辑，一是促进贫困地区产销衔接，二是电子商务进农村改善商品流通，三是提升农村发展数字化水平。
总结电商扶贫工程实施近5年的历程，在国家层面上，首先，电商扶贫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电商克服了传统农村产品上行中遇到的地理限制，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而且，政府也越来越关注以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新业态在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可以预见，电商扶贫将会由商品流通服务为主转向更多地兼顾“互联网+社会民生服务”。其次，电商扶贫被作为“互联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行动已经在城镇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电商赋能对农村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同样重要。如何让农村贫困人口分享“互联网+”带来的产业红利和生活便利，是电商扶贫政策的主攻方向。再次，电商扶贫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部分。电商扶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延伸到广袤的农村地区，有助于在广大农村地区布局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与应用，从而为农产品电商储存、农业物联网建设、“互联网+”农村民生服务等提供前提。
对电商扶贫最大的质疑是贫困户会被“数字鸿沟”隔绝在现代农业和现代市场之外。如胡鞍钢、周绍杰（2002）认为，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经济的发展，正是网络经济的差异性导致经济格局中“数字鸿沟”的出现。农业生产经营者，包括新型经营主体的领办人在内，一般缺乏现代信息技术技能，市场意识和知识文化水平也有限。多数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对互联网停留在看新闻、打游戏的阶段，甚至少数人对互联网闻所未闻，用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更是无从谈起。即便有部分生产者在当地政府推动、电商企业拉动下，从事电商经营，其经营策略也具有一定的短视性和盲从性。而农业经营投资回收周期长、利润薄，面临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农村电商经营质量安全认证成本较高，品牌塑造需要过程。尤其是贫困地区电商储存的多为初级农产品，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难以控制质量和食品安全，这些产品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的门槛较低。这就会导致贫困地区产品出村标准化难度和监管难度也比较大。进一步看，微商等小规模主体销售量小，也没有动力从事品牌创建。即使有电商主体潜心提升质量、打造品牌，很大一部分也会因为互联网热度消散快、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等因素，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1. 规模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协同
规模种养主体领办人一般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对新技术新业态接受能力较强，因此促进规模种养主体电商转型是电商扶贫的主要内容。通过规模种养户的带动和示范，能够更容易地实现贫困户跨越数字鸿沟。一个例子来自河北魏县，该县鸿健养殖场开发了无公害绿壳保健鸡蛋，用中草药做蛋鸡的防病防疫，以前主要依靠商超和批发等传统渠道，价格1元一个，通过开微店、对接微商等方式在电商渠道上卖到了3元一个。尝到电商甜头之后，该养殖场着手开发“产品追溯信息系统+网上直营店”的模式进行销售，带动所在村的农户按照标准化方式养殖。村里的贫困户基本都参与其中，只需要认真搞好养殖，产销对接的事情交给养殖企业即可。另一个例子来自黑龙江绥芬河，该市富华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自2017年开始电商转型，基本取得成功。2018年电商平台销售50吨，其中网络批发直购销售量30吨，占目前销售总量的10%，其他直购平台如淘宝、微店及其他社交平台销售量约20吨，占销售量的7%，存货量50吨用于春节后的持续电商销售。该合作社通过电商销售，带动农户400余户增收300余万元，其中多数为低保户。
2. 贫困户内部家庭分工
农户家庭中年纪较大的传统农民，只要做好种植、养殖，生产出好的产品即可，产品通过在外上学或打工的子女等年轻成员和村里的电商服务站就可以实现市场价值。如河北魏县大斜街村电商服务站针对村里的中老年农民不会上网、不懂电商的问题，借寒暑假机会为村里回家的大学生做培训和发动，鼓励在外上学的大学生开微店，为家里和村里的农产品打开销路。在这种模式下，大斜街村里的贫困户种植的桃子，一般仅用短短一周就能全部卖掉，基本解决了“销售难”问题。大斜街村委会经常利用清明、中秋等节假日，为返乡探亲的生意人组织朴实的欢迎活动，提升凝聚力，让他们自发支持推介本地电商。
未来的着力方向主要是通过电商把数字技术和业态引入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弯道超车”提供基础设施和物质装备支撑；将电商引入农业农村生产经营，实现农业农村各类经营主体的转型升级，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辐射带动作用；借力电商赋能，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基础人力资源。
（一）完善贫困地区电商基础设施，整合优势资源
一是加强贫困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将通讯基础设施向广大乡村地区延伸，提升农村地区光网覆盖率。尽早实现农村家庭接入100M以上宽带，实现移动互联一次接入、城乡不断网信号随时接收。继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工程，试点先行，在农村地区超前布局5G网络。二是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电商网点建设。以电商进村综合示范为契机，整合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各类社会资本优势资源，鼓励社会资本充分参与，在贫困地区大力建设乡村电商服务站点，为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提供“最后一公里”配送节点，也为农产品提供上行“第一公里”节点。三是健全贫困地区电商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健全适应贫困地区的电商质量标准体系，利用电商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为贫困地区电商特色产品营销、信贷担保、应对法律纠纷做好服务。四是加强贫困地区农产品电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地方政府整合商务、金融、农业、统计等部门与电商平台深度合作，开发并规范应用大数据共享平台，超前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探索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乡村旅游监督、金融信用风险控制、扶贫资金绩效评估等的有效实现机制。
（二）大力培育电商经营主体，促进规模经营主体转型
一是积极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的电商经营能力。把电商经营技能纳入合作社领办人、家庭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的主干课程。在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过程中，要鼓励其自建商品产地信息档案，积极主动对接电商服务运营主体，完善其产品在线渠道疏通、产品上线前包装等策略。支持新型经营主体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在网络批发、农资网络团购、技能培训等方面，带动贫困农户协同发展。二是培育“草根”电商平台。以县域为单位，充分对接大型电商平台，发挥微信群等社群经济作用，培育“小而特”的电商平台。鼓励电商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打造服务县域的电商配送中心。支持“草根”电商平台配备农产品交售、质检等设施设备，打造县域或乡镇农产品上行节点。三是营造良好的电商扶贫环境。以村为单位，对村内从事电商的农户家庭成员进行帮扶和鼓励。重视乡土关系营销的渠道，发动各类外出群体参加电商发展，以二维码分享、社交平台宣传等方式，推动本地产品上行、旅游资源推介。
（三）人才内生外引相结合，提高贫困户电商实用技能
一是大力培养本土电商带头人。注重在贫困地区本地发现能人，把他们真正培养为电商脱贫的带头人。切实提高贫困户电商实用技能，尤其加强对贫困群体电商营销技能、财税金融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实际训练。二是引入外来的专业培训。对接大型电商企业，引进先进的培训机构，对贫困户、新型经营主体等开展专业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可以尝试以风险投资路演、私董会等形式，直接邀请投资人、银行贷款部门等现场与电商主体对接业务。三是把电商扶贫作为农民工等主体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的主要内容。在贫困地区打造电商产业园，以免除办公室租金、定期组织金融机构对接等方式，吸引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退伍士兵等返乡进行电商创业就业。四是在贫困地区培养电商“网红”。培训农民使用“抖音”、“快手”等平台的技能，通过直播分享农产品收获、食品烹调、徒步绿水青山等过程，让消费者身临其境产生消费需求，促进贫困地区产品和生态环境的“颜值”真正落实为“市值”。
基金：农业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农产品电商影响农民增收的机制与效应实证研究”(D201725)；农业农村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农产品电商发展瓶颈及其解决路径研究”(2018027)；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青年研究课题“低收入农户特征、增收机制及其对脱贫攻坚‘硬任务’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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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颜强, 王国丽, 陈加友.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以贵州贫困农村为例[J].农村经济, 2018 (02)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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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常春, 刘剑锋, 石振杰.贫困县农村治理“内卷化”与参与式扶贫关系研究--来自云南扶贫调查的实证[J].公共管理学报, 2016, 13 (01) :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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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班纳吉 (印度) , (法) 迪弗洛著;景芳译.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M].中信出版社: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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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强, 刘同山, 沈贵银.2020年后中国的减贫战略思路与政策转型[J].中州学刊, 2019 (5) 269.
注释
1 阿里研究院.阿里发布网络扶贫研究报告全国贫困县节支超200亿元.阿里研究院官方网站，2017-03-28:http://www.aliresearch.com/Blog/Article/detail/id/2129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