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降低实体经济和企业成本，取得了积极成效。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十分重要。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有效缓解实体经济企业困难，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对于有效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告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价格、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七个方面，对中美要素成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中美生产要素成本对比分析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被认为是企业投资的风向标，其实质为评价“做生意简易程度”的排名，重视企业获得感，更多采信来自企业的数据，可用于评价一国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套由世界银行设计的指标通过理想化的企业设定，能够排除各地地理等方面差异，因此具有可比性。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名列第31位，连续两年大幅上升，相较于上一年度的第46位提升了15位，这也是中国营商环境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40位。与此同时，世界银行连续第二年将中国列为过去一年中营商环境改善度最高的10个经济体之一，充分认可了中国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等八个领域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在“办理施工许可”这一指标上，中国的排名从上年的121位急剧提升到33位，前进了88个位次，创世界银行测评史上单一指标年度升幅纪录。
尽管如此，相较于连续三年排名前10的美国，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较高，整体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改善空间。具体来看，中国在纳税（排名第105）、获得信贷（排名第80）和跨境贸易（排名第56）等领域仍显滞后，特别是“获得信贷”这一指标的排名有所下滑。在跨境贸易方面，中国的出口边境合规耗时为21小时，成本为256美元，相比美国的2小时和175美元耗时更长、成本更高。同时，美国在获得电力（排名第64）和开办企业（排名第55）等领域也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世界银行对纳税指标的采集时点是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我国2019年推进的超2万亿减税降费举措尚未体现在这项指标中。因此，2021年我国营商环境指标中的“纳税”项排名有望再进一步，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望继续降低。
企业税费负担对比：中国高于美国
企业税负：中国高于美国
近年来，我国政府着眼于“放水养鱼”，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减税措施，企业整体税负呈现下降趋势，但仍高于美国，在世界处于较高水平。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为59.2%，较2018年下降4.8个百分点，高于美国22.6个百分点。
从纳税总量来看，在扣除社会保障费用的情况下，美国企业只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这部分主要由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进行征收。2017年，联邦政府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占联邦税收收入的比重为14.7%，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占州和地方税收收入比重为3.2%，合计的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为9.5%。而在中国，大量的税收由企业缴纳，其中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占比最高。2018年，中国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2.6%，高于美国13.1个百分点。此外，尽管增值税是间接税理论上可以转嫁，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企业常常无法取得足够抵扣凭证或行业竞争激烈难以提价，从而让企业产生实际税负。
企业社保负担：中国高于美国
为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增强企业发展活力，2015年以来，中国先后降低或者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5次，同时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增强社保基金支撑能力，企业发展与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形成良性循环。但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社保费率偏高，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
美国的社会保障税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联邦税的主体税种之一，分为老年遗属及残疾保险税、医疗保险税和失业税三个税目，实行全国统筹，企业缴纳的养老遗属及残疾保险税率为6.2%、医疗保险税率为1.45%，失业税率为6.2%，合计承担13.85%。
中国的社会保险是一种需要雇主和雇员按比例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保障形式，企业承担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住房公积金，缴纳的部分计入社会统筹账户。目前，我国企业社保的综合缴费率为24%左右，其中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约为16%，失业保险约为1%，医疗保险约为6%，工伤保险约为1%，加上住房公积金12%，合计为36%，明显高于美国企业。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但绝对值仍低于美国。2007-2018年，我国年平均工资涨幅明显，时薪从2007年的1.5美元/小时增长到2018年的5.7美元/小时，增长了3.8倍，年均增长率达13%。同期，美国年平均工资同样总体呈上升趋势，时薪从2007年的20.9美元/小时增长到2018年的27.1美元/小时，增长了1.3倍，年均增长2.4%。2018年，美国劳动力平均时薪为中国的4.8倍，中国企业用工成本仍较为低廉。
劳动生产率：中国低于美国
由于中美两国发展阶段和物价水平的差异，单比较工资绝对值难以充分衡量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因此，还需分析两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对劳动力投入和单位产出做出客观评价。我们采用小时劳动生产率（GDP per hour worked）来计算劳动生产率，具体计算方法为：小时劳动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就业人员工作时间）。
通过计算得到，2018年我国小时劳动生产率为6.8美元/小时，美国为70.8美元/小时，约为我国的10.4倍，相较于2005年的38.6倍已经大为收窄。自2006年以来，我国小时劳动生产率年均同比增速始终高于美国，尽管差距逐步缩小，但绝对值依然相差较大。总体来看，劳动生产率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我国劳动力平均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年均增速远高于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要远高于美国，资金成本自然更高。无论是以国债收益率刻画的无风险利率水平，还是以贷款利率衡量的综合融资水平，中国均高于美国。以贷款利率为例，我国由2009年的5.01%升至2011年的7.57%，随后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总体保持稳步回落至2016年的5.2%，然后在金融去杠杆政策驱动下再度持续攀升至2018年的5.85%。美国方面，受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其资金成本曾持续稳定在历史低位，2009-2014年贷款年利率连续6年保持在3.25%水平，随后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带动下逐步上升，由2015年的3.26%升至2018年的4.9%。
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融资成本较美国更高，贷款年利率持续高于美国，且在2011年以前差距不断加大，由2008年的1.39个百分点升至2011年的4.32个百分点。2012-2018年，中美资金成本差距总体不断收窄，贷款年利率差距由3.86个百分点降至2018年的0.95个百分点。除了经济发展阶段对资金水平的影响之外，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较发达国家而言仍不够成熟，融资渠道以及金融产品较少，导致企业贷款的中介费用较高，所承担的评估费、保险费、顾问费等交易费用也普遍高于美国，资金成本总体偏高。
土地价格对比：中国大幅高于美国
土地成本是企业建设厂房的基础要素和重要成本，中美之间土地成本差异巨大。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部分通过整理国内制造业企业赴美投资典型案例，梳理比较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土地价格。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土地在内的要素成本有时可能并不是企业“出走”的主因，推动引起赴美投资的因素还包括更加接近市场和优化战略布局。
通过跟踪相关报道，报告整理了10家中国制造业企业赴美投资案例，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于案例分析比较中美部分地区工业用地价格。具体流程为：首先，通过整理企业赴美投资相关报道，获得美国部分州土地价格；其次，通过查阅企业国内地址相关资料，获得企业国内所在地土地价格；最后，经过汇率折算，获得可比的中美土地价格数据。结果如图7所示。
从结果上看，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所在地的土地价格较低，工业用地价格一般在0.9万美元/亩（6万元/亩）左右，而且美国工业用地是永久产权。国内企业迁出地土地价格较高，相关地区最低等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在100-350元/平方米（约合1.1-3.5万美元/亩，或7-23万/亩），而且国内工业用地是50年产权。国内工业用地价格几乎是美国的数倍以上，（制造业）企业投资负担较重。相比之下，中国工业用地价格成本较高。
本部分从汽油价格、电力价格和燃气价格三个方面，对中美能源成本进行比较。
油价：中国高于美国
油价走势上，中美汽油价格走势基本相同。2008年以前中国汽油价格低于美国汽油价格，其后情况发生逆转。2018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92号无铅汽油市场价格4.01美元/加仑，发改委发布的92号清洁汽油36个城市平均零售价价格为3.43美元/加仑；同时期，美国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常规车用汽油零售价格为2.72美元/加仑，终端用户零售店价格为2.22美元/加仑。
成品油价格主要由原油成本、炼油成本、运输和销售成本以及各类税费构成。从原油成本以及物流、运输等成本看，中美差别并不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税收因素，这一点可从近些年关于油价的讨论中得到证实。
电价：中国企业电价高于美国
作为重要的基础生产要素，电力是许多国民经济支柱行业的重要成本构成。对比中美用电价格可以发现：一是两国电力成本均出现不同程度上升；二是中国工业电价偏高、居民电价偏低，存在交叉补贴问题。
中美电力成本均出现不同程度上升。从数据上看，中美两国工业用电和居民用电价格都在逐渐上升，中国工业用电价格从2001年的0.062美元/千瓦时上涨至2018年的0.112美元/千瓦时，涨幅80.9%；居民用电价格从0.055美元/千瓦时上涨至0.079美元/千瓦时，涨幅44%。美国工业用电价格从2001年的0.051美元/千瓦时上涨至2018年的0.069美元/千瓦时，涨幅37.2%；居民用电价格从0.086美元/千瓦时上涨至0.129美元/千瓦时，涨幅50.2%。
中国工业用电价格大幅高于美国，居民用电价格则相反。2018年，我国工业用电价格0.112美元/千瓦时，美国工业用电价格0.069美元/千瓦时，高于美国；我国居民用电价格0.079美元/千瓦时，美国居民用电价格0.129美元/千瓦时，低于美国。
在工业用电和居民用电关系方面，我国存在交叉补贴问题。居民用户电力传输距离较长、供电电压较低，且用电时间大多集中于系统需求高峰期，其综合供电成本相对较高；工业用户的供电电压等级和负荷率较高，供电成本也相对较低。因此，仅从供电成本角度看，居民用电价格应当大幅高于工业用电价格。美国的分类型用电价格有效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但我国居民用电价格长期低于工业用电价格，存在着明显的交叉补贴问题。
燃气价格：中国企业用气价格高于美国
根据数据可得性，本部分选取民用天然气和工业用气价格作为分析对象，对比中国与美国天然气价格水平。
民用天然气方面，中国民用天然气价格处于上升态势，2015年以后逐渐企稳；美国民用天然气价格起始水平较高，上升至2008年后基本保持稳定；在样本区间内中国民用天然气价格一直低于美国民用天然气价格，2018年，中国民用天然气价格为10.94美元/千立方英尺，美国民用天然气价格为12.77美元/千立方英尺。
工业用天然气方面，中国工业用天然气价格与民用天然气价格起始水平接近，其后通常呈现上升态势，在2015年后触顶回落；美国工业用天然气价格起始水平低于民用天然气价格，在2008年前后由升转降，与民用天然气价差逐渐拉大、并基本保持稳定。2018年，中国工业用天然气价格为13.67美元/千立方英尺，美国工业用天然气价格为4.18美元/千立方英尺。
从工业用气和民用天然气价格关系上看，中国工业用气价格高于民用天然气价格，与此相反，美国工业用气价格则低于民用天然气价格。
物流成本是指物流活动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表现，降低物流成本有助于挖掘企业盈利潜力，增强企业竞争力，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物流费用占GDP比重：中国高于美国
政府规划文件和研究者普遍认为物流成本高，主要依据是我国全社会物流费用占GDP比值高于发达国家。2018年，中国物流费用占GDP比重为14.8%，同期美国物流费用占GDP比重为8%。按照物流费用占GDP比重口径，中国物流成本约为美国的近两倍。
中国物流成本较高也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主流认识。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国发〔2014〕42号）明确指出，我国物流业发展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2013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18%，高于发达国家水平1倍左右，也显著高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并将着力降低物流成本作为发展重点之一。
物流费率：中国低于美国
物流总费用占GDP比率其实是一个反映经济结构的中性指标，并不能如实反映物流成本的高低，不具有跨国横向比较的意义。
具体来说，物流成本占GDP比例取决于单位GDP的货运量、平均运距和物流费率三个因素，只有物流费率是衡量物流成本高低的合理指标，其他两个指标则取决于经济结构、地理结构和人口分布等因素。
从测算结果上看，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例较高主要是由于单位GDP货运量较高造成的，而这主要受制于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货物价值，中美平均运距较为接近。真正客观衡量物流成本高低的物流费率上，中国吨公里物流成本仅为美国的一半。
物流绩效指数：中国有待改善
2007年，世界银行首次发布“物流绩效指数”。指数每两年发布一次，综合分析海关效率、基础设施质量、物流服务质量、国际船舶出航便利度、货物跟踪能力以及交货准时性等多方面因素，对各国物流绩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排名。
2018年7月24日，世界银行正式发布《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2018年）——联结以竞争：全球经济中的贸易物流》报告。2018年物流绩效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第26位，比2016年的第27位上升了一位；德国连续第三次排名第一，美国排名第14位，比2016年下降4位。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行业发展已取得不小成绩，但是在物流绩效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对比结果显示
近40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作为制造业大国迅速崛起，并连续数年稳居FDI流入国前列，同中国特有的优势密不可分：一是制造业体系完善，尤其是上下游之间的配套协作非常顺畅，可以节省企业的搜寻成本；二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尽管低端劳动力成本已明显上升，但是中高端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谓的“工程师红利”在逐渐显现；三是政策优惠，各地为了吸引外资，通常会在土地出让、税收等方面给予外资非常大的优惠，从而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四是市场优势，中国拥有全球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并即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对于外资仍然有较强的吸引力。
不过，从我们选取的制度、税负、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物流等领域来看，当前中国多数领域成本已高于美国（见图14）。即便劳动力成本略低，但劳动生产率差距偏大；物流成本略低，但物流绩效差距偏大。随着美国开始吸引制造业回流，不少中资企业已选择到美国去投资设厂。
2016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办厂，称“中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35%”，引发热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5年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到了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按照这种趋势，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这就提示我们：降成本已成当务之急，必须把“降成本”（重点是降低制度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宏观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以持续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有效应对内外部发展环境变化。
二、政策建议
按“四分法”全面厘清政府市场关系，降低制度成本
按照“四分法”全面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建议将经济社会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分为四大领域，并以此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降低制度成本，提升制度资本。第一大领域为“战略性领域”，如“一带一路”相关的金砖银行、亚投行、国开行等，需要政府及专门机构牵头，市场适时跟进；第二大领域为“公共服务领域”，包括铁路、电力等公共性领域，由于存在自然垄断或极强外部性，应该由政府主办；第三大领域为“民生领域”，涵盖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四大民生领域，需要政府、市场双到位、齐发力。政府负责公平，市场负责效率；第四大领域为“竞争性领域”，即完全市场化（竞争性）领域，应由市场运作，政府负责监管与提供服务。
继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为契机，践行竞争中性原则。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各类市场主体均可平等获取人力资源、资金、土地使用权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各种制约要素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化解行政性垄断、不合理管制，积极消解户籍等多元制度分割，减少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扭曲，扩大开放降低准入，充分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降低基础性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切实推进税制现代化，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推进税制现代化改革。改革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资源税，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从对企业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征税，从对生产征税转向对所得和财富征税，改变企业税负感重的状态。一是补充下调企业所得税率。目前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小微企业为20%，均有一定下调空间；二是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简化、合并和调整税率，科学调整标准扣除、合理增加分项扣除等，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达到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让高收入者多纳税的目的；三是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四是进一步深化资源税改革。通过循序渐进地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合理确定资源税税率水平，促进资源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五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在现有基础上，再择机适度下调增值税标准税率，实现三档变两档税率，逐步缩小简易征收的适用范围，扩大一般计税方法适用范围，畅通增值税抵扣链条。
继续降低社保费率标准。建议结合基本养老金全社会统筹等改革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将养老保险费率由16%左右下调至14%左右，医疗保险费率由6%下调至5%。同时借社保降费之势，逐步缩小全国费率差异，形成一个更加公平的统一大市场。
提高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比例。2019年9月《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发布，国资划转社保加速落地，将于2020年底前完成。考虑到10%的划转比例不足以弥补巨量的转轨成本，应酌情考虑提高划转比例。
优先发展教育，释放人才红利，提升劳动生产率
优先发展教育。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视农村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办好特殊教育、网络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并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等教育基础薄弱地区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着力提高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促进有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加大对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打破限制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重点引进重点发展产业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使经济增长由依靠物质资源消耗为主转变为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进步为主。
逐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仍需不断完善就业机制，使市场机制在我国劳动力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通过提升劳动力供给与行业需求间的匹配度，使低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更顺利地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促进就业的自由选择，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更加有效配置，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鼓励生育的政策，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与生育密切相关的问题，免除养育家庭的后顾之忧，积极改善医疗、教育和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加快发展数字化金融平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环境，构建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建立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和政策环境，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丰富金融产品体系，鼓励金融中介机构发展，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构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中介服务等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元化现代金融体系。
加快发展数字化金融平台。运用平台思维，回归金融本质，搭建基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数字化信贷平台和资本市场。将金融供给方与需求方有效链接，打通资金渠道，整合政府、银行、企业、征信等多方力量和资源，打造一站式线上融资智能生态圈，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产品服务体系和综合服务，提升金融机构精准获客、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精准高效匹配资金双方供求，从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运用数字科技促进我国加快发展直接融资，打造21世纪全球新型数字化资本市场，链接民企民众，让广大优质民企都能快捷低成本上市融资，让广大民众都能安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破解民营企业股本性资金的筹集难、筹集贵的“痼疾”，以及广大民众财富保值增值渠道单一且风险不透明问题。
创新土地供给制度，降低企业土地成本
虽然我国工业用地成本低于居民用地成本，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偏高。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应多措并举，降低企业土地成本。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创新工业用地供应方式，鼓励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出让等多种供地方式，降低工业企业初始用地成本；二是实行工业用地差别化地价政策，鼓励产业转型升级和节约集约项目；三是适度调整工业用地出让底价，下调城镇土地使用税；四是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容积率，不再征收土地价款差额；五是继续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对低效闲置工业用地进行全面清理，鼓励对边角地、夹心地等分散低效的工业用地整合利用。
推进定价机制市场化，降低企业能源成本
对于工业企业而言，水、电、气是重要的生产成本。在鼓励企业致力绿色发展、降低资源消耗的基础上，提升定价机制市场化程度，降低企业用水、用电和用气价格，降低企业能源成本。
降低企业用水成本。下调工商企业用水价格，推动供水公司降本控费增效，降低供水成本，提高供水效率，完善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增加非居民用水户超计划用水量设定标准，鼓励企业自建自备水源，回收利用废水，节省生产成本。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推进输配电价改革，降低工商企业用电价格，进一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费项目，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提高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占发电量比例，扩大直接参加电力市场交易企业范围，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和退还。
降低企业用气成本。进一步规范工商企业燃气价格，支持企业与天然气供应公司开展价格谈判，取消工业企业用天然气的“开户费”，打破天然气管道施工垄断，推进实施天然气直供，降低燃气公司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对煤改气和用气量较大的工业企业实行优惠气价等措施。
加快改革交通运输领域体制，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推进交通运输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物流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打破阻碍物畅其流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乱设卡、乱罚款等推高物流成本的顽疾。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逐步减少物流行业行政性审批。加快推进物流业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形成改革合力，在简政放权中做到放管结合。
推进技术创新和协同创新。提升物流指挥水平，发展“互联网+”高效物流，支持基于大数据的运输配载、跟踪监测、库存监控等第三方物流信息平台创新发展，实现跨部门、跨企业的物流管理、作业与服务信息的共享。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加大对推进发展物流新业态和集装箱运输，充分发挥铁路运输优势，鼓励铁水联运、空陆联运、铁路驮背运输等模式发展，推动物流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提高整体规划水平，使交通运输体系立体化、网络化，更好发挥综合运输功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节点布局，加快形成贯通内外的国家物流网络主骨架，支持具备多式联运、干支衔接、口岸服务等功能的枢纽项目，加强对主要港口、重点物流园区疏港铁路和集散公路建设，破解“最后一公里”瓶颈制约，加强城乡物流配送网络节点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