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缘起
从2018年年中开始，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涉及的产品价格达数千亿美元之巨。这个过程中，国人普遍开始担忧中国的出口；很多企业为了回避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开始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走，更多人在惊呼，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有可能在此过程中逐渐丧失。
实际上，这样一种担忧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逐渐增高，人们在担忧中国不再有比较优势，而周边很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尼等，远一点的还有印度，有可能逐渐承接从中国转移走的制造业，崛起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则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这种转移过程似乎正在加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担忧。
现实的经济秩序是否会发生如此演化呢？世界制造业秩序是否已经在发生转移的过程中，并被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速了呢？以越南作为案例来分析，可能会给我们很多启示，笔者遂在2019年与研究团队赴越南做了为期约三周的实地调研。之所以选择越南，在于从各种方面的要素综合看来，越南似乎是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候选国家。
先简单看几个数据。进入21世纪，除个别年份，越南已经保持了近20年6%—7%的GDP年增长率。越南是中美贸易摩擦最大的受益国，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2019年前四个月，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同比飙升近40%。这是美国的前40大进口来源国中最大的增幅；同期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13%，是自2009年以来的第二大收缩。据野村证券的研究，截止2019年3月份，越南因中美贸易摩擦实现的经济增长已经占到了GDP的7.9%。数据背后，是一系列工厂的转移，各种行业都在动作。
越南是个有着近一亿人口的国家，人口结构比较年轻；越南人属于东亚大儒家文化圈，有着比较强的入世取向，所以会有相对较强的发展欲望；越南的政治体制和中国比较接近，政府效率相对较高，对制造业发展而言是加分项。
再与其他呼声比较高的国家——印度和泰国做一下对比。印度的国家规模很大，但是基础设施差太远，要发展大规模制造业，这是最基础的前提；印度的政府效率很低，基建效率也差太远，再加上印度追求出世的宗教信仰让国民内心比较恬淡，发展欲望不强烈，这些都使得印度短期内还难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大国。泰国的制造业实力应该是东南亚最强的，但它的经济已经太成熟了，成长性比较一般。越南则不一样，制造业的成熟性比泰国差很远，其成长性也会远大于泰国，释放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也就更大。
上面所引的是一些比较直观的数据和现象，但对经济数据进行进一步梳理会发现更有趣的情况。中国2018年的GDP是13.6万亿美元，越南则是2425.5亿美元，大约是深圳的三分之二，不到苏州的90%。把越南这个国家放在中国大陆的城市GDP当中排一下，依照2018年的数据，排在第8的位置，低于苏州，高于成都。
近几年来，越南经济越发呈现大进大出的结构。越南2018年的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大约是4808.8亿美元，其中出口约2437亿美元，进口约2371.8亿美元，顺差大约是65.2亿美元。越南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差不多是200%，但顺差率（顺差额/进出口总额）只有1.36%，这很可能意味着越南更多是对进口产品进行简单加工然后再出口，过程中所实现的增加值比较有限。
再具体看一下越南进出口的结构。据越南统计总局的数据，越南2018年的进口产品主要包括三大类：机械设备为主的资本性货物(占进口量的30%)，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产品(占比60%)，消费品(占比10%)。该年越南内资企业进口额约948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约1427.1亿美元。2018年越南的出口品中，最主要的是手机、纺织品、电子产品、鞋类等各种面向终端消费用户的产品。除水产品和木制品，外商投资企业在所有领域的出口份额中都占据压倒性优势。
顺差率很低，进出口当中压倒性比例由外资企业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越南的大规模进出口理解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转口贸易。其他东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流程当中的最后环节放在这里完成，并不以在当地形成足够大的增值为目的，更多是借用越南优越的外贸环境完成其出口目的。
2014年越南排在前五位的贸易伙伴
2018年全年，越南排在前三位的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韩国和美国。越南对中国和韩国都是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则有着近3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大致可以证明前述分析。就目前而言，越南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了。
这种判断也为越南本国的专家所确认。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与政策研究院（VEPR）院长、越南经济年度报告的主编阮德成教授，在访谈中明确谈到，由于越南的体量太小，受到中国经济外部性效应的影响太大，所以制定产业政策没有太大意义。越南所应追求的是在中国的制造业秩序当中，寻找到自己有比较优势的空间；越南所可能达到的最佳发展水准，就是一种介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状态。
但是，前述都是越南当前的静态经济数据。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是类似的状况，过了20多年才崛起为世界工厂。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否20年之后越南也会崛起呢？
这里有几个预备性的问题需要先回答。第一，中国经济成长的逻辑是什么样的，是否可被复制。当然，其他国家并不必然复制中国路径，完全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发展路径，于是又要回答，第二，越南要想崛起为世界工厂，需要什么样的必要条件，以及越南面对的外部环境是否可以支撑那些必要条件。第三，越南与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位置和关系是什么样的。下面分别来展开讨论。
中国经济成长的逻辑
关于中国经济的成长，已有很多解释，诸如地方政府竞争说，政府发展战略说，等等，人们还经常关注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的要素价格优势。但是在这些解释框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经常被忽略了，就是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它极为深刻地改变了过去人们所熟悉的经济逻辑。
一些很有趣的案例可以很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中国有一系列不为人知的特色小镇，却在某个领域的生产上具有世界性的地位。比如，湖南省的县级市邵东市生产了全世界70%的打火机；江苏省扬州市杭集镇生产了全世界60%的酒店用品；河南省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全国85%、全世界一半的钢卷尺，等等。
这些产品都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对于要素价格应该会很敏感，中国相比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要素价格方面早就没了优势，但为什么这些小镇还能垄断相关产品的生产呢？再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现在淘宝上花三四元钱就能买到5米长的钢卷尺，在去除各个环节的利润之后，这个钢卷尺的生产成本应该不超过两元钱。以两元钱的成本生产出5米长的钢卷尺，这种能力不是用“低技术”可以定义的，其背后是一整套供应链体系的支撑；脱离开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还能生产钢卷尺，但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
特色小镇的案例，所反映出的并不是某几个企业的力量，而是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的力量；它让中国在无论高低技术的行业当中，即便在要素价格不占优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有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从而具有竞争优势。
在高技术行业，中国制造业体系所具有的独特力量更为明显。高技术行业首先依赖于创新，今天世界的创新中心当然是美国，但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美国的创新能力需要结合于中国的大规模制造能力，才能把创意真正地产业化。简单化表达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
这个趋势的出现，与美国创新经济的转型相关。1980年代，美国通过了《拜杜法案》，法案对发明的知识产权做了一系列新规定，其后果是刺激了小公司在技术层面的创新，大公司在这方面的优势不再。小公司开发出大量在某个方面非常尖端的技术，像苹果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会去购买它们的技术授权，然后整合出新产品。对这些小公司来说，最优策略不是自己去进行那种整合，而是吸引更多的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于是，大公司能做各种产品上的创新，但是对于技术没有垄断，无法阻止其他人来模仿自己；有技术的小公司则希望吸引更多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很多公司去模仿大公司的产品创新。
大公司由于不再有技术壁垒，就只能追求速度壁垒，创新的速度比别人都要快，以确保优势地位。为确保创新效率，它们就必须将生产流程外包出去，所以大规模外包便构成了西方这一轮创新经济的内在需求。
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正好跟中国一系列经济演化的节奏匹配上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顺势获得了超高速度的经济成长。所以，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创新经济拉动出来的，无法脱离世界大势获得解释。而中国承接外包的强大能力，奥秘就在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上。
外包的承接方必须能够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生产流程中倘若没有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得专业化；但如果过于专业化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旦发生变化，下游的承包方就会面临巨大风险，所以生产流程中又必须有弹性，但有弹性就难以专业化。效率和弹性这两个要求是矛盾的，在同一个企业内部难以同时实现。
中国则通过供应链网络把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放在不同位阶上同时实现了。供应链网络中的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专门化，只生产被拆解到极为基础的元素的零件。由于已经拆解到极为基础，这些产品的通配性反倒会特别好，可以和许多别的工厂生产的其他零件形成各种各样的配套组合关系，配套关系可以依照上游订单的变化而不断动态重组。
这样一来，高度专业化的单个中小企业保证了效率，它们不断动态重组相互间的配套关系，以整个网络为单位又具有弹性。这样的供应链网络是无法靠计划建设出来的，它只能在市场过程中自生地演化出来，中国加入WTO，更顺畅地进入世界市场，也更加快了供应链网络演化的速度。
分析供应链网络时有个重要变量，就是规模。规模越大，网络里的中小企业就越多，分工越深，越有效率；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越有弹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会出现一种质的变化，开始从全球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中国拥有巨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发展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结果就是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方向转移。
在未出现实质性技术变迁的前提下，这种转移差不多是终局性的，也就是说，要转移进来相对容易，要转移出去则难得多。除非是对供应链需求很低，并且对于远距离物流成本很敏感的产品，才能够从中国转走。
但是这并不排除中低端制造业有可能从中国外溢到邻近的东南亚国家。之所以说是外溢而不说是转移，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同样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的制造中心地位。各种相关的数据也支撑这一假说，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品，主要部分是零部件与半成品这些中间品。中间品贸易只有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才有意义，网络之外需要的是终端产品。于是，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的外溢，就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中低端制造业向这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以外的转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
动态地看全球贸易品结构数据会发现，进入21世纪，全球的经贸格局日益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全球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格局，各国间在工序层面形成分工。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中有70%是成品贸易，各国之间更多还是在贸易层面的相互需求；而到2018年，国际贸易中70%以上都是中间品贸易，各国之间已经是在生产环节上的相互需求了。
对西方国家来说，制造业向东亚的转移过程让它们越来越去工业化，这会不断放大它们在创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上的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并且是联合起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共生生产网络。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则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原材料这个层面上。
中国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之间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另一个经贸循环。由于产业结构的落差，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无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必须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由此全球经贸循环就形成一种“双循环”的结构，中国处在连接两个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中国（在很多领域中再加上若干东南亚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
在横向的“双循环”结构之外，还可以发现一个纵向的“双层循环”结构。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双层循环”中的上层，覆盖在各种类型的实体经济循环之上；“双循环”则是在全球资本循环之下的、有某种从属性质的实体经济循环，它是“双层循环”中的下层。对这样的纵向、横向多元复合的全球经济循环结构的把握，是我们真正理解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提。
图1 “双层循环”结构
在这种多元复合结构下，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这里是世界资本秩序和创新能力的中心。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才能让整个车运动起来，中国就是“传动轴”。中国这个“传动轴”的出现，让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遭遇挑战，也导致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很多国家的内部秩序出现失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其根源也都在这里。
现有的几大全球经济治理秩序，WTO、IMF、世界银行，都是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之前设计出来的。而中国经济在这十几年的高速成长，深刻改变了全球经贸结构，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和治理对象之间已经严重不匹配了，会引发很多在现有机制下不易处理的贸易冲突。
西方在这个过程中，进入去工业化的节奏。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新老工业中心交替导致工人失业的现象，但新老中心的交替可能是在四五十年的时间中完成的，老中心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把失业问题消化掉。而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在十几年中实现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传统产业大规模衰败，失业问题来不及被消化，就出现了一系列失衡，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这些失衡逐渐引发各国在政治上的民粹化转向，近年世界上有一系列民粹气质很强的领导人被选上台，都是这种经济背景的政治反映。而这种政治变化在经济政策上的反映之一，就是贸易摩擦。
在这些背景下，再来观察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就有两个值得仔细探讨的角度。第一，美国所期待的通过贸易战手段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是否做得到？基本上可以说，在技术条件没有出现实质性跃迁之前，就制造业流程而言，庞大供应链网络所具有的规模效应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二，也是更值得面对的，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迁移，是否将在实质上颠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要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越南这个案例做更细致的分析。
越南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东南亚国家当中，越南的国家能力是最强的。基于其在二战之后长期战争的历史，锻造出了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强大军队，这是现代国家能力的基础。强大的国家能力，再配合越南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年轻的人口结构，以及儒家文明较强的入世取向，都使得越南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能把握住机会。越南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潜力，这几年的外部环境也让越南有了很好的发展机会。那么，越南发展的路径又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观察其他后发国家，我们可以类型化地归纳出两种发展路径，分别是日本、韩国的路径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路径。日、韩路径的特征是有着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澳、加路径则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当然不会阻碍澳、加成为富裕国家，但前提是它们要主动把自己的经济嵌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中，在其中寻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特定位置，相当程度上放弃经济的自主性，进而放弃安全自主性。日、韩这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有着相当程度的经济自主性；虽然这两国现在还是嵌入在美国的安全秩序中，但做个极端的假想，如果它们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在安全上自主，它们迅速发展起自主性的能力肯定远远好过澳、加。
基于这种观察，可以把关于越南的问题换一种问法：越南未来发展所走的更可能是日、韩路径，还是澳、加路径？越南有愿望以及有机会发展起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吗？目前看起来，答案很可能是这样的：在技术条件不出现实质性跃迁的情况下，越南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原因在于，越南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存在一种结构性困境。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先看一下日、韩的完整工业体系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要发展出完整工业体系，就必须发展出相当于工业经济中基础设施的产业，即重化工业。没有重化工业，就没有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需的原材料生产能力和机器生产能力，在底层工业基础上必须依托于其他国家。但就后发国家来说，依照市场经济的逻辑，重化工业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投资。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规模巨大，回收周期较长，又没有创新经济的那种高利润率，对于资本匮乏的后发国家来说，发展重化工业就不符合市场环境中的比较优势。另外，以重化工业的资本规模而言，它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也较低，而后发国家通常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这就让这些地方发展重化工业进一步不符合市场逻辑。
然而，一个国家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如果它的安全环境不是太好，就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本国的经济结构问题，有可能选择不顾市场规律、由国家主导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这种推动方式通常都会带来国民福利的损失，因此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来消化掉这些问题。
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它们都不是国家直接投资，而是由国家扶持一些大财阀来发展重化工业，这带来国民福利的巨大损失，之后又在一种痛苦的过程中，修复财阀制度所带来的问题。
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府上台后，便通过大量的贷款和特许经营政策，来扶持财阀的发展。这些过程严重违背市场逻辑，尽管韩国凭此发展起重化工业，有了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但是资源被低效率地大量浪费。下图是韩国企业从1962年到1997年的借款利率和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曲线，很直观地反映出了问题。除了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财阀们获得了意外的一些机会，资产收益率长期是低于借款利率的。
图2 韩国企业的借款利率和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曲线 （1962—1997）
这样一种畸形的经济发展策略，让韩国经济在1998年的金融海啸中遭遇重创，一系列大财阀破产。危机也成为一个契机，韩国对剩余财阀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解和重建工作，针对财阀形成了各种制约性的法律规则，并改进了治理机制，终于解决了财阀带来的困境，同时保留财阀留下的果实，重新成为经济强国。
再对比澳、加两国，它们不追求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这有着历史传统与安全环境两个层面的原因。从历史传统来说，它们都是英国传统下形成的大社会、小政府的国家，社会自生秩序是国家内部更具主导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澳、加、英、美都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加与英、美经济秩序的嵌合关系，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困难不适的过程。就安全环境而言，澳、加的条件也是很好的，远远不像日、韩那样面临各种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些都使得澳、加没有发展自主经济体系的强烈需求，简单地嵌合在英、美的经济秩序当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可，其发展历程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都比日、韩更简单。
有了这些比较，就可以对两个路径做一种类型学的提炼了。
1.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各种经济、产业部门，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在国家的政治关注范围的，这种产业，各国通常都会将其交予市场；一种是在国家的政治关注范围的，这种产业，则会被国家以非市场化的政策进行扶持。扶持政策在根本上并不能改变市场的逻辑，只是会改变该国内部小环境的均衡，而小环境运转得如何，还是要受制于世界市场这个大环境。
2.不同国家，其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是不一样的，进而在不同国家会形成两种经济发展路径，一种是市场导向为主的，一种是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在哪里，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3.对于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国家，给定其政治关注范围后，哪些产业部门会被纳入政策扶持的范围，既与工业经济的体系结构相关，也与时代相关。所谓体系结构，是指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性产业，诸如重化工业之类，欠缺这种产业就难以发展起完整工业体系，因此它们可能获得扶持。所谓时代，划分标准是推动不同梯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从这些技术中衍生出的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基础性的拉动效应：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电子技术，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计算机相关产业，再比如当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信息技术，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通信相关产业，等等，也可能获得扶持。
4.以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国家，会因为政府的一系列非市场化的努力，而带来资源配置的各种扭曲，进而带来国民福利的损失，造成社会的不公，潜藏着动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化解这些负面效应。但政策扶持过程经常会带来政府与财阀的捆绑关系，所以恰当的制度安排经常是危机倒逼的结果。
做了这一系列分析，再来看一下越南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困境。在地缘环境上，越南紧邻中国，因此，它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焦虑感，这是越南人做任何决策时的第一前提。这种焦虑是无法靠努力发展化解的，毕竟中国有压倒性的体量优势。要化解这种焦虑，越南唯有与另一大国联盟，就是美国。
面对中国而产生的焦虑感，会让越南有动力去发展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它会有一种走日、韩路径的内在冲动。那么，越南就需要发展重化工业，需要通过国家主导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来推动，通过扶持国有企业或者财阀来落实。
但是，要与美国联盟，就必须接受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对越南经济政策的约束，接受对于国企以及对于不符合市场原则的经济政策的限制等。冷战时代，政治因素压倒了经济因素，所以当年韩国可以用各种非市场的手段扶持大财阀，却并不影响与美国的结盟关系；但是在21世纪，一个国家是否走市场导向的经济路径，是美国用来识别盟友身份的政治标签。所以越南不大有机会复制韩国路径了，更大的概率是要走市场导向的路径。
越南这些年来已经对国企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工作，目前只剩下一百多家国企，也在筹划继续卖掉。越南承诺要建立一个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透明法律框架，要让外国投资者与越南本国企业开展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这会是自由经济体的市场竞争。
越南国内有一些私人大财团，比如首富范日旺的VinGroup，投资领域极为广泛，不大像是出于市场原则的考虑，似乎是越南政府想要扶持的财阀。但即便是政府想要扶持，其政策也很难走得太远。如果像当年韩国那样，越南很可能会被踢出那些自由贸易协定，它借助西方化解自己地缘政治焦虑的努力就会失败。如果不走那么远，越南的重化工业在自由市场的演化中就难以发展起来，无法拥有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这就是越南面临的一种结构性困境。
在这种处境下，越南最有可能的路径是，继续深化与美、欧、日等国的自由贸易关系，这是保障自己获得外部支持、化解焦虑的基础。然而，这也就意味着越南对财阀的支持只能是有限度的，它大概率只能顺应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合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是一种很吊诡的状况，正因为它面临着日、韩处境，所以很可能走得更接近澳、加路径。
就目前越南的比较优势而言，也具有一种双元特性。它比较可能在贸易上嵌合在美国体系中，而在生产上嵌合在中国体系中。于是，越南的制造业发展也就更加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同时也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通达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中介。
“复合双循环”结构
越南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嵌合关系，从下面的1995年到2015年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的图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偶尔发生波动，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的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上升极为显著。一系列相关研究显示，不仅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加深，中国同整个东南亚国家都有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
图3 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1995—2015)
我们以智能手机业为例，来具体看看中越经济一体化的逻辑。2019年10月，三星公司关闭了它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将其手机产能全部转移到中国以外，尤其是越南。但是，三星在越南的手机生产厂仍然与中国供应链网络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
我们在中越之间最大的陆上口岸广西凭祥，访谈到了在这里做报关代理以及国际物流的何加继先生。据他的粗略估计，依照集装箱货柜的数量，凭祥口岸通关产品大约30%是与三星相关的；就货值来说占比则更大。最近几年，每天下午四点都会有集装箱运输车辆从珠三角启程，经凭祥口岸，第二天下午四点抵达越南北部的三星工厂。何加继也为三星的中国供应商提供物流业务，每年运输的货值几亿美元，只占在从珠三角发往越南三星工厂的货品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更耐人寻味的是，三星从中国撤走自己的生产厂之际，却决策到2020年要将20%的手机交由ODM工厂来生产，2018年这个数字仅仅是3%。而中国大陆的智能手机ODM产能在全球具有压倒性优势。
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的经济逻辑中，品牌的逻辑和生产的逻辑已经越来越分离开来，不能被混在一起讨论。我们一谈到手机，通常所说的都是苹果、三星、华为、小米等品牌厂商，它们面向终端用户，遂为人所熟知；但这些手机的生产过程，相当大的部分是在提供OEM乃至ODM服务的代工厂中完成的，诸如富士康、和硕、闻泰、华勤等代工厂，完成了全世界大部分手机的生产，但它们只面对发包厂家，所以通常不为人所熟知。
因此，三星手机工厂的搬迁，并未导致中国手机产量的下降。下图对比了2007—2017年间世界主要手机生产国在世界手机出口中所占比例，十年间越南占比从0增长到约16%，但中国（含中国香港）则从约37%增长到了约56%。图中所对比的还仅仅是手机出口量，没有考虑到内销部分；出口加上内销部分为总产量，中国2018年的手机总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0%以上。要注意的是，90%这个数字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国品牌手机的产量，而是纯产量，比如苹果手机和小米手机主要都是在中国代工生产的，这都属于中国的纯产量。所以，这个数字所反映的是中国手机代工厂商及供应链网络在世界手机制造业中的地位。
图4 世界主要手机生产国在世界手机出口中所占比例 （2007—2017）
这些案例反映出现代工业经济中产业秩序上环环相扣的逻辑。此处的产业秩序，笔者姑且很不准确地用近代史以来的几次工业革命来指代。每一次工业革命当中的核心产业，在初起之际都是有超额利润的，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扩散，这个产业会下降到平均利润，并且构成下一次工业革命产业的基础设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其生产能力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业产业为前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信息经济的硬件生产又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为前提。
基于前面的一系列分析，就可以对前文提到的“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具有终局性”这一假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世界经贸“双循环”结构假说，做进一步的发展。但要先强调一下，以下所谈论的产业，基本上还是在中低端意义上，高端部分仍然是由西方世界主导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业产业，需要有国家意志的推动，并且它们的效率又是对市场规模比较敏感的，所以这些产业大致是终局于中国的。由于电子技术产业对重化工业的依赖性，使得中国在电子产业上同样有巨大优势，但并不排除其中有些环节，尤其是对供应链依赖相对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会向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转移。没有完整产业结构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与其他国家形成国际协作关系，借助其他国家的产业秩序支撑，发展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很可能就是这种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一种溢出，而不是转走。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其革命进程还正在发展当中，创新是其核心动力。这一轮的创新是由两条腿来支撑的，一条腿是技术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自由的经济生态环境和法律生态环境，美国在这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另一条腿是商业模式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而信息技术的运行对物理硬件有依赖，仍然需要重化工业和电子技术产业所提供的硬件制造能力，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大优势。不过这些制造业也会因应着信息技术的演化，而开始改变自己的企业组织形式。
综上所述，中国的“枢纽”地位，世界经贸秩序的“双循环”结构，就需要进阶为一种“复合双循环”结构的假说，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结构。
图5 “复合双循环”结构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产业，中国大致能占据枢纽地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则会有一系列的产业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是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加在一起，共同占据枢纽地位。但中国在其中有较强的主导性，这根植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以及在重化工产业上的优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由美国主导，但是中国在其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超大市场规模而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硬件制造环节（也就是电子技术产业）上的优势。但中国的优势都是处在从属性地位的，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最核心技术，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掌握在美国公司手里；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会推动国际法权秩序发生一系列变迁，并进而倒逼国内法权秩序、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一系列变迁，美国在法权规则制定方面有着太多优势。
从全球角度看来，中国是少有的同时拥有全部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的国家，但是不同梯次的产业，其经济逻辑不一样。因此，对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理解，必须分层次、分位阶地展开；进而，中国经济所需要的政策逻辑也是分层次、分位阶的，无法笼统划一地处理。然而，中国处在一种政策惯性的风险当中。中国较为成功地依凭国家意志推动了重化工业的发展，这种成功经验会形成为一种政策惯性，让国家本能性地想象，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也都可以仿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政策而获得成功。但这是陷入了盲区，忽视了产业秩序中的不同政策需求。
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对于主权国家有着强大的穿透力，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去国家化的分布式组织技术，才能够有效地回应这种技术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挑战。重化工业时代的政策逻辑，根本无法匹配于信息技术时代的需求。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只需要匹配信息技术产业的政策就足够了，这种理解同样是陷入了盲区。中国所需要的，很可能是一种更多层次、更加复合性的政策，但这种政策的形成，首先要基于对不同梯次产业逻辑的恰切理解。
在这种多层次、复合性的政策当中，针对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的政策，更多地应该是守成性的。原因在于，这些产业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基础设施，中国在这些产业领域已经是当仁不让的世界工厂；而它们目前多半已落入平均利润率的阶段，能够带来正常的经济回报，能够提供很多就业，但不能期待它们带来太多额外的东西，守成性的政策因此是合适的。如果政府在这些领域有着过度进取的政策，大概率是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进而带来国民福利的损失。
而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政策，则应该是更富创造性的。但是所谓的创造性，很可能表现为政府退居幕后，民间力量更多站到台前。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分布式组织技术，现在还无法说清楚它具体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可以知道，政府更擅长的是集中式的组织技术，而分布式组织天然地适合于以民间力量为主演化出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对跨国的民间力量抱有更多期待，因为信息技术对国界的穿透性，需要一种有跨国视野的民间力量参与到新的秩序以及新的法权原则的演化生成当中。
商人秩序
跨国的民间力量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是大的跨国企业的角度，一是微观层面上人的角度。我们在越南的调研，在这两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以前所不知道的事物的冲击。
大企业的案例，是海尔在越南的分公司，它在这里的品牌叫做AQUA。海尔在越南设厂，与中美贸易摩擦无关，仅仅与全球大公司的市场战略布局有关。海尔在2011年收购了日本三洋的白色家电业务，包括AQUA品牌。原本海尔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同时运营海尔和三洋双品牌，之后再过渡到海尔和AQUA双品牌，两个品牌采取不同的市场定位。但因为在运营过程中海尔意识到中国品牌在这里的不利处境，于是改变了策略，从双品牌战略改为单品牌战略，将AQUA上升为主品牌。这个策略运营得很成功，AQUA今天是越南仅次于三星的高端白色家电品牌。
海尔并不打算未来有一天将AQUA品牌再切换回海尔品牌，作为一个跨国企业，它不需要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以“海尔”这个面目出现。全球化并不一定是把自己的唯一形象推向全球，成功的全球化反倒需要成功的本土化。如果没有成功的本土化，公司品牌可能就会与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非常多的排异反应，无法融入当地市场，最终导致全球化的失败。
在企业经营中倘若执着于国家属性这种政治性，便会遮蔽掉企业本应聚焦的商业性。实际上，反观历史，政治性被提到前台，甚至在思考很多问题时都被设定为第一优先排序，是民族主义理念塑造出来的结果，仅仅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在此前的历史上，政治与商业有各自的领域，两个领域会相互影响乃至相互博弈，但不会相互设定边界，是一种“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的状态。民族主义的叙事当中，隐含着要以政治为其他领域设定边界的理念；然而，政治的空间、经济的空间、文化的空间，等等，它们通常都不是合一的，由政治来设定各种边界的尝试，会在诸领域间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就与此有一定关联。
在今天，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展开，技术、公司、产品、资源等一系列要素对于国界的穿透力前所未有的强，人员流动的程度也前所未有的高，在这种情况下，就越发需要回归到“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的秩序逻辑上。
当然，今天的经济逻辑和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政治和商业的意涵也与那个时候有了非常大的区别，不能简单套搬。两个领域各自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没法轻易给出答案；但我们无疑可以知道，以政治来统摄一切领域的观念，在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被超越。对于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那些穿透国界的技术、公司、产品等等，往往也是在大国发展起来的；超越于政治，尤其符合大国的利益。
穿透国界的不仅有技术、公司、产品等，还有微观层面上“人”的网络。我们在越南的调研中，注意到了一个以前很少有人关注到的群体——“中国干部”。在越南的很多外资企业，倘若其工厂是从中国大陆搬迁到越南的，则必用大量来自大陆的员工担任其管理层，这个群体自称“中国干部”。“中国干部”的人数没有一个清晰的统计，据在越南开拓多年、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估算，大概有几十万人。
我们在越南访谈到一系列很有趣的案例。某台资鞋厂，原本在东莞有巨大的工厂，后将产能迁移到越南，在越南雇佣了十余万工人，巅峰时期厂里曾有数千名中国干部。中国干部在厂里干到一定时间，各种资源都比较熟悉之后，很多人又会出来自己创业当老板，作为原厂的供应商，该鞋厂因此拉动出上千家供应商，其中绝大部分掌握在前中国干部的手里。这些供应商工厂里雇佣的都是越南工人，但在访谈中，新老板们普遍表示，并不担心若干年后越南人会替代掉他们的位置。因为虽然台资鞋厂能够从他们的厂里完成本地化采购，但他们自己在生产时，要采购的原材料却基本上来自中国，而越南人在中国的采购渠道肯定不如他们。于是，以（前）中国干部为中介，便形成了将中国的供应链、越南的劳动力、全球的市场联系起来的一个庞大网络，这个网络以各种形态弥散在多个国家和多种人群之中，远不是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能够理解的了。
中国干部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大约几万人在当地娶妻生子定居下来，更加深刻地融入了越南的社会和文化。对这些人来说，有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下一代的身份认同问题。究竟让他们加入哪一边的国籍，接受哪一种教育？在面对中国与越南的一些政治争端的时候，该让他们如何理解这一切？这一群越南女婿，作为身处异国的少数群体，在多元的经济-文化-政治相交错的处境当中，会有多重身份，而这多重身份彼此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他们在内心中自然地就会被逼问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天然就要求他们必须有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和格局，才能获得内心安顿。他们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同样的视野和格局，才能跳脱出彼此冲突的多重身份在内心造成的张力。
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今天的公司和人越来越多地在一种超国家的空间，更准确地说是非国家的空间中活动。这种超国家/非国家空间的出现，其底层动因系技术以及生产流程的演化。
信息技术对于传统边界的穿透是全方位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在不断地跨边界流动，数据是信息技术的核心资产，它对应着一系列全新的经济逻辑、金融逻辑、财政逻辑、文化逻辑，乃至政治逻辑、安全逻辑。而网络时代的头部效应，让各种数据越来越集中到几个大公司手中，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力远远不仅是商业的了，而是有了史上前所未见的政治影响力。随着技术的变迁，政治与经济、商业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过去的国际公法基本上是不关注那些大公司的，但是未来，这些大公司却越来越需要被纳入一种国际公法的规范当中；甚至国际公法本身，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定义，它和国际商法的边界也会越来越模糊。
就生产流程而言，各国之间有着高度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这种分工已经进入到工序层面，各国在同一类产品的不同工序上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所以这类产品在生产流程上是一种跨国性的存在，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构成对国界的深刻挑战。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日益深刻地分离了。
技术和经济秩序正在深刻变化，但全球治理机制却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二战之后成立的IMF、世界银行、WTO这三大全球经济机构，其初衷都是要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从远超单个国家之上的全球经济空间的高度出发，来规划世界秩序的底层基础。但是，具体操盘这三大机构的仍然是国家，而经济运行的真正细胞——商人，在里面的发言权很有限。这就构成了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的错位。
这样一种错位，在今天就让活动在超国家/非国家空间中的公司和人进入一种“无法”状态，它们所活动的区域法权秩序缺位，找不到可以依托的国际法上的权利主体了。新的经济逻辑下的公司和人，都需要一种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超国家/非国家的规则系统，但是今天的全球治理机制却无法提供；公司自身在相关方面也许可以有所作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展开太多有效作为，大家都悬置在了“无法”状态。
如何让这些“无法”的存在获得其国际法权形态，就是今天国际秩序中一个重要问题。主权国家体系曾力图覆盖商业贸易体系，进入近代世界之后，这种努力似乎一度成功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商人秩序被遮蔽了；随着技术和经济逻辑的不断演化，到了今天，这种努力真正显示出其力有不逮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一个大胆的想象，也许，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商人秩序、商人法应该重回国际法权体系的前台。
民族主义所构造出的一系列“民族致密体”的迷思，需要在此过程中逐渐地被突破，各国在商人秩序的活动过程中，发育出更加开放、自由、包容的心态，从而重回到民族主义政治之前的“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那种更加本真的状态。这样一种前景，可能是中美贸易摩擦所能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