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加入，为今年新春蒙上了一层恐慌的阴影。
本次疫情的爆发，从时间和地点上看都有其特殊性。从疫情发源地来看，武汉地处中国中部，九省通衢，是贯通东西南北的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中部六省唯一的特大型城市，庞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疫情的控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疫情对如此巨大的城市进行“封城”防控在人类历史上实属首次。从爆发时间来看，正值春节前夕的春运期间，东西南北大规模人口途径武汉，而常住武汉的大规模人口流向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为病毒快速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创造了条件。
在此过程中，与武汉联系较为密切的地区自然成为疫情蔓延的重灾区。例如，距离武汉较近的黄冈、孝感等地，成为病毒传播的重要区域。鉴于疫情的快速蔓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武汉市政府于除夕前夕进行“封城”。但在此前，已有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而就在“封城”前的10个小时，有近30万人“逃离”武汉，其中76.3%的人流入湖北省内，而新冠病毒感染也多发生在武汉与湖北其他地区，因而，“武汉”“湖北”某种程度上被当作有病毒传染危险的认知标签，迅速在全国扩散开来。
疫情背景下的歧视及成因
（一）歧视及表征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与恶化，带有“湖北”、特别是“武汉”标签的人都视作“危险人群”。随着武汉被“封城”，“武汉人”与“湖北人”一定程度上遭到排斥，许多人对“鄂”字避之不及，随着社会对瘟疫恐慌程度的不断增加，在全国快速形成了一种“恐鄂”情绪。这种情绪在民间表现为关系隔离、驱逐，酒店、餐馆等拒绝接待与“湖北”相关的人员。个别非湖北的地方政府甚至出现了过激行为，直接在到过湖北人员的家庭或与湖北人有密切接触的家庭门口贴告示，提醒民众不要与其接触，甚至用木板、铁钉等将房屋大门封闭而进行强制隔离。在此种情绪影响下，全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对“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的“歧视”，并在全国蔓延开来。这种“歧视”行为，又引发了新的社会情绪和矛盾。为此，人民日报2020年1月27日呼吁别让“恐鄂”情绪变成次生灾害。
从全国范围来看，对“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的排斥，表现为“歧视”，在湖北省内，则主要表现为对“武汉人”的恐惧与排斥。而这种恐惧与“歧视”随着政府封路、倡导居家隔离，减少人口流动而得以较大的缓和，部分“歧视”行为主要发生在漂离在外的“湖北人”和部分非湖北的地方政府在防控疫情过程中的行为方面。
（二）疫情歧视的成因
导致社会歧视的原因很多，可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理论来看，是由人们的认知规律决定的。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认为，社会是复杂的、偶然的和不可知的，人们在认知社会的过程中往往采取相应的简化机制，对社会及现象的复杂性进行化约。在武汉疫情快速蔓延与不断恶化的过程中，人们只知道病毒是从武汉向全国各地蔓延，但无法准确地判断与其接触的“武汉人”或“湖北人”是否安全，是否已被感染，在巨大的“恐慌”情绪面前，“湖北”与“武汉”成为其判断是否危险的简化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湖北人”感到警觉、对“武汉人”感到恐慌的心态。
从现实来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促成了全社会对“湖北”的歧视。首先，武汉封城行为本身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武汉作为中部唯一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它被封锁，从侧面对疫情的严重性予以表征，从而加剧了全社会的疫情恐慌；其次，在疫情出现到“封城”之前，已有多达500多万常住人口离开武汉，就在“封城”前的十小时之内还有近30万人“逃离”武汉，这些“离开”和“逃离”武汉的人员，特别是在“封城”前夕“逃离”武汉的人群，成为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的高风险人群；再次，从疫情发生案例状况来看，初始全部集中在武汉，后逐渐蔓延到与武汉有密切联系的黄冈、孝感等周边地区，这些地区较高的疫情发生率，使“武汉”和“湖北”成为疫情判断的标签；另外，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肺炎具有较长的潜伏期，在潜伏期内基本没有症状，更为严重的是在潜伏期内出现无症状传播，而医疗机构等权威部门也无法对相关人员出具相应的健康证明，从而使人们无法判断面前的“武汉人”或“湖北人”是否就是传染源；最后，非湖北的其他地区的政府部门在对疫情进行防控的过程中，主要针对湖北籍人员进行监控，政府作为权威部门，其行为成为人们认知和判断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在突发灾难面前，政府提供的信息及其行为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来源。
（三）后果
以“湖北”和“武汉”为标签的疫情歧视一方面导致“漂”在外的湖北或武汉人（家庭）受到各种非正常对待，在流动过程中，在缺少统一权威部门（医疗机构）健康证明的情况下，可能导致随处被强制身体检查，加大了交叉感染的可能，即使做过检查无病症，也无法得到社会的接纳，给在外的“湖北人”和“武汉人”极强的排斥感，进而“无处安身”，最终四处逃逸，使疫情扩散。当前网络上关于“武汉人”和“湖北人”在外地如何受到不妥当待遇的相关文章随处可见，而这些文章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
另一方面，对“武汉”或“湖北”的歧视极有可能激发社会情绪，强化社会对“武汉人”和“湖北人”歧视，损伤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可能引起“武汉人”或“湖北人”对歧视的反抗，形成社会对立情绪，在对立情绪影响下，可能使部分被感染者生发“报复”情绪，不仅恶化疫情，为疾病防控带来挑战，同时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进而带来次生社会灾难。更多情况则是在外的武汉人和湖北人、甚至疫情期间曾经在武汉逗留的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为了避免被社会歧视与排斥而隐匿自己的身份与行为，进而加剧了疫情的扩散。虽然此方面的报道目前并不多见，但并非不存在，也有少量带有极强社会情绪煽动的事件（如有人认为青岛感染者坐遍地铁属于有意报复的报道），对社会对立情绪的生成起到警示性作用。
歧视消减与秩序重构
针对目前存在的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歧视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缓解，以稳定与重构社会秩序。
首先，要保证信息公开透明，保障百姓的知情权。歧视很大部分来自对疫情的恐慌，而对疫情的恐慌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危险的未知和猜想，进而将危险与问题无限放大，只有切实有效地保证信息公开透明，才能化解人们因未知和猜想而放大的恐慌情绪，进而为保证社会理性有序创造条件。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
其次，继续加强和落实居家隔离，减少人员流动和接触。居家隔离，减少人员流动，不仅能够有效防控疫情的蔓延，而且还会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控制社会互动过程中发生社会歧视的条件，减少歧视发生的机会。目前全国都在采取此种策略，对疫情予以防控，但在农村地区，因防范意识薄弱，居家隔离落实状况并不理想，为了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效果，应进一步加强和落实居家隔离的防控策略，在此过程中，在提升疫情防控效果的同时，也减少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歧视，进而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发生的可能。
再次，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采取的措施与行为予以公开。对政府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可能的不足以及相关的应对处理措施应及时予以公开，进而强化政府的权威形象，构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政府与有关机构和个人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加以改善，并对其改善措施予以公开，就能在关键时期保证人们对政府与相关机构的信任，进而发挥政府和相关机构对社会的有效引导，提升社会有效治理能力。
另外，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权威机构的作用，一方面在非疫区，应对疫区的流动人员予以主动接纳、妥善安排与帮助“隔离”，杜绝过激的隔离与“排斥”行为，减少社会对立情绪的激发，不至于使流动的疫区人员“居无定所”甚至“飘而不定”，进而提升疫区人在非疫区配合政府疫情防控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医疗机构应该发挥其健康权威话语的功能，对非疫区的、在疫情爆发后没有回过湖北的、或已过潜伏期的湖北人，可酌情开具具有一定时效的健康证明，以减少社会对其未知危险的想象，进而减少过激的排斥和歧视行为，消减社会矛盾的生发。
最后，权威媒体应积极引导大众换位思考，以达成“歧视”与“被歧视”双方的谅解。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应对疫情防控的策略和逻辑向大众厘清，从而使政府对“武汉人”和“湖北人”进行重点监控和区别对待得到疫区人员的理解，进而积极主动配合相应的工作，不认为这种区别对待是“被歧视”，而是疫情防控所需，同时使非疫区的人们对湖北籍人员的排斥及恐惧情绪有更多的理解。此外，应引导非疫区的人们对湖北籍人员的包容接纳，减少不必要的排斥与恐惧，杜绝过激的排斥与歧视性行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