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中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提出了新的挑战。从经济理论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为何能发挥这些作用？在此次疫情的“极限施压”下，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能否按下快进键？
基于这些问题，腾讯研究院与财经E法共同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家团队，围绕“疫情下的数字经济”主题举办了一场线上研讨会。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博士主持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于泽、教授李三希、教授彭丽红、副教授程华和副教授乔雪先后发言。以下为与会嘉宾的精彩观点摘要。
吴绪亮：从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防控与2003年SARS有何差异？
刘守英：这次疫情实际上是一个外生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观察数字经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次外生冲击，数字经济的很多形态我们很难看得太清楚，其价值评价也不够客观。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数字经济的真实面貌很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与2003年的SARS疫情时期相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经济运行与社会治理在哪些方面有改进，哪些方面还原地不动，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好好梳理。
与2003年相比，此次疫情爆发以来，信息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传递表现出明显的不同。2003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信息传递更多呈现的是自上而下、中心化、选择性和封闭性特征。此后，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信息传递越来越呈现出自下而上、去中心化、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这些巨大变化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量就是数字技术。
实际上，这次疫情从一开始的被发现和引起广泛关注，再到其后的各方力量协同抗疫，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彭丽红：与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此次疫情防控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许多新亮点：
其一，平台企业发挥了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疫情防控中平台经济表现出了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一方面，平台企业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保障战时民生所需商品的市场供应，全球采买各类急需医疗防护用品，通过企业快捷物流体系向疫区输送防疫物资，在践行社会责任中展现出数字经济的精准高效。另一方面，平台企业还发挥着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发挥了极强的动员和组织功能，体现出平台企业直接联系各类人群的广泛性和持续性。
其二，数字技术促进服务疫情新需求。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各类数字技术服务大众新需求。数字技术应用显现出很强的向下连接终端的灵活性，成为现实社会自上而下层级治理的有效补充。
其三，“宅”生活体现了数字经济价值和韧性。人们足不出户开启线上消费生活。在零边际成本和规模经济效应基础上，数字经济供给侧在疫情中体现较强的以变应变的适应性，也体现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吴绪亮：此次疫情冲击是否会成为加速中国数字化进程的新契机？疫情过后，哪些激增的用户和兴起的商业模式能够回归商业本质，真正得以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
程华：许多研究证明，转换成本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旧技术对新技术的应用形成拖累，减缓技术进步的速度。产业互联网的发展缓慢、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疫情防控的“战时响应”特点，产生了打破锁定和拖累的外部冲击，会成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首先，疫情带动了消费者学习、企业管理方式调整和政府部门决策机制的变化，这是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相关主体迟早要面对的学习成本和转换成本。其次，推动一些行业快速触达临界规模，提早进入爆发式增长的盈利阶段。最后，克服传统IT系统建设的沉没成本的拖累，加速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IT基础设施的应用。
疫情中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业务，如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等，仍然具有平台中介、双边市场的特征。市场恢复正常以后，这些商业模式会出现分化。一些业务借助疫情冲击，平台成功解决“鸡蛋相生”的用户规模构建难题后，通过提供丰富的附加服务、构造闭环流程可以成功留住客户；但另一些业务，由于天生具有线下属性，需求差异性强、供给方标准化难度大，平台则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客户粘性。
于泽：我认为，这次不是对消费端产业大利好，而是对企业端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的利好，可以说这次疫情会促成数字管理元年。这里说的企业端数字技术不是简单地在线办公，而是业务的数字化、流程数字化、产业链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数字化。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互联网企业未来发展需要依靠精细化管理，而不是市场规模扩大。要更多依靠数据流驱动业务，提高效率降成本。此次疫情正好是一个契机，每次宏观经济波动都是微观企业调整模式的好时机。
吴绪亮：从经济学机理的视角来考察，为什么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能够在疫情防控及经济回稳中发挥独特价值？
于泽：分析数字经济能在疫情应对中发挥什么作用，首先要厘清数字经济的特征，然后才能更好地借助数字经济的特征去应对疫情。
数字经济是一个新事物，是信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信息经济的第一阶段是计算机的诞生。伴随着计算机的诞生，海量数据就已经出现。信息经济的第二阶段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此时数据量已经以几何级数增长。信息经济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数字经济，伴随着数据处理能力、数据通信能力和数据存储能力提升，信息全面以数字化方式呈现。
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的第三个阶段，就决定了数字经济有信息经济的一般特征，也有特殊性。数字经济打破了管道型信息，更加体现平台（社群）性和交互性，这就产生数字经济的三种形式：数字商品，数字要素和数字技术。在此次疫情中，这些都为对抗疫情做出了贡献。最有意义的当属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定位密切接触人群，预测未来疫情发展等等。
程华：疫情防控的时效性和全员动员的要求与数字经济的内在特质有很强的契合性，因此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首先，数字经济自下而上的包容性特征提高了疫情防控的广度和深度。此次疫情涉及的人群数量多和地域范围广，数字经济所构造的庞大用户网络、自媒体网络、民间互助网络的存在提高了信息汇总的全面性和非中心区域人群救助的及时性。
其次，数字平台的多边生态化特征赋予了疫情防控更快更强的动员能力。成功的数字平台都构建了数量众多、功能互补的多类型用户网络，平台本身作为中心化的节点，承担着连接、中介、赋能、管理等重要职责。在疫情防控紧急，涉及规模大、种类多的资源调配时，平台可以弥补单个企业资源有限而市场协调有时滞的缺陷，在短时间里，动员和协调生态中的人员、技术、设备，提供规模庞大的响应服务。
最后，数字技术快速响应的敏捷性特征提高了疫情防控措施的动态适应性。疫情突发情况下，常规化的行政管理流程和社会协调机制难以适应防控措施的“战时”需求，借助数字技术则可以迅速构建新的组织形态和反应机制。
吴绪亮：在此次疫情的“极限施压”下，各行各业的经济表现对我们重新理解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有何帮助？
刘守英：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清楚数字经济的定位。目前关于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划分存在不准确之处。数字经济并非独立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无法将经济系统截然划分为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两部分。数字经济要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寻找生存空间和红利。只有能帮助整个经济系统重新组合生产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商业形态，才能更好地成长起来。
但是与此同时，整个经济系统也需要不断改进，否则数字技术对整个系统的贡献就会有天花板，因为数字经济不能突破整个经济系统而独立发展。此次疫情期间成长起来的数字经济新商业模式，哪些是昙花一现，哪些能乘势不断发展壮大，就要通过这一点来判断。比如，疫情期间长出来的在线课堂，过后能否不断发展，需要看这一商业模式能否很好地嵌入到整个经济系统及其要素组合中去，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空转”。
李三希：我们要多层次理解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次疫情冲击，对各个数字行业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不同互联网公司受到的打击不同，恰好可以用来检验哪些细分行业与实体经济的互补性更强，哪些行业与实体经济的替代性更强。诸如在线旅游网站、共享民宿这样的行业，在这次被打击的很惨，说明其与实体经济的强互补性；在线办公和在线教育的兴起，说明其对实体办公和实体教育的替代性；而在线娱乐等产业，则更多表现为独立性。
于泽：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经济更高级，传统经济迟早会被数字经济取代。这个观点要慎重。经济学讲稀缺，稀缺就是不同用途之间的替代，所以经济学特别讲替代。但是，数字化之后，很多商品就需要免费，但是企业要挣钱，就需要通过不能数字化的互补品挣钱。所以数字经济不是取代了传统经济，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是更好地提升传统经济的价值。
乔雪：厘清哪些行业中数字技术和劳动力是替代关系，哪些行业中是互补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稳定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非常有帮助。那么数字技术对哪些人群是互补的呢？经济学研究中有文献发现，互联网技术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对于他们来说是互补的。总体而言，这类定量性的研究还很少，需要更多的工作。但是，从定性角度来看，可以把职业按工种来分，用常规和可变两种特征来界定，常规性的单一工作是最容易被数字技术替代的，而非常规性可变性多的工作能从数字技术的应用中获益。
吴绪亮：此次疫情爆发也是对中国数字化进程的一次大考，从中暴露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数字技术如何与政府组织形态更好的契合？
李三希：这次疫情冲击确实暴露了中国数字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向下包容的技术与向上“负责”的组织形态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的采用，必须要有合适的组织形式与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经过这次疫情，我们未来一定要建立与数字经济技术兼容相匹配的治理模式，让改革变得更向下、更具包容性。此外，如何更好实现公共部门数字化？公共部门具有和企业完全不同的性质，其中涉及到的激励问题和机制设计等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于泽：利用数字经济进行防控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信息采集。在这个过程中，信息采集的边界非常模糊，很多地区难免会有过度收集行为，而这些信息往往又涉及到大量的个人隐私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数字经济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数字信息的产权问题、个人与公共的边界等等。疫情是一种极端的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边界上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在正常时期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
彭丽红：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还不够深入，应对过程中的整体协同性有待加强。尽管数字政务、智慧城市在加速推进，但是行政系统纵向架构与经济社会组织扁平化、网络化发展的不适应日趋严重。从信息、组织、治理角度看，数字技术的应用还没有真正改变行政体制的运行机制。
乔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两个特点，第一，应对要快，第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围绕着这两个特点，政府的应急治理机制在组织设计和决策机制上要有所调整。
首先，应急的政府治理应该采用扁平的层级精简的小组式架构。由临时小组和全职协调人构成的两层级扁平架构组成，小组成员为专家和不同功能部门的领导，小组要定期面对面沟通和进行决策，并向全职协调人汇报，而全职协调人根据问题和反馈来协调不同部门。与此同时，信息系统要能够在跨部门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因此，数字信息系统的开发需要考虑到跨部门的兼容和共享。
其次，突发公共卫生管理需要采取集体决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常意味着不明病情，决策者会承担决策风险。要解决这个问题，把决策的后果和个人声誉脱钩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用小组集体决策替代个人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单个管理者过度保守延误早期防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