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已由建国初期最为贫穷的国家转变为人均GDP近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1952年至2018年，中国GDP从679.1亿元大幅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据IMF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近30%的增量。7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70年的伟大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70年的辉煌成就，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实现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变。70年后再出发，要总结好、展示好、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同时也要看到潜在的风险和挑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开始下移，从2008年的9.7%下降至2018年的6.7%。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转向阶段经济增速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更为注重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那么未来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呢？习近平给予了很好的回答：“推动高质量的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要坚定不移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将70年的伟大历程置于整个历史长河中，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的成长成就，探寻未来增长路径。
（一）古代中国的领先
如今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在2030年或者更早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并不新奇。在长达千年的前现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统一连续的强大国家。根据澳大利亚学者郜若素和宋立刚的研究“早在两千多年的汉朝时期，长安就在城市面积、人口数量、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方面与同时代位于亚欧大陆的罗马帝国并驾齐驱”[2]。法国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千年经济史》中经过推算，认为汉朝的人均收入和同时期的罗马是不相上下。可是罗马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了，变成很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彼此间相对独立，经济联系程度较弱。而汉朝（包括东汉和西汉）在长达四个世纪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家，利于技术进步的缓慢积累，人口规模大幅度增长。依据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的观点：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劳动分工，分工越细，生产效率越高，经济增长也就越快；而分工的程度依赖于市场规模。庞大的市场规模孕育了庞大的经济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对于货币的币值要求也越高，早在汉代高价值的黄金就可以作为货币来使用。“汉代黄金一斤值万钱，却无明文规定是货币。事实上却以货币形式流通于市场，但无特定的货币形制。用时是按重量支付，甚至要剪隔使用。所以它非货币，但都又当它是货币。”[3]
自汉以后“远离战乱和政治统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逐渐积累和缓慢提高，人口增长消化了生产的周期性增长，因而从可持续的观点来看，人均收入增幅不大。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一个直到18世纪晚期以前，全球文明都遵循的增长方式”[4]。在这一传统的增长方式下，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是大一统的国家。庞大的市场规模，繁多的人口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规模。二是领先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是火药、指南针以及纸张和印刷术这三项技术让欧洲走出了黑暗时代，殊不知，这三项技术都是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农业社会中铁器的使用被视为技术上的一大进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铁制品已广泛应用于农具、手工具、兵器和杂器，其中农具和手工具应用最广泛。汉代中国的冶炼铁技术已相当发达，据钱穆《中国经济史》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119年）政府在全国的冶铁工业区设铁官49处”。到东汉初年，中国已可以用生铁炒成熟铁或钢的新工艺了。钢的产量曾经被视为一国手工业的基础，也是手工业水平的标志。据研究表明：在公元1100年的宋朝时期，中国的钢产量已达到15万吨，是同时期整个欧洲钢产量的5倍多。三是活跃的市场经济。现代西方社会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土地的私有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商品经济更是活跃，至宋代（公元1000年）在城市中已突破了市与坊的界限，且营业时间已不受限制。总而言之，在前现代社会，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技术水平也最为发达。直至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总额仍高达32.9%，接近1 / 3。前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主要取决于人的经验性尝试错误，人口规模大，技术创新的概率也就大。再者，大一统的国家有利于技术经验的积累和延续以及推广使用。中国这些方面与当时的西欧相比人口规模更加庞大，疆域统一，社会稳定。所以，在前现代社会中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
（二）近代中国的落后
18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欧。那么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欧呢？有学者从文化决定论角度分析，认为儒家的保守文化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西方社会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获得了新生。也有学者从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讨论，西欧在近代社会建立了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而中国在这方面是欠缺的。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人口众多；而西欧国家规模小，人口少，技术变迁速度远慢于中国。近代西欧崛起的最直接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蒸汽机和钢铁得到广泛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其本质是技术变迁速度加快。前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主要靠人们的试错经验，而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依靠试错经验变为主动实验的发明创造。欧洲大量的主动实验，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中国的技术进步水平。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西欧整体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1820—1952年，除了以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5—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在其余时间里大都处于和平状态，在这期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1.71%，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03%”[5]。同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极其低，甚至负增长。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王玉茹的研究，中国在1850年至1887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0.64%，人均收入增长率为-0.54%；1887年至1914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人均收入增长率为0.3%；1914年至1936年是中国的黄金发展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达到了1.45%，人均增长0.92%；1936年至1949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是负增长，分别是-2.4%和-2.87%。
落后的经济加之腐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在中西方较量中屡遭失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向英国、日本、俄国等列强割让领土，出让治外法权，战争赔款，连象征国家主权的关税也长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继任总税务司一直到1909年，一人担任此职位近50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像西方国家的精英分子一样努力使自己的祖国走向自强之路，但是效果不佳。“在欧洲借助于科学实验的方式加速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同时，中国却在科举考试和传统的教育制度下不能形成自主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只能固守旧有的技术与生产水平在原地踏步，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6]。至1950年，按照当时国际货币来表示，中国的人均收入是614，而当时全世界最高的是美国为9573，英国是6847，中国仅为美国的1/15，英国的1/10。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到1950年仅占全世界4.5%。
（三）现代中国的赶超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快速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中国借鉴了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完备自主的工业体系。有学者按照常规的统计标准衡量，1949—1978年，中国年均增长率在6%左右，这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较高速增长了。但是考虑到新增产值中变为投资的比重过大，这样的增长性质使得这种统计不能准确地衡量当时的经济增长水平。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过分的集中于工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重工业领域；在资源分配方面几乎完全是按计划分配，鲜有市场分配资源；国际贸易占比小，微乎其微；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156美元，是当时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排名全世界倒数第四，连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 / 3都不到。而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06万美元，德国是9446美元，法国是9221美元，日本是8221美元，英国是5976美元。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 / 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的40年中，GDP的年均增长率达9.6%，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78%，中国的年均增长率是世界的三倍多。2018年人均GDP为9900美元，已经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人均GDP从2000美元翻两番到8000美元仅需16年，而美国需要81年，韩国是20年，日本是17年，全世界平均是54年。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越来越大，美国GDP占世界的份额越来越小。根据IMF的测算，中国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18年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近30%的增量。
中国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这个奇迹会一直延续下去吗？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会呈现高速增长，但时间不会拖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有所下滑，从2008年的9.7%下降至2018年的6.7%，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国际上的一些学者悲观地认为中国将会跨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赤道几内亚、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13个经济体先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7]。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经济体中只有韩国和日本人口超过250万。那么人口数倍于日本的超大经济体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呢？
当我们回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会发现，它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也存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日本战后得益于美国的援建和朝鲜战争的需求，在1953年完成了新一轮的工业化，至1973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9%；1973年因石油危机，经济增长短期内陷入萧条，1975年至1990年，年均增长率下滑至不足4%，经济增长进入第二阶段；从1990至今日本进入所谓“迷失”的时代，年均增长率在1%左右。另外韩国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以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大约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至第二阶段，年均增速约为4%。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巴西也都存在经过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增速下行一个台阶。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在实现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出现下滑现象似乎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弄清楚下滑的原因，会不会一直下滑？继而像日本一样进入“迷失”年代。
对于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短期的原因，如周期性、外部性的因素。林毅夫认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下滑，更多的是外部影响，更重要的是周期性问题”[8]。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复苏，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收入减少，势必需求疲软，这对出口占很大比重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不利的。从国际大环境来看，短时期内，新型市场经济体的增速都在放缓，同时一些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速也在下降。“短期内世界增长还会进一步下滑，可能在未来5至10年内很难恢复。”有的学者认为是长期的原因，如“人口红利”消失，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等。蔡昉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到人口红利的支持”[9]。2012年，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是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韦森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移的原因在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普遍下降，意味着整体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移。目前中国经济大致相当于日本经济在1973年到1975年所面临的情形，即正在从高速增长时期转向中速增长期移位。”[10] 发改委经济所易信和郭春丽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中国经济增长下移，下移已是事实。这一阶段经济增速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更为注重的是可持续的增长与增长质量。那么未来中国通过怎样的增长路径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呢？
二、四种形式经济增长路径
将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增长现实结合研究发现大致存在四种增长路径，即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劳动驱动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消费驱动型增长路径、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通过对四种增长路径的比较得出，依靠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劳动驱动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消费驱动型增长路径在未来中国是行不通的，未来之路在于创新。
（一）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
哈罗德模型所揭示的均衡路径就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也可以称之为资本投入型，主要是依靠资本，自然资源和土地等实物资本的不断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这种路径中，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往往较多，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追赶型的经济体更是如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速超过人口增速的经济增长，政府一般会使用行政力量，扭曲要素价格，加速资本积累，以实现迅速的工业化，进而促进城镇化。投资驱动型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微观上，这种增长方式会带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投资是为了未来的消费，如果一直靠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势必在未来会形成强大的产能导致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的增长；宏观上，增长依靠大量的自然资源、能源等实物资本的投入，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利用率低，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总体来看，我国的投资率是稳步上升的，1978—1990年的年均投资率是35.45%，1991—2007年是38.7%，2008—2017年是46.0%。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投资率有着较大幅度的提升，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投资率20%。然而我国的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却是在波动中下降的，2017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投资率的上升，而投资贡献率却在下降，说明投资效率不佳，已无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依赖投资驱动增长，给我们的能源利用和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我们国家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这和我们国家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有很大的联系”[11]。近年来虽然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逐渐下降，但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约40个百分点，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过重，是近年来引发雾霾天气等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与世界上其他一次能源使用较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煤炭使用量仍然是占比过重。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能源的消费结构也是很难改变的。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会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是不可持续的。
（二）劳动（普通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
劳动投入型增长主要是发生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尤其是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体中，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正是依靠廉价的大量劳动力的投入形成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增长。蔡昉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人口红利”带来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基本的传导机制是，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充分的劳动供给，劳动抚养比低会导致高的储蓄率，而高储蓄正是高投资的来源；另外“劳动力无限供给阻止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12]。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人口红利就会消失。根据蔡昉的研究，2004年至2010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时期，在这之后“人口红利”的消失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下降。
自2010年以来人口抚养比已不再下降，而是开始增加，由2010年的34.2%上升至2017年的39.2%；人口老龄化比率逐年增加，至2017年已达11.7%，远远超出7%，已然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虽然绝对数还在增加，但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自2011年也开始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研究认为：1978年至2000年我国GDP增速平均为9.68%，劳动力增长贡献了1.25个百分点；2001年至2009年，GDP年均增速为11%，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仅是0.31个百分点；2010年至2017年GDP年均增长增速是8.28%，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下降至0.21个百分点。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普通劳动投入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里的劳动是指非熟练工人，不包含人力资本。
（三）终端产品（GFP）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
终端产品（GFP）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投资，衡量的是一国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消费。终端产品的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经济增长最终的归宿也就是有更多可供选择的终端产品。消费需求与生产性投资需求不同，投资需求直接就能带来经济增长，而消费需求，是会引发新一轮的投资从而带来增长效应，这种效应带来的增长是有效的，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消费需求引致的投资是经受市场检验的。而投资具有自我循环的特点，尤其是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实现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可供消费的终端产品；二是居民的消费能力；三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首先从供给端来看，目前中国存在供给和消费结构不匹配的问题，近年来出现的中国游客日本购买马桶盖、学生书包等现象，以及对进口汽车的青睐，都说明了国内的供给在有些领域无法满足消费需求。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境游人群的消费总额为2,58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占世界出境消费总额比重的21%。中国人均GDP在2017年排名世界69位，可是中国的人均出境旅游消费水平却是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当然中国出境旅游的人群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相对富裕阶层。出境消费的人数越多，比重越大，越能说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存在脱节的地方，是不匹配的。其次从消费能力来看，中国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仅是美国的14.7%，日本的22.9%，韩国的29.6%；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差距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228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 251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4 617元，城镇是农村的2.7倍，城乡差距大且这种差距呈现发散态势，总体上存在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后从消费倾向来看，依据胡雅梅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总体上增长速度是慢于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中国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上是下降的，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波动下降的，且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波动幅度是大于城镇的。因此，无论是从供给结构，消费能力还是消费倾向上来看，单纯依靠终端产品的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是行不通的。
（四）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
罗默模型和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模型揭示的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稳态路径，正是因为创新研发者的不断创新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均增长。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是指经济的增长不再依赖于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而是决定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在于不断持续的创新所引发的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改善。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50%时，实现稳定的增长就要依赖于研发者不断的持续创新。根据王华的研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然超过50%。另外依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研究认为“目前我国进入资本推动和劳动力供给双重下滑阶段，确保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超越50%时，还要继续实现提高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依靠创新的奇迹。国家统计局盛来远[13] 等人通过假设中国未来技术进步稳定，生产效率稳步提高的基础上预测了中国2021年至205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50~65%之间。因此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的稳定增长创新驱动的增长路径是必然选择。
创新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竞争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一国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的较量，实质上这些都要归结到自我创新能力上，创新能力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撑。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近代中国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就是与历次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技术迭代失之交臂。第一次工业革命与18世纪中叶率先在英国产生，法国、德国、俄国以及后起之秀美国紧随其后，至18世纪末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人类进入蒸汽技术时代。依赖于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动力技术，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却将这些创新带来的新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愚蠢地拒绝新技术，最终使得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境地。19世纪中叶以电力和内燃机的使用为标志的二次工业革命，先后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相继完成，人类进入电气技术时代。而中国由于国内频繁爆发内战，加之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自顾不暇，无缘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届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物质和资本匮乏，也未能完全地与之统一步伐。各种缘由，使得近代中国错失了三次技术革命的良机，与西方发达国家拉开差距，在国际上的地位日渐势下。值此中华民族复兴之际，我们要紧紧抓住创新这一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和核心力量。
创新驱动是世界大势所趋。全球新一轮的技术变革，产业调整加速迭代，未知的科学探索从微观向宇观纵深拓展，以新型互联网、人工智能、共享、泛在为特征的技术创新将打破现有国际分工秩序，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创新发展战略成为多国谋取未来的重要核心战略。美国的《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和日本发布的《日本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以及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地平线战略》，都将创新驱动视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次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也可能会使得差距进一步拉大。当今的中国正处于赶超西方的下半场，唯有重创新、实创新、勇于创新，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
三、结论与启示
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和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因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都是属于生产要素，实质上是要素驱动增长路径。而终端产品消费驱动型增长路径是从消费端分析的增长路径，目前中国无论是从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以及供给消费的能力都不足以支撑这一路径。创新增长路径实质上通过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引起的效率改善。通过比较分析四种经济增长路径得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之路在于创新是符合增长事实和客观经济规律的。
加大创新支出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基础条件。然而我国创新支出与GDP之比（创新强度）却远远低于创新强国美国，德国和日本，2017年德国占比为2.94%，日本为3.14，美国为2.74%，而中国仅为2.11%（详见表1）。在企业层面，世界研发支出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5家美国公司，中国仅有华为一家，且也是在排名前50名里唯一的一家中国企业，而美国却拥有22家企业进入前50名。另外我国七成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低于5%，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20~3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足见，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企业层面的创新研发差距还很大。
近年来美国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极力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继对中兴、华为施行技术封锁以后，又将芯片制造商海光、超级计算机开发者中科曙光、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等五家专注芯片研发的科技企业拉入“实体清单”。中兴之所以被美国“一招制服”，就在于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创新力不足。美国越是打压与封锁，越说明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回首波澜壮阔的70年，为新中国伟大历程取得辉煌成就感到自豪，但不会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新中国70年，中国创造了空前的增长奇迹，70年后再出发，要实现中高增速的高质量增长，创新路径是必然选择且任重道远。
注释
[1][6]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第58页。
[2][4] 宋立刚、郜若素、蔡昉：《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3] 钱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07页。
[5] 宋立刚、郜若素、蔡昉、江诗伦：《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7]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8] 林毅夫：《中国经济下滑更多的是外部影响》，《上海国资》2016年第4期。
[9] 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中国证券报》2018年6月23日。
[10] 韦森：《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11] 能源局副局长：《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总体仍偏低》，《电站信息》2012年第6期。
[12] Cai, Fang and Zhao Wen,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March, 2012, P. 26.
[13] 盛来运、李拓、毛盛勇、付凌晖：《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经济增长前景预测》，《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年第12期。
（图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