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转型与“六稳”
一、增长动力变化与本轮经济下行
当前这轮经济下行是从2018年开始的。2018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为6.8%。进入二季度后， 中美贸易摩擦越演越烈，最终演变成“互加关税”的贸易战；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走向深入，广大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经营压力明显加大，因此，虽然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达到了6.7%，但经济转折下行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六稳”的工作要求：“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2019年的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下行走势。到三季度，经济增速已经回落到6%，由此引发了围绕“保6%”的激烈争论。大家知道，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能否把经济增长维持在6%以上，直接关系到经济总量翻番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三大“攻坚战”能否顺利收官。在很多人看来，今年经济增速能否保持在6%以上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政治问题。
预测我国经济的走势，可以有很多角度。在这里，笔者提醒大家关注不同部门物价变动趋势的背离，即CPI与PPI的背离。CPI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受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劳动力成本快速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去年下半年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呈快速上涨态势，目前CPI涨幅已达到4.5%。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相对平缓的条件下，居民消费物价快速上涨会侵蚀居民实际消费的增长。在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5%。另一方面，工业企业出厂价格指数PPI却呈持续下降态势。从前年6月到去年10月，PPI同比涨幅从4.7%下降到-1.6%（到12月份，PPI下降幅度已收缩到0.5%），上下相差6.3个百分点！由于名义贷款利率保持相对稳定，这也意味着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上升了约6.3个百分点。在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实际利率快速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季度实际增速在2019年三季度已降到0.5%。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固定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都在60%以上。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逐渐熄火，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经济增长内在动力在趋弱。在消费、投资之外，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前年土耳其、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货币大幅贬值，去年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国陷入动荡。此外，法国、伊朗、印度也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韩国、日本经济则因“中美贸易战”而受到拖累。所有这些都表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我们不能期望“外需”对中国经济发挥显著的拉动作用。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得长一些，则可以看到另外一幅景象。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受到了三种力量的推动。一是我国处在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是一个投资相对活跃、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二是活跃的地方政府投融资。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经济职能逐步从直接从事工商业投资转向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进入新世纪后，依托“土地财政”和“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成为了活跃的投资主体，成为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入WTO消除了我国产品出口的障碍，而承接跨国公司产能转移则刺激了加工贸易的发展，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快速增长。2006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9个百分点，出口真正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次贷危机”以后，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上述三个因素陆续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工业化发展阶段变了。我国在2010年前后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了主导产业的快速更迭，也带来了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增速的阶段性下降。其次是外部环境变了。“次贷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导致我国贸易顺差快速下降，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削弱，有的年份出口甚至拖累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不仅如此，“次贷危机”以来，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达国家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两者力量此消彼长，带来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国发展已经不能再搭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便车”了。再次是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也发生了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涵盖显性债务、隐性债务（比如说融资平台债务和国有企业债务）和或有债务（比如说PPP）的，覆盖债务借、用、还和风险处置全流程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随着政府债务风险日益暴露，地方政府举债面临的外部约束（来自政府体系内部的、来自市场的）越来越严格；再加上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断加码，房地产市场价格稳定长效机制（保障性住房体系、房地产税改革）快速推进，“土地财政”也迎来了发展的拐点。这就导致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在2018年迎来了拐点。
上述三个支柱发生变化、次第消失的过程，就是中国从“奇迹式增长”向“常态型增长”转型的过程。 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国逐渐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走向成熟的过程；是逐步消化房地产泡沫，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过程。回顾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0年-2017年间，主导我国经济运行发生变化的因素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即从工业化中期步入工业化后期）。伴随着上述转变，我们看到了制造业主导产业更替、快速的结构升级、大规模的跨部门资本转移以及大量的创业就业机会。在此背景下，中央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框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着眼点就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布局宏观经济政策则表明：在2018年前的经济调控政策框架中，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是主，维持总量平衡的政策是次。但进入2018年以后，主导经济运行态势变化的则是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变化。而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核心机制就是“土地财政”！无论是“房地产市场泡沫”还是地方债务风险，都是“土地财政”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今后一段时期，伴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发生，我们不仅要面对土地财政转型（如土地出让金下降等）的直接冲击，而且还要面对消化土地财政累积矛盾（如房地产泡沫）的巨大挑战。对于房地产调控，有关部门已经提出了“三稳”（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工作思路；但稳定城市高房价的客观结果，则是所谓“刚需”购买者“六个钱包”被掏空、个人消费受到挤压的冷酷事实。“三稳”预示了中国很可能不会沿袭泡沫经济破灭的老路，但刚挺的城市房价和地价却意味着居民消费能力受到挤压和巨大的收入财富分配差距；意味着政府被动的大规模财政干预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总之，有效需求不足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此相对应，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基调也应该是旨在恢复供需总量平衡的“六稳”。
二、系统反思“四万亿投资计划”
“四万亿投资计划”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有效应对“次贷危机”而提出的综合应对措施的统称。“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构想，借鉴了上世纪末推行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具体说就是采取了“中央财政出一块，地方财政出一块，银行资金配套一块”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共同为新增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方略，具体的资金配套比例大体为：中央财政出25%，地方财政出25%，银行贷款出50%。这样，为期两年、规模达4万亿的投资额度，分摊到中央、地方财政的头上，双方每年只需承担5000亿元就够了。考虑到1999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为1500亿元，200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名义）是1998年的3.75倍，中央财政增加5000亿元支出的刺激力度大体和当年扩大内需时的政策力度相当。但“四万亿投资计划”为什么会在操作过程中走形变样，演变成“大水灌漫”，甚至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弯道超车”的气氛，全国要“超车”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落后省份则要“超车”先进省份。“四万亿投资计划”的目标已经异变为“超越式发展”；其次，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土地出让金和融资平台债务）可供自由支配，并且，地方政府在获取这部分资金方面具有很大的伸缩空间；再次，银行手中掌握了大量闲置资金，急需为资金寻找出路；而“四万亿投资计划”又为其推脱信贷风险管理责任、谋求短期绩效收入最大化提供了高尚的借口（如“为国解难”、落实中央重大决策等）；最后，在贯彻中央决策的过程中，银行（金融）监管机构放弃了专业精神和法治精神，人为放松金融监管标准，使大量违规的、高风险的项目获得了资金支持。就这样，在多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四万亿投资计划”演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投资跃进”，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演变成了“大水灌漫”，对冲经济衰退的刺激政策最终因为“用力过猛”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对比“四万亿投资计划”，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防范金融风险，监管监管标准已经不能随意调节了；由于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地方政府随意举债投资已经不可能了；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地方政府想在短期内增加“卖地收入”也很困难了；由于强化了坏账风险责任的追究，信贷人员也不会为了当年奖金而随意发放贷款了；此外，由于对“人为高增长”的弊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全社会对“六稳”的认识更多地回归经济本身，已不再过分追求附加在经济增速上面的政治意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前的政策环境已较2008年发生重大变化。只要严守“就经济论经济”的底线，当前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不会演变成“大水灌漫”，不会演变成“大起大落”的“V型反转”。准确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解除思想包袱、搞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政策协调，提高政策效果
（一）坚持“就业优先”，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是避免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在要求。在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相对受限的条件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有利于发掘更多就业机会，减轻财政、货币政策“稳增长”的压力。当前，要结合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有针对性地做好就业工作：要以毕业大学生群体、农民工群体为重点，做好就业服务和下岗再就业工作；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创新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要根据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设立更多公益性工作岗位，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加强职工技能培训和转岗就业培训，减少就业市场上“供需错配”现象。
（二）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应加强经济预测工作，充分考虑未来市场变动（市场需求、物价变动、投资预期等）的情况调整货币政策，强化货币政策的引领作用而不是简单地追随市场变动。降准、降息是货币政策操作的“正、反两面”。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通过增加基础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但在经济持续下行、企业利润受到挤压的背景下，直接诱导利率下行到目标空间却更有利于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打破企业不断强化的通缩预期。鉴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风险因素仍然较多，要注意把“稳增长”与防风险有机结合起来，把增加货币投放同优化贷款结构（融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防止资金流入到高风险领域，防止吹大资产价格泡沫。要坚决避免把加大货币政策刺激力度与放松金融监管相挂钩的思想和行为。当前，要特别注重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强化问责，督促各家银行积极拓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另一方面，要鼓励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以大数据、智能化、网络化为引领，加快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发展步伐；
（三）要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兜底作用。要想把经济增长维持在“合意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最后的保障手段。增加赤字规模、扩大公共支出（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特征。要加强对重点工程、战略项目的保障力度，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结构的作用；要增加对精准扶贫、社会保障改革的支持力度，促进发展成果共享；要切实做好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工作，维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之间面临的约束不同、政策空间各异，中央财政要主动担当，通过增加中央转移支付、减少地方政府资金配套要求等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同时，还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以提高政府支出的效果。
（四）要加强政策配合，提高政策合力。中国政府是大政府、强政府，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多、力度大，再加上处在经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新法律、新制度、新政策层出不穷，经济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我们要加强政策分析工作，综合分析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政策举措的实施效果，综合运用发展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乃至社会政策（包括就业政策）等政策工具，辩证施治，协同发力，显著增强政策效果。
（五）要坚持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贯彻底线思维，引导我们科学应对“三期叠加”带来的错综复杂局面，引导我国经济昂首阔步跨入了新时代。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内经济社会风险仍然多发高发，国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快速调整，我们仍需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确保宏观经济运行稳定、市场预期稳定、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在稳增长、优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方面不断寻求新的平衡，取得新的进展。
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迎接“后工业化社会”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伴随着深刻的结构调整。第二产业占我国GDP的比重，自2011年起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到2018年，这一占比已经下降到39.7%。与此相对应，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则呈持续上升态势。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第二产业持平；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2018年更是达到53.3%。伴随着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持续上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也在持续上升，预计到今年底，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将达到50%左右。中国正在快步迈入后工业化社会！
“后工业化社会”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提出并做了系统的阐述。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等也曾从不同角度对此作过精辟分析和阐述。归纳起来讲，“后工业化社会”具有如下特征：经济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以专业技术为特征的职业阶层迅速崛起，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甚至取代资本在生产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由于知识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制定社会政策的依据，后工业化社会的本质是“知识社会”；等等。我们要顺应“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潮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步伐。
一、以构建竞争开放的市场格局为抓手，加快发展服务业
在“后工业化社会”里，无论是对GDP的贡献，还是就业人口占比，服务业都超过了“半壁江山”。这就决定了如下事实：无论是扩大内需稳增长，还是增加就业惠民生，都必须以服务业为主战场。
服务业可以细分为很多种类。简单考察就会发现：银行、保险、证券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部门，关系金融、经济稳定与国家安全；铁路、航空、电信具有自然垄断特征，长期被视作国民经济命脉；法律、传媒出版、教育事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领域，等等。上述行业都是政府严格监管甚至由国有资本长期主导的领域。要加快服务业发展，首先需要推进政府监管体制改革，在确保监管效能的前提下简化行政审批，依法合规监管，严格行政执法，为企业创造法治、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同时要大幅取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免除企业承担的繁重“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松绑；其次，要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大幅放开市场准入，通过引入外来参与者激活市场竞争、激发服务业发展潜能。目前，无论是WTO改革还是自贸区谈判，服务业贸易都是一个焦点议题。我们采取主动措施推进服务业开放，与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再次，就是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通过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完善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激发国有经济的活力。只有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龙头企业”（国有企业）活了，整个行业才会有活力。
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也为国内民间资本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服务业市场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处女地”。在金融、铁路、航空、电信等领域，都存在有行业“巨无霸”，有的甚至位居“世界500强”前列。无论是外资，还是国内民间资本，只有采取适当的路径和方式进入上述领域（具体如：采取差异化竞争战略，在细分市场中深耕细作；以股权方式参股行业巨头的传统业务，搭行业发展的“便车”；或者以股权合作、混合所有制方式与“在位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开拓新业务等），才能“站得稳”、“立得住”、“走得远”，才能分享更多的发展蛋糕。那些忽视市场调研、“盲目跟风”式投资，只会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最终落个尴尬的下场。
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升级、社会分工深入发展的结果。后工业化社会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快制造业升级的步伐。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和激励措施，明确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有力地协调了全社会的行动。在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在基础科学研究、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重大装备自主创新、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等领域均取得显著进展。我们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一）要更加重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着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汽车销量出现持续下降，标志着工业化后期的支柱产业集群（如汽车、机械、消费电子等）发展步入了成熟期。伴随着市场增速的放缓，上述产业市场竞争加剧，出现“大鱼吃小鱼”、市场集中度提高现象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吸取钢铁、煤炭等产业恶性价格竞争导致全行业陷入发展困境的教训，引导汽车、机械、电子、房地产等行业通过兼并重组来提高市场集中度，以加快资源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的步伐。
（二）要改变企业“单打独斗”的思维定势，加强企业间战略合作。系统的政策指导和强力的经济激励措施，使各行各业的企业对政府（关于加快产业升级的）号召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据统计，沪深两市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占上市公司总数的99%以上，企业户均获得政府补贴超过6600万元！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大量的、高强度的补贴助长了企业的短期经营行为。企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了迎合政府号召上，创新活动质量差，低水平重复多，套取“政府补贴”的现象层出不穷。伴随着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也伴随着政府财政收支压力的加大，削减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是大势所趋。要在大幅削减政府补贴的背景下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就必须更加重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在解决制约企业乃至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方面，必须发展跨企业合作，充分发挥企业联盟、产业联盟的作用。要支持和鼓励企业间以资本为纽带，围绕重大技术、产业标准展开联合攻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
（三）要充分发挥大企业对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在产业链分工中，大企业是系统集成商、标准提供者，是协调诸多中小企业、关键零部件生产商创新步伐的“龙头”。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引领作用，首先要破除“大而全”的陈旧观念，运用产业链、价值链分析工具对大企业的经营业务进行梳理，剥离非核心业务，聚焦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关键零部件制造等核心业务，真正把大企业“做强”、“做优”；在此基础上，要加大对大企业相关业务（具体如具有明显外溢效应的产业链技术研发、零部件标准制订、对配套企业的技术转移和人员培训等）的扶持力度，以显著提高其对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
三、加大力度“补短板”，提高发展的协调性
（一）要以人为本，加快新型城市化步伐。城市化与工业化密不可分，我国城市化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殆尽，随着城市竞争力的此消彼长，我国城市化发展又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大城市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城市群、都市圈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潮流和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要遵循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找准各自的定位，明确主导产业，改善营商环境、不断做强产业集群，提高城市产业的竞争优势；要聚焦“外来人口”改善宜居环境，具体如：实行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再就业培训等）对外来人口的全覆盖；提高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可转换性，便利人员跨地区、跨部门流动；把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引导其在工作城市安居乐业等，显著增强城市在“人才大战”中的竞争优势。
（二）要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要加快农村承包土地流转，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工人”，加快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要稳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使当地农民、村集体从土地用途变更、使用权流转方面获得更多利益。要增加政府投入，着力改善农村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条件，不断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要加快完善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断提高农民（特别是农村老人）的生活水平。
以人为本，构建“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快速下降，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固然，继续依赖高强度投资、推进资本深化是一种途径；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存量资源使用效率更展示出日益广阔的前景。问题在于：应该以何种方式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是由政府强力主导，还是由市场自主决定呢？
在工业化时代，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典型的生产场景是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作业，劳动者服从机器节奏、从事重复性的标准化操作；而在后工业化社会里，消费需求是个性化、品质化的，生产则是小批量、定制化的。由于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设备的专业化水平、劳动技能的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准确、全面把握劳动者、设备和原材料潜力的基础上把上述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起来，向市场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快速变动的社会需求。如果我们把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过程比作“用标准化的砖瓦垒砌长城”，那么，后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过程则是“用不规则的七巧板拼凑出美丽的图案”。这就决定了在后工业化时代重组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必然是分散的、自发的探索过程，从本质上讲也必然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过程。
前面提到，后工业化社会也是知识社会。伴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创新创业活动更加频繁，产品升级换代明显加快，新的产品和服务层出不穷。由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镶嵌在复杂的社会分工网络之中的，对于那些包含更多知识创意的新产品、新服务来说，其社会价值能否顺利实现、生产者的创新创业活动能否获得相当的激励，关键在于这些产品和服务能否被既有的生产网络、消费网络所接纳，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足够的市场规模来吸纳新产品和新服务快速扩张的生产能力。应当清醒地看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普遍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中产阶层衰落和社会流动性下降等现象，并因此导致了社会分裂和抗议活动的加剧。出现上述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快速发展加剧了劳动阶层面临的竞争压力、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盛行，在全社会形成了“向上倾斜的预先分配机制”。我们要深刻吸取这一教训，把发展着力点放到扩大国内需求上。
总之，后工业化社会所要求的不仅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而且是法治规范、竞争开放、包容共享的“好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有是法治的、规范的，才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使有前途的创意、具备相应技能的人才和多样化的资本供给快速结合在一起，加快生产要素存量配置优化的步伐；市场经济只有是普遍竞争、高度开放的，才能真正实现“优胜劣汰”，使好的创意、好的产品、好的服务能够“脱颖而出”，充分激发经济的内在活力；市场经济只有是公平分配收入、广泛共享发展成果的，才能够充分发掘需求潜力，为经济创造足够的发展空间；才能够建立广泛的社会认同，把全社会的能量引导到具有积极意义的、正向的社会活动中。
（一）加大力度“补短板”，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上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经过两轮经济周期的检验，若干薄弱环节集中暴露出来。具体如：国有经济效率不高、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秩序混乱、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等。对此，国人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加快上述“短板”领域的改革：（1）加快推进国有资本和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改革。要加快构建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把有限资金优先用于基础设施、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要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国有控股）企业的运行效率；（2）强化债权约束，完善市场退出机制。要完善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损失核销工作；要完善相关激励政策，加快处置“僵尸企业”；要加强债权人委员会的权力，提高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的灵活性；要制订出台《个人破产法》，解除投资者个人承担的无限偿债责任；（3）加快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要提高养老、医疗保险统筹层次，消除社会保险“碎片化”现象；要推动城市完善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外来人口，加强对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障，消除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要抓住农村土地确权提供的难得机遇，推动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加快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步伐；要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业务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工具，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要完善知识产权定价、入股投资的相关规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4）加强市场执法，打造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抓住最新一轮机构改革的难得机遇，加强基层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全面推行“两随机、一公开”，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市场欺诈、内幕交易、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维护公平、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秩序。
（二）深化市场监管改革，构造竞争开放的市场环境。由知识（人力资本）主导的企业，很多属于轻资产企业。如果市场准入门槛很高，经营环境风云变幻，这些企业是很难快速健康发展的。前一时期有网络文章宣称国内演艺行业发展进入“冰川时代”，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需要以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不断扩大市场准入，为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1）对于属于竞争性行业（如银行、保险、证券、传媒等），要完善监管立法，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在确保市场秩序、保证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大幅放开市场准入，为外资、民间资本的进入创造良好条件；（2）对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电网、石油、天然气、自来水等），则要全面梳理产业链，明确需要维持垄断经营的经营环节和可以引入竞争的经营环节。对于需要维持垄断经营的环节，要完善价格管制、提高经营透明度、加强绩效管理，提高对社会需求的响应度；对于可以引入竞争的经营环节和经营单元，则应通过业务剥离、“模拟市场核算”等方式，转换相关业务与垄断经营业务的关系，为引入市场竞争、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创造空间；（3）要加强执法，切实履行承诺。在放开市场准入方面，政府已做出了许多承诺（如近期宣布的有关金融市场开放的一系列的重大举措）；在深化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改革方面，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具体如：以输配电价改革为核心的电力体制改革，水价、油价调整机制等）。关键是要把上述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需要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完善政府相关体制机制，具体如优化监管机构和人员配备、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强行政督导、加强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尽快使新的监管制度有效运转起来；二是严格执行“反垄断法”和有关市场准入的决定。当企业准入遇到在位企业阻挠时，应支持其“合法维权”，向政府申诉、向法院提告。
（三）完善商业生态、提高市场活力。市场运行的效率，既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效率，也取决于企业之间的普遍联系和高效合作。需要培育良好的商业生态，以夯实市场高效运转的基础。（1）加快建设诚信社会，降低交易成本。要优化政府职能，使政府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严格兑现政策承诺，建设“诚信政府”；要加快重点领域（政府显性债务、政府隐性债务和“僵尸企业”）债务风险的处置与化解，恢复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要建立完善社会诚信档案，使失信人员、恶意逃废债务的“老赖”们受到惩罚；（2）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潜力。要加大对基础学科、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支持力度；要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绩效考评体系和收入分配制度，调动一线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的积极性；要完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促进人才流动；要改革教学制度，培养学生的质疑探索精神，强化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要大力发展学历后教育，建立终身学习制度；（3）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网络。要引导企业破除“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陈旧观念，鼓励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围绕市场开发、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开展战略合作；要充分发挥商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各类论坛、商业平台、龙头企业的作用，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提高市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
（四）推动发展成果共享，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发展成果共享，不仅是扩大内需、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完善企业制度，提高职工地位。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增加工人代表在董事会、监事会的话语权，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要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收入随企业效益提高而持续增长；（2）完善收入分配，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要推动实行集体工资谈判制度，改变员工相对于企业的弱势地位；要加强对灵活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要聚焦1%高收入人群，加强所得税执法，打击逃税、避税行为；要积极推动遗产税立法，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要全面清理、大幅缩减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把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增加提供公共服务；要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要鼓励社会捐赠事业的发展，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3）完善社会保障，织密、织牢社会安全网。要增加财政资金用于社会保障，缩小城乡之间养老、医疗保险的差距；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强化对低收入群体的托底功能；（4）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减少“败德行为”。要强化社会共同体意识，强化道德引领，提高对遵守政府调节政策的自觉性，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2020年是“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要系统总结“精准扶贫”经验，推动扶贫政策“升级”、脱贫工作迈上新台阶。
（五）强化开放引领，改革开放相互促进。我国的比较优势已经由廉价劳动力、优惠的税收政策、快速发展的市场规模发展为庞大的市场规模、高素质的劳动力和雄厚的研发潜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的减少，外商投资企业日益关注营商环境是否公平，日益关注能否在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中分得一杯羹。那种以开发区为依托、以政策优惠（如减少行政审批、“特事特办”等）为特征的政策体系已不能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新时期需要的是基于负面清单管理的、覆盖全国范围的开放！这样的开放，和我们推动建立法治规范、竞争开放、包容共享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不久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经过艰苦的谈判，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该协议文本涵盖了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等多方面内容。正像中方就该协议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本协议总体上符合中国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以及自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协议相关内容的落实，将有助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更好维护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在华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保护中方企业在对美经贸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中央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大阪G20峰会上的讲演，继承了其博鳌论坛讲演的总基调，从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五个方面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我们要根据“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加快上述政策的落地过程，为激活国内经济、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