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下,要确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必须加强社会的诚信建设。同时,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下,要着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体系、危机干预机制。这说明,无论是公领域还是私领域,都需要加强全社会的信任体系建设,提高公众的信任水平,为“十三五”规划的有效实施提供坚强保证。
信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一直以来,公众的信任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平稳发展、防范社会风险和化解潜在危机的重要指标。依照信任理论,当处于不确定和复杂的社会情景时,公众会自动评估自身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并决定是否信任潜在的互动对象。通过这种判断,个体可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进行锚定,对其风险性予以理性的评估。当公众在自身经历、个体感受以及各类信息基础上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性(即正向性)的综合判断或预期时,就会对外在环境予以信任,对之赋予安全性的评估,并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展现参与、合作、包容等行动意志。信任程度越高,安全性也就越高,参与意识、合作意向、包容心态等行动意志的积极程度也就越高。
根据交往双方的身份,外在环境中的互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互动,发生在人际交往领域,交往对象包括家人、朋友等,催生人际信任;另一类是制度互动,互动对象是制度或者实施制度的代表(比如医生、法官、警察等),互动行为是以制度规范为依托。无论何种互动对象,如果公众能对与其交往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予以积极性评估,就会赋予一定程度的信任,指导下一步的行动。否则,为避免风险,公众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等来甄别对方的可信任度,导致互动效率降低,社会运行困难重重,社会发展难以提速。
因此,信任可以减少社会的互动成本,确保有效的经济(或非经济)交换,维持社会秩序,降低社会风险和危机隐患。在经济活动频繁度加强、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现代社会,通过公众的信任水平,可以较好地评估公众内部、公众与外在环境的关联度,公众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进而评估社会发展的潜在速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5年下半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SS2015”)显示,这两类信任各有特点,呈“喜忧参半”的态势。
人际信任内部呈现“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的人际关系通过血缘、地缘的纽带联系而相互叠加,呈现以个体为中心由亲至疏的“差序格局”状态。CSS2015调查显示,发生在人际关系内的各类信任也呈现差序格局,但公众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远远低于其他类型的人际信任,出现巨大的人际断裂。
1.人际信任存在差序格局。调查显示,在对亲人、朋友、邻居、陌生人这四类常见的人际交往人群进行信任评估时,公众对“亲人”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对朋友的信任,对邻居的信任排在第三,对陌生人的信任排在最末。人际信任的排序说明公众对不同类型的人际群体持有不同程度的信任,人际信任内部也存在“差序格局”。
2.亲人获得的信任度最高,陌生人最低。值得注意的是,人际信任内部的差异程度非常大。公众对亲人的信任度接近100%,但对其他群体的信任度都比它低了至少10个百分点。有86.5%的公众愿意信任朋友,邻居获得80.1%的公众信任。陌生人排在最末,获得的信任度仅5.6%,比对亲人的信任度低了90多个百分点。与CSS2013数据相比,CSS2015中对亲人和朋友的信任度减少了3.1个百分点,而本就不高的陌生人信任度也少了近1个百分点。
以上发现说明,人际信任中“对亲人的信任”是最稳定、最有效的信任,加强家庭建设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同时,随着陌生人在社交网络中占比的攀升,提高对陌生人的信任是提升人际信任整体水平、提高社会发展环境质量的重点。
制度信任内部存在显著不同
作为传统人际架构范围之外的行动准则或办事规程,制度是对“非人际”关系领域内的社会互动的一种规范和承诺,而公众之所以对制度(代表)产生信任,在于相信这些制度会顾及自身利益,并且它能够在相应领域内实现对公众的承诺。
1.制度信任内部也存在显著不同,教师获得的信任度最高、商业信任最低。在对同事、党政机关干部、商人、教师、医生、警察、法官七类常见的制度代表的信任评估中,公众对教师的信任度最高,达到86.5%。随后是医生(78.4%)、同事(69.4%)、警察(68.2%)、法官(60.9%)、党政机关干部(53.8%)和商人(29.8%)。公众对各类制度代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意味着公众对这些制度代表能否照顾到自身的利益、能否履行相关承诺存在不同程度的评估。
2.公众对党政机关干部的信任度稍有提升。与CSS2013的相关数据相比,党政机关干部获得的信任上升了4.3个百分点,说明此制度的代表获得公众的认可度在提升。不过,作为政府组织各个环节运行的执行者,党政机关干部的身份地位比较特殊。他们理应获得排名靠前的信任度,才是“为人民服务”工作宗旨的真正体现。排位靠后的现实情况,说明党政机关干部的各项作风仍需改进,以便实现更为融洽的干群关系。
3.公众对商人、医生的信任度在下降。与CSS2013的相关数据相比,商人获得的信任度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商业信任呈下降趋势。这将导致商业运行成本增加、拉低供给侧改革成效,还很可能引发各种不可预见的社会冲突。此外,CSS2015中医生获得的信任度也降低了3.5个百分点。尽管国家在医疗保障方面做了各种努力,但从信任数据下降的事实来看,2013年以来的医疗保障制度很可能未达到承诺的水平,易引发不必要的医患矛盾。
多举措促进社会信任
通过比较CSS2015与CSS2013的相关数据发现,公众对商人、医生、陌生人的信任度均在下降;党政机关干部获得公众的信任度虽有上升,但总体排名靠后。为提升公众的信任水平,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培育良好商业风气,严惩各类商业不良小事件。为有效提高公众对商业领域的信任,需狠抓商业作风、规范商业行为。建议以公众生活中遇见的各类商业不良小事件入手,重点整治商业领域里的各种背信行为,把“小事件”归档分类,成立专案工作组。培育良好商业氛围,避免商业信任的恶化和异变。
第二,建立符合医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确保医改政策落到实处。改进医疗器械及药品的招标模式,建立定价者、招标者和使用者相互协助、相互制衡的工作模式。同时,从制度上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收入水平,杜绝灰色收入;合理用药,确保医改实惠落实到民。
第三,推进反腐反官僚作风的工作,鼓励群众参与。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各类反腐工作,避免各类不良作风从明面转为暗处。设立热线,奖励群众实名举报各类贪腐事件,及时回应并公开相关处理过程。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激励公众核实并反映政务的真实性。
第四,尽快实施社会信用终生制。随着社会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与陌生人打交道的频率急剧增长,商人或商业组织也成为日常生活经常面对的互动对象。应尽快建立畅通的社会信用平台,实施信用信息终生制。建议试点先行,为商人/商业组织建立信用档案,与各项重大社会活动联网挂钩,对重大背信/守信行为予以记录,为信任评估提供参考和制度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