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载体，只有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才会有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更加强调“人一自然一城市”的高度统一，其内涵是多维度的，包括城市与城市的融合、人与城市的融合、城市与自然的交融、人与自然的融合。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这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创新的体现是多维度的，其中制度创新包括城市管理和执法体制、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创新，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规划理念和方法创新，主要是在规划和设计当中，能够体现出城市特色与功能定位，符合城市的发展方向;要使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动力，意味着要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上做文章，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城市协调发展不仅包括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还包括促进城市之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实现城市绿色发展，需要将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城市应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起主导性作用，做好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统一，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共享发展是要着力增进人民福祉，让老百姓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同时，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病”主要包括城市贫困、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出现的一种负面现象;在中国，城市问题还表现在体现发展特性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体现体制特性的城乡分割与城市二元结构、体现问题特性的区域差异与大中小“城市病”并存。“城市病”是一种“发展病”，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发展的阶段性。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式”增长，1978一2013年期间，年均增长率高达9.8%，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城镇化也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2013年的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突出矛盾，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城市开发边界的无序蔓延，使得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不合理、城乡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城镇化进程中累积的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亟待提升。
在区域层面上，过去30多年中国的区域经济仍然在按“行政区经济”运行，城市发展遇到的各类问题不仅没有通过区域内城市合作来解决，反而通过地区无序竞争而扩大。行政边界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对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产生刚性约束，在特定的城市行政边界内，发展政策、经济政策可以保持一致性，但是地方政府在追求行政区域边界内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分割，阻碍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区域综合承载能力不足也阻碍了单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发挥创新的正“溢出效应”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首先是要提升城市本身的综合承载能力，注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坚持集约发展，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其次，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城市发展持续性与宜居性，来着力解决“城市病”问题。此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与区域特别是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加强区域合作，优化资源在区域的优化配置，利用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来化解各类“城市病”，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一座城市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应当创新区域间合作机制，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资源共享网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城市群内各城市要发挥产业的“协同效应”、创新的正“溢出效应”，通过城市间的创新溢出、区域协调与开放互通，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促进城市的共享发展与绿色发展。另外，需要加强“同城化”合作，通过城市群的空间载体解决单个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类资源约束，避免城市间恶性竞争、环境污染等负“溢出效应”。例如制定统一的招商引资与环保政策，避免城市间恶性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升单个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