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GES 2019未来教育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在会上作主旨演讲。
他开宗明义，向在场嘉宾抛出演讲核心问题：
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避免美国已经面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阶层分化严峻等后果？
卢迈认为其关键在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则在教育公平。而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措施之一，就是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在村儿童——那些有可能被时代列车抛下的孩子们——提供基本早期养育与学前教育。
发言最后，卢迈提出将发起“阳光起点计划”，倡议社会各界通过支出2500元，支持一个来自中国偏远贫困山村的0-6岁孩子进行为期一年的早期养育或学前教育干预。
每个孩子只有一个童年，“阳光起点计划”的核心，是在儿童早期大脑发育的敏感阶段满足偏远贫困山村处境不利孩子们的迫切需求，是支持长期在偏远山村辛勤工作的幼教志愿者老师和常年跋涉的养育辅导员，更是助力实现国家幼有所育的庄严承诺。
以下为发言全文：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日新月异的科技给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很大变化。
这个过程中，有哪些阶层、阶级、人群被时代的列车抛了下来？
这个问题非常现实，也是教育中必须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马上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全面小康的基本含义是两不愁、三保障，所有人都是温饱有余、不愁吃穿。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在收入分配上会遇到什么问题？收入的差距有可能缩小吗？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曾提出假设，在经济社会发展起步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但当它发展到某个节点时，劳动力供求产生了差别，教育程度有了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收入差距在扩大之后又逐渐缩小。所以，收入差距呈现为一个倒“U”字型。
但是美国后来的发展，尤其是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说明，情况不是这样，美国的收入差距由缩小又转为扩大。
美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一个国家。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教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避免这样后果呢？
在基金会的读书会上，我们最近读了三本关于美国的书：
第一本是《简斯维尔:一个美国故事》 。它讲的是一个美国小镇，曾经有通用汽车厂和派克笔制造厂。2008年以后，通用厂搬迁，小镇一下子遭受巨大冲击，工人历经艰苦才重新就业，而工资却被腰斩，由每小时28美元变成每小时13美元。
在痛苦的调整阶段，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美国政府和社会为此做了很多事情，他们花好几百万美元做职工培训。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职业教育上的意见很统一，每年美国在这方面会投入上万亿美元。
但失业工人重新接受职业教育、上了两年课，享受了政府每年8000多美元的补贴，但就业情况并不比没有培训的失业工人好，工资也不比那些人高。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干预发生在他们的成年阶段，而非生命早期。从上面的曲线图可以看出，早期投入1美元能获得的回报很高，等到后面做职业培训的时候，1美元的培训所产生的社会回报不会到1美元。
第二本书是《乡下人的悲歌》。讲的是一个底层美国人，经过奋斗考上了耶鲁法学院，最后成功的故事。但是他自己在这本书里头清楚地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少的案例。
阿巴拉契亚山脉附近的白人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家庭是破裂的，毒品、酗酒在影响着他们，他们在整个环境中，很难向上流动，这些铁锈地带白人，是特朗普的社会基础。
童年生活在贫困线中的8到14年的人群，那么到35岁时几乎有一半的可能性贫困，也就是贫困发生了代际性传递，家庭处境不利、社会环境不利对这些儿童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三本书是《我们的孩子》，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院长罗伯特·帕特南，美国很著名的学者。
他回到家乡克林顿港，看到和以前的情况大不一样：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有很多人可以向上流动，70年代以后，无论是家庭、社会、学校，阶级固化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了。不同家庭和地位的人，他们在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对子女是“精心培养”，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是“自然放养”。
公办学校、政府的拨款水平是一样的，但是在富人的学校，家长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参与。差的学校里有学生可能带着枪来教室，老师受到威胁，根本没有心思好好上课。所以同样的教师工资，同样的学校拨款，因社区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很大差别。
书里有107个案例，而且做了很好的学术分析。指出早期对孩子成长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他说儿童成长的环境及其生活经验，会影响儿童早期发育的各个方面，从大脑结构的发育，到孩童和同情能力等，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不断叠加的，从胎儿时期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童年早期。
对于儿童早期发展，美国有很好的研究，也在做一些尝试，例如提出了1000天计划等等。能不能缩小社会差别，现在民主党的竞选提出了很多口号，但是能够实施的很少。
美国的高科技的发展，大学教育，还有很多的方面，是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借鉴的。但是这种社会分化，尤其是从早期开始形成的巨大鸿沟，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社会环境变化等原因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已逐渐显现，儿童早期的发展差距也是产生社会差距的重要原因。如何避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曲折，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未来的教育，一定是education for all，为所有人的教育，一定是特别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教育。
科技手段可以更好地帮助实现这一点，但是必须从儿童的健康和教育入手，给他们的发展打好一个基础。
十九大特别加上了“幼有所育”，就是把0到6岁学前阶段，作为一个起始的、整个社会体系的重要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
那么怎么使农村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呢？
可以看到他们和城市儿童的区别，当城市儿童参加各种课外班，拥有弹钢琴、跳舞、唱歌的机会时，农村孩子还只是在搓泥巴。村里没有多少小孩，他们在语言、认知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受到影响。
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加快推进户籍人口城市化。近年来我们国家户籍人口城市化在加快，到明年可能有1亿人会在城市落户了。
但是现在的户籍城市化质量还不是很高。农村户籍人口城市化问题还没有被重视。2亿多在城市的农村人口，他们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位农民工友人曾对我说，他的孩子上的是广州当地的公办小学，要交1万块钱。这个公办小学是设在他所在的城中村，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交1万块钱才能够让孩子上这个小学。
当然，各地政府也在采取措施支持人口的城市化，但城镇化的进程是循序渐进的，它需要时间。成年人可以等，但孩子不能等。
基金会曾进行过测算，在我国0到3岁和3到6岁的孩子中，百分之五十生活在乡镇和村，其中生活在贫困地区村里的孩子有1600万，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收入问题解决了，义务教育问题解决了，很多基础设施改善了，但我们仍然认为，一定得把学前教育和早期养育送到村里面去。
在中国农村，问题仍有很多，留守、单亲、生存环境差、看护人受教育程度低，存在精神疾病、冷漠、忽视、酗酒甚至家庭暴力，家庭环境贫困等问题相互交织，对儿童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是农村发生的事情。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实现公平发展，未来这些孩子长成进入劳动力大军以后，他们不可能从事和AI技术相配合的工作，不可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列车。
但是只要做一点事，就可以改变现状。
我们主张学前教育进村，提倡“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在凡有10个孩子以上的地方设立幼儿园。
基金会展开了十年的试点与研究，最早的试点是2009年在青海乐都县设立，现在是叫海东市乐都区。数字显示，68.4%的经过乡村幼儿园培训的孩子，他们小升初的平均分是高于全县的平均分，而没有受过学前教育的只有19.4%（高于平均分），差距很大。
如果是按照这个成绩，地方教育局也做过估算，70％上过乡村幼儿园的孩子，可以考上大学。
0到3岁儿童早期发展是中国刚刚开展的项目，在城市里面也有一些进行儿童早期养育和亲子活动的机构。但是在农村，就是刚才说的832个县，不具备设立亲子中心的条件，农村家庭一年拿8000块钱让孩子受早期教育是不现实的。
比较适合中国现状的是入户家访模式。
基金会从2015年开始的“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社会实验，也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现在活跃在农村的，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由4000个村级幼教志愿者组成，平均年龄是27岁，生师比是19.8比1。他们中大部分是女性，全部由地方教育系统完成招聘。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是青海省乐都县（现为乐都区），他们当时招聘的174名幼教志愿者，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山村一线忙碌。
除了幼教志愿者，针对0到3岁的婴幼儿我们还设立了育婴辅导员，他们每周一次到家里给家庭进行辅导。现在有894位育婴辅导员，都是在村妇女。
也就是说，有将近5000位（主要是女性）正在村里活跃着，在支持着儿童的发展，在实现着中央所说的“幼有所育”。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关心和帮助。
如今，脱贫攻坚处在决胜时刻，政府和企业等社会各界一同努力来支持农村的建设。
现在路已经修得差不多。我们呼吁更多的企业把钱投到孩子的教育上，投到聘用农村的幼教志愿者和家访员、育婴辅导员上。
基金会将发起“阳光起点计划”，提出2500块钱可以帮助一个孩子接受一年的早期养育或学前教育。
如果在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的一同努力下，最终每年能拿出500亿，将早期养育和学前教育覆盖到山村1600万个0-6岁的儿童，那么我有信心说，10年以后中国将会有3000万个身体健康、心里阳光的孩子！
留守儿童的英文词是left behind，他们是被家长left behind，但是不希望他们被时代抛弃。留守儿童不应成为被时代列车遗忘的人。
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谢谢！
文章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9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