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犹如一列高速行进的重载列车。深入参与全球化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GDP规模只有约10万亿人民币；到2019年底，中国的GDP规模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18年时间GDP扩张了900%，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既是中国对外开放，从世界吸收资本、知识和技术的过程，也是中国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于是，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开始了逐步“走出去”，海外商业利益不断增多，对外投资不断增加，人民币也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再往后，中国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的需要与日俱增，中国有了“一带一路”，中国还开始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有了海外军事基地……
不过，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使得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放慢速度，调整节奏。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估计，在未来一到两年内，中国可能要更多面对国内发展的种种问题，缓释国内发展的各种风险因素，放慢增长步伐来弥补过去发展速度太快留下的缺陷和短板。总之，中国的发展中心要向内，而不是向外。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短短20年，中国已经遭遇了数次大的灾难。2003年的SARS疫情，在公共卫生领域给了我们当头棒喝；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不过，这两次灾难发生时，中国整体上处于深入参与全球化的“黄金增长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并未因此而显著放缓。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近20年来遭遇的第三次灾难，也是17年来的第二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次灾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与过去一样呢，还是有所不同？
从长期来看，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不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只是中国发展长河中的一个漩涡。但从短期来看，我们也应该理性地看到，此次疫情发生时中国所处的内外发展环境、发展态势与过去有较大的不同。简单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中国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主要的是中美关系发生了近乎逆转的变化，中国的发展从过去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了现在的“战略竞合期”。这是影响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大变化。第二，中国发展的地缘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全球化进程受到干扰，贸易摩擦加剧，中美贸易战更是直冲中国而来，并且演化为贸易-科技-金融的“三位一体”之战。第三，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趋势性地放缓，进入了长期的速度放慢、结构转变的调整阶段，各种结构性的矛盾愈发突出。
从历史背景来看此次疫情，有理由担心，此次疫情有可能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进程中，成为一次加速下行的“触发点”。根据安邦智库此前的评估，按正常的轨迹，今年中国经济受影响的程度可能在0.5-1.2个百分点。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规模虽然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面临的压力也会比过去要大很多。在2019年，中国要应对的是中美贸易战和内部经济问题（经济放缓+结构调整+债务风险）两大挑战，在2020年则增加了第三个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的冲击因素将加剧内部经济问题的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恐怕难以像过去一样，同时在对内对外两方面都维持进取的格局。换句话说，今后在对内与对外经济方面，我们可能需要适当地调整重心与力度，调整资源分配。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国际评级（Fitch）日前表示，在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可能会减弱，疫情将会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原因有两个：首先，中国将向内转向；其次，外国人将会转向。惠誉全球主权评级主管詹姆斯•麦考马克（James McCormack）在一份报告中进一步写道，在疫情之后，中国的政治优先事项将是制定战略和实施策略来应对这种病毒及其后果，这将是耗时而且会耗费大量资源。“由于发生了无法预料的外来危机，很难想象中国将任何形式的国际事件都放在优先地位。至少从短期来看，中国决策者的内向导向是不可避免的。”
惠誉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际机构和外资的看法，这种分析也能反映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对中国政府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惠誉提及的“外国人的转向”。在我们看来，外国人的转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看法的改变；二是在外资对中国市场看法的改变。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一些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和风险。这种关注和担忧的背后，可能是潜在的外资撤离潮。
总之，中国在2020初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给本已受阻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麻烦。在压力之下，中国未来的发展策略和发展重点，将会更多转向国内，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走出去”进程，可能会不得不有所放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