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安全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美关系中占有着重要且特殊的地位。随着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安全领域互动博弈、围绕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协调合作的广泛展开，中美安全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也因此具有地区与世界意义。2014 年 4、5 月间，习近平相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合作理念进行了中阐述，积极寻求同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相较之下，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有原则
的现实主义”转向，并将中国认定为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
鉴于中美安全关系的特殊重要性与演进历程的曲折性，明确和揭示中美安全关系的利益竞合、性质构成，并进行风险管控，尽量避免存在于中美安全关系具体议题领域的分歧、竞争演变为中美安全关系全局性的对抗与脱钩，就显得十分必要。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与分析框架，常被用于研究与评估国家的对外政策，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是理解与预测国家间关系的合理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安全关系，即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状态与过程。从安全关系的概念不难得出，国家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安全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所谋求的安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国相关。相应的，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性质，也主要取决于与他国在安全利益上是相一致还是相冲突。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都将国家安全利益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近年来，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形势，中美两国在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定上均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且中美已然相互成为彼此界定与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时需要考虑的核心外部变量。这些都将深刻影响着中美安全关系的走向。
（一）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现实主义转向
2017 年 12 月，特朗普公布了其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理念出发，将美国的国家利益表述为实现“美国优先”的四大支柱，即“保卫美国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强力捍卫和平及提升美国影响力”。其中，安全、威胁、军事作为关键词分布于报告各主要部分。报告对国际安全形势的评估严峻，认为“美国正面对着极端危险的世界”。报告突出关注传统安全领域，对美国所面临的核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恐怖组织等安全威胁进行了详细论述。报告的第三章标题即为“通过力量维护和平”，在列举
的力量中，军事力量居首位，极力强调应重振美国军力。可以说，现阶段美国仍然将维护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其国家安全利益。但在具体的实施手段与政策选择上，侧重美国自身军事力量的提升，提出“要确保我们军事力量所需的武器系统，这是我们打败敌人的致命武器”，而对美国传统的安全联盟体系，则更多地强调“联盟成员承担更大的责任来公平分摊我们的共同利益”，表现出相当的内向性与孤立主义色彩。
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此后陆续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安全文件都认为，大国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转向。白宫网站将此概括为“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而这种“新”不仅体现为对现实主义、“美国优先”理念的强调，还表现在对华关系定位上。 2017 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改前几届政府的一贯做法，将中国认定为同俄罗斯一样的“修正主义大国”。2017 年报告在“军事安全”与“地区安全”的部分多次论及中国，且措辞激烈，指责“中俄发展先进的武器和作战能力，对美国的指挥控制系统构成威胁”，警惕中国的影响力与军事存在已经扩展到印太、欧洲、南亚和中亚、西半球与非洲。可以说，报告极力渲染中俄对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利益实现所构成的威胁与挑战，为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增添了相当的不确定因素。
（二）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在实现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零和思维，中国则强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在国际合作中而不是在对抗中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安全纳入一个有机的整体中来统筹考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回应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安全研究与实践中，安全的范畴逐渐由传统的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而更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重视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性、系统性的发展趋势，若某一安全领域的任务与利益压倒其他安全领域，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顾此失彼。透过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最关注的国家安全利益集中在国家主权不受侵害、国内政治稳定和政权稳固，即政治安全领域。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快速崛起的中国感到恐惧，一刻也没有放松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上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即，在实现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与保障他国的安全；着眼于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通过对话合作积极促进各国、各地区的安全；力图通过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持久安全。具体到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虽然美国已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外部挑战之一，但中国依然积极探索与美国在传统、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合作，并着力加强中美在人权、民主、法治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美国对中国道路、制度的理解与尊重。
鉴于中美关系的定位由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两国在国家安全利益的认定上都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变化，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对“美国优先”的坚持，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突出威胁，不断加强在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对中国的遏制，中美安全关系的战略竞争色彩急剧上升。不过，考虑到国家安全利益的形成与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安全观念的变迁，国家间军事力量的消长，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的互动，很难简单评判中美国家安全利益是相一致还是相冲突。加之，国家间围绕军事力量展开的竞争与合作、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进行的沟通与博弈、安全政策观念实现的调整与兼容，往往决定着国家间安全关系的性质构成与问题领域，也正是由于国家间安全关系所具有的综合互动性，使得挖掘中美安全关系动态演进中的积极因素，并进行有效的风险管控，避免或尽量减少存在于中美安全关系中的分歧、博弈演变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抗成为可能。
国家安全利益在一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影响下产生。鉴于国家安全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国家的安全政策往往围绕着国家安全利益制定，并作为国家安全利益
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国家间军事力量消长，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利益呈现不断的分化与组合，且国家在推动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往往注重对国家关系的协调，通过国际安全合作机制进行国家安全利益的互动与博弈，使得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也具有明显的渐进交互性。因而，国家军事力量、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国家安全政策观念作为相互作用影响的系统，系统内部各构成要件的趋势变化，将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形成与调整，国家间安全利益的一致性与冲突性，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基本构成与特征趋向等问题产生直接影响。
二战结束后，鉴于不断变化的国际与东亚地区安全环境，又受中美关系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关系维度的影响，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安全合作机制博弈与对彼此安全政策、观念的认知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中美安全关系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互动实践，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基于此，构建一个以国家安全利益为核心，以国家军事力量、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国家安全政策观念为主要考察指标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全面理解中美安全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性质构成。
（一） 军事力量：中美双边军事关系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合作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定义，军事安全即“国家处于不受战争威胁、军事入侵和军事利益不受侵害的状态”。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指出，军事安全应被视作优先重视的国家安全利益，因为武力的使用可以迅速造成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重大改变，在国家安全考虑中，军事威胁历来被摆在最高位置。也因此，国家军事安全的实现，以及围绕军事安全而产生的国家间安全关系，都被认为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应该看到，长期以来，军事力量都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利益的主要维护手段。作为国家权力资源的基本构成，军事力量即国家从事战争的能力（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否帮助国家避免战争，能否对对手国形成有效的军事威慑，能否通过军事发展和军备控制，形成对对手国军事力量的优势或均势，都直接关乎国家的军事安全与安全利益的实现。
观察军事力量对比消长变化下的中美安全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其一，美国政策界学界突出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建设发展情况以及中美军事实力对比态势，并将此与朝核、南海等中美安全关系领域中的热点问题相联系，渲染中美安全关系的竞争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艾希利·泰利斯（Ashley J.Tellis）等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判断即围绕中美军事力量对比展开，指出“中国权力的崛起至少还要持续几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很难想象中国会对美国在亚洲军事安全领域的安排言听计从”，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与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打破中美双边平衡，表现出相当的警觉与担忧。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 2018 年美中经贸与安全关系的年度报告，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的海外投射，并指出中国在南海等海域海岛建设，挑战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给美国军方造成了巨大的行动障碍。
其二，尽管军事力量是分析国家间军事、安全关系的重要视角，且被认为是国家安全利益的主要维护手段，但中美两国间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军事、安全关系的性质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安全关系表现为两国间从军事对抗到军事合作，再到军事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军事力量对比态势是相对稳定的，即美国在军事力量上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中美安全关系的波动性很大程度是由于两国在不同时期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差异性认知。
其三，冷战后国际安全研究与实践中的“安全化”倾向，使得以军事力量消长为基本依托的中美在军事领域中的竞争与合作，仍作为中美安全关系的基本组成，但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已远非仅通过军事力量的累积所能实现。20 世纪 80 年代，巴里·布赞和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Ullman）等国际安全领域学者，便开始思考对安全进行“再定义”，认为应将安全的定义和认知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层面，扩大到社会和经济领域。因此，中美两国的众多国际问题专家学者普遍认可，中美两国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禀赋与领先的国家军事力量，尽管中美关系中的摩擦与分歧真实存在，无法被掩盖，但中美两国在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防范与打击跨国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区域、双边层面都拥有众多共同安全利益，围绕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安全治理合作正逐渐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新亮点。
（二） 安全合作机制：中美围绕双边、地区、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互动博弈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制度化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机制”的概念引入国际安全研究，在杰维斯看来，“安全机制是指在安全领域内，国家基于相信其他国家能够采取互惠行为而克制自我行为的原则、规则与规范。它不仅指便于合作的规范和期望，而且指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一种合作形式”。可以说，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广泛存在的合作机制框架相一致，国际安全机制具有明确的功能性特征，无论是双边安全合作交流机制，还是地区国际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参与国通过放弃某些短视行为以追求国家长期安全利益，并获得较为稳定的安全合作预期。
中美安全关系作为两国关系中最脆弱、敏感的所在，主要表现为在当两国关系遭遇严重困难时，首先受到伤害的必定是两国安全关系，有专家因此形象地用“木桶理论”中的短板来形容中美安全关系。造成中美安全关系脆弱性的因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两国军事安全领域交流合作水平低、军事交流互信与危机管控机制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首先，中美在双边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建设方面积极探索，但机制稳定性较低，涉及议题的范围相对有限。1979 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经过 40 余年的探索发展，目前中美两国间已建立逾百个政府间对话机制，涉及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领域。2017 年 4 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确定建立并启动包括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在内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表明在当前世界安全问题泛化、全球治理问题凸显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的机制化交流合作，已经从防务磋商、军舰互访等传统安全领域，向追逃、禁毒与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安全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大。但截至目前，中美两国仍更多的是将加强军事透明度、防止两国间出现军事冲突对抗，作为双边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创设的主要目的。这种机制定位明显有别于美国同日本等盟友间的同盟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因此，对中美两国间的军事联合行动能力不会有实质提升，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其次，中美在东亚地区安全机制互动博弈方面矛盾较为突出，美国领导的地区双边同盟制度与中国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努力无法实现有效对接。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使得美国主导东亚地区制度建设成为可能。有学者将冷战后东亚多边主义、多边合作机制的兴起与繁荣，归功于冷战时期美国与其东亚盟友超过半个世纪紧密双边关系的推动。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东亚已成为中国发挥战略影响力的最重要地区，但中美在安全领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中国无法成为美国领导的东亚安全同盟制度框架下的一员。这些都使以美国主导、双边军事同盟作为突出特征的东亚地区安全合作饱受质疑。如何在美国领导的双边同盟制度与中国寻求地区合作安全的努力间求得协调，已然成为中美地区安全机制互动博弈与东亚地区安全制度化建设的核心议题。也需要看到，时下中美在国际安全多边机制探索构建过程中，合作空间广阔，中美围绕诸多非传统安全议题展开机制化建设，在成为中美安全关系新亮点与新的稳定因素的同时，也极大地维护并促进了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安全观代表了一个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根本理解，而一国对安全议题采取何种态度，对安全挑战采取何种应对方式，也必定会通过一国的安全政策加以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观与安全政策根植于一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经验判断，同时也是所涉国家对所欲维护的安全价值与安全利益的集中认定。中美两国间的安全观竞合、安全政策互动，长期便作为中美安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种关系突出表现为中国新安全观与美国现实主义安全观念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合作安全政策与美国军事同盟政策的并存博弈。
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安全观念上呈现出一系列的创新发展，先后提出“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安全观”等安全观念新主张。1997 年 3 月，在中国与菲律宾共同举办的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中国正式提出“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其实质就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力图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安全框架布局，2014 年 5 月，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实现着对新安全观具体化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集中回应了亚洲安全形势的新问题与新特点，以及中国与亚洲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诉求，并全面指导着中国安全政策，特别是地区安全政策的展开。
具体分析目前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一方面，中国正利用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东盟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东亚地区范围的双边、多边合作安全机制，参与讨论解决存在于地区与全球范围内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走深走实、引领地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构建过程中，积极探索通过提供包括安全在内的地区公共产品，来促进东亚安全合作与地区共同安全利益的觉醒。
相较之下，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美国所长期坚持的现实主义安全观，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坚持的防御性遏制与威慑战略已不能适应与有效应对美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确立了“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具体的安全政策上，强调军事力量、对抗与单边主义，可以说是对美国所奉行的现实主义安全观与安全政策的再确认。例如，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突出体现为积极拉拢众多或战略地位重要或与美国有着传统友好、特殊关系的地区国家，以双边主义为基本遵循，缔结双边或多边军事安全盟约，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体系”。虽然在后冷战时代，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标的军事同盟政策已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但美国依然将继续加强与东亚地区盟友的军事合作，对已有同盟体系进行整合，积极介入东亚安全领域热点议题，拓展美国地区军事交流合作网，提升军事威慑能力。
1991 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也宣告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军事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对立局面的终结。中美安全关系失去了共同抗苏这一战略支点，两国开始曲折探索双边安全关系的未来。在后冷战时代，变动性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突出特征，而这主要是由于冷战后中美两国军事力量的消长变化、围绕安全合作机制以及安全政策观念的互动与博弈的持续性与长期性，使得中美的国家安全利益对立性与兼容性并存，竞合并存将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常态。但近年来，一方面，中美两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日渐凸显；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突出强调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将中国、俄罗斯认定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不断加强在军事安全领域对中国的制衡与牵制。受此影响，中美安全关系正出现重构；在国家安全利益上，由过去的对立性与兼容性并存，转向对立性大于兼容性；在关系定位上，由过去的竞争与合作并存，转向更突出零和博弈的战略竞争关系，关于中美两国是否在国家安全利益领域存在根本性对立，中美安全关系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讨论日渐增多。
不过，鉴于中美安全关系所涉及议题的广泛性与关系本身的重要性，即使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对方已构成对本国安全利益的威胁甚至是首要威胁，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关系定位有从“战略合作伙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的风险，但中美两国在围绕军事力量冲突与合作、双边与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沟通与博弈、安全政策观念的调整与互动的过程中，还是具有相当的合作空间与进行风险管控的可能。
（一）在军事力量上，中美应明确区分权力对比与信心对比的变化，防范
中美间的权力消长被过早认定为进入权力转移区间权力转移理论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K.Organsky）提出，奥根斯基主要论述了在大国权力再分配领域出现的“持平”趋势，最易引发战争。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界定，只有两个大国权力对比达到 80%时，两国权力地位才可被视为持平或大致相同，才会进入权力转移区间。目前,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力量对比已进入权力转移区间，如 2018 年 11 月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提供共同防御：国防战略委员会的评估和建议》报告，大肆渲染中国的军事发展，指出美国的军事优势已经“被侵蚀到危险的程度”。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美国作为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削减军费开支的潮流趋势，美国却不断追加国防预算，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战略优势，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2019 财年联邦政府预算纲要，军费开支高达 7160 亿美元，与 2017年相比，军费增长近千亿美元。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将保持对单一国家的权力优势。另一方面，进入 21 世纪后，基于中国经济实力的跃升与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虽然中国明显加大了在军事建设领域的投入力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中国更多地是在自身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适度增加国防建设投入。自 1998 年起，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国防白皮书，在表明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同时，详细介绍中国国防费投入规模和使用方向。
因此，特朗普政府全面改变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华的“接触”政策，转向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更多的是由于中美两国在信心对比上出现了变化，而非力量对比出现根本性的消长变化，即美国在面对中国崛起方面出现了信心流失。应该看到，军事力量在更多的时候充当着中美安全关系实现某种“战略稳定”的重要基础。“战略稳定”，是指存在限制性的条件使主要大国间的战争不太可能爆发，相互的信任、共享的价值观念以及共同的目标都可以提升战略稳定，但最为重要的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军事力量的使用可能带来无法接受的灾难性后果。具体到中美安全关系，鉴于两国都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也同时存在对无端使用军事手段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认知，应更多发挥军事力量在维护中美战略稳定上的作用，而非一味关注其消长变化及可能带来的权力转移风险。
（二）在安全合作机制上，中美应明确区分在地区层面的制度间竞争与在
全球层面的制度下合作，更多聚焦从全球安全的角度推进中美安全合作，同时注意避免在东亚地区出现由中美各自主导的平行安全制度体系长期以来，美国领导的“轴辐体系”被认为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石。但特朗普执政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制度框架正发生剧烈变动。从表面看，东亚安全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特别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在中美等地区大国的推动下，以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为代表的地区军事安全领域的热点、难解问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与缓和。而实质上，受“美国优先论”的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倾向尽显，为东亚地区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意愿大幅降低，且特朗普政府积极布局并实施“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与地区盟友的关系不断调整，包括韩国在内越来越多的美国地区盟友开始担心美国安全承诺与保护的可靠性。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所领导的东亚双边同盟制度向地区国家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并不具有普惠性，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不能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其威胁，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崛起前景的担忧，仍有相当多的东亚地区国家倾向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以平衡中国的影响。
可以说，目前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制度框架中的角色困境，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在东亚安全秩序中的“制度霸权”。鉴于东亚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也是中国由“地区强国”走向“世界强国”的试验场，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确实存在出现制度竞争的可能性。但明显不同于冷战时美苏在全球各主要地区的全面战略争夺，中美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地区性而非全球性，且中国在东亚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与致力于合作性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也绝非以挑战对抗美国东亚双边同盟制度为目标。随着“全球安全”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所面临的以非传统安全为突出代表的诸多安全挑战，中美两国政策界与学界越来越倾向于从全球安全的角度推进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正如美国海军学院戈德斯坦（Lyle J. Goldstein）所指出：“中美两国应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因为这种合作将是 21 世纪乃至更长远未来世界和平的基础。”
（三）在安全政策观念上，中美应明确区分安全政策观念互动交锋与制度
文明冲突，防止中美在具体安全议题上的竞争被误读为不同文明、意识形态国家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中美所秉持的安全观、所奉行的安全政策，基本划定了两国所认定的安全范畴，而中美两国在安全观与安全政策上时有交锋的客观事实，集中反映着两国在国家安全利益的范围与实现手段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因此，多数美国学者在思考研究中美安全关系的过程中都倾向于认为，尽管美中两国都已采取措施将军事冲突的危险降至最低，但两国显然不是盟友，也不太可能以传统联盟的方式来看待双边关系，事实上，两国都不能忽视未来美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提出“战略再保证”，提议中国应向世界保证，中国的发展及在发挥日益重要的全球性角色的过程中不会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到公然指责中国刻意隐藏自身军事实力造成两国间的“信任赤字”，再到中美安全关系经常因美国履行所谓的对盟国防务义务而紧张。以江忆恩（Alastair Ian Johnston）等为代表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探讨中美之间是否存在安全困境，虽然上述研究均突出中美安全关系中的竞争性、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但更多的是聚焦中美安全观念与政策互动，即中美安全关系的具体议题领域。可近一个时期以来，认为“快速崛起的中国必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中美竞争定位成“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的论断开始出现。
“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作为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是影响中美关系结构性的深层次因素，不大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但若据此停止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将严重干扰甚至破坏现存国际安全、经济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因此，面对中美安全关系的战略竞争态势，应更突出通过提升彼此对对方国家安全利益与政策观念的认知，更有效地开展双边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安全合作来弥补，而非强调制度、意识形态对立，将中美安全关系推向完全脱钩或全面对抗。
四、结语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略以来，发展便成为我国思考与解决国内国际问题的基本遵循，而这使得长期以来中国在理解与推动中美关系过程中存在着重经济的倾向。但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面对美苏冷战对峙的严峻国际安全形势，中美两国在朝鲜、越南、台湾海峡三条战线上激烈对抗，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基于遏制对抗苏联扩张与军事安全威胁的共同战略利益，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深度合作；从冷战结束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在经济全球化作用的驱使下，经贸关系日益被视作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关系纽带，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竞争博弈相对趋缓，再到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美关系被视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间的矛盾被视为结构性矛盾，在美国重新考虑在战略与地区层面加强对中国防范与遏制的过程中，中美军事安全领域的矛盾冲突开始凸显。可以说，中美安全关系始终都作为考察中美关系的重要分析视角，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文作为以中美安全关系为研究对象所展开的专门研究，通过国家安全利益的分析视角，明确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产生就是基于各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相关性，国家安全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间安全关系的性质与构成。基于此，本文形成两点基本判断：第一，新形势下，中美两国确已将对方作为自身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所需面对的核心外部变量与威胁，但中美国家安全利益尚未呈现根本性对立；第二，以军事力量、安全合作机制、安全政策观念等国家利益影响因素框定中美安全关系的构成，即使目前中美安全关系战略竞争色彩浓厚，但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还是存在相当的合作空间与管控风险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