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随后10月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此次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是中日双边政府互动与外部因素助推等带来的结果，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中日关系的变化也并非短期事件，而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循环特征。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中日关系反复恶化与改善似乎成为一种常态。尽管中日关系短期仍会维持一定的积极发展态势，但长远来看，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几大突出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中日关系摆脱“恶化与改善”周期循环的惯性，仍不容乐观。
一、中日关系“恶化与改善”的循环
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先后经历了两次“恶化与改善”的循环过程，大致以十年为期，第一次“恶化与改善”时期为2001～2009年，第二次“恶化与改善”时期为2010年至今。
（一）中日关系的第一次“恶化与改善”。中日关系的第一次恶化（2001～2006年），主要发生在小泉纯一郎政府时期。直接原因是，小泉执政五年多时间里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冲击了中日关系。在此期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高层互访中断，国民感情严重下滑。这一时期，人们往往用“政冷经热”来形容中日关系。而事实上，两国关系已经恶化到了“冰点”。尽管遭受国内外各方舆论的巨大压力，但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体现出其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和对外事务上的“鹰派”立场，并试图通过此种有意的对外宣示，将日本的对外政策与历史问题“脱钩”，使日本外交不再受制于历史问题的牵绊。
中日关系的第一次改善（2006～2009年），是两国关系在小泉时期跌入“冰点”的困境下得到的暂时修复。这轮中日关系改善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国领导人先后通过“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恢复了一度中断的高层互访，中日长期“政冷经热”的失衡局面得到缓解。二是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指导中日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之所以得到改善，首先，建立在继任历届日本政府对小泉政府在历史问题上过激做法的修正，小泉之后的多位首相均未参拜靖国神社；其次，日本试图与中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强调经济合作。第一次安倍政府强调要从经济领域出发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向，安倍访华时倡导与中国积极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并做出了一些改善中日关系的行为。福田康夫政府时期，两国将战略互惠关系以政治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政治遗产。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调整了小泉政府“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采取了偏向温和与重视与亚洲合作的路线。譬如，福田康夫政府提出“强化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共鸣外交”，充分认识到了“平衡”日本对美外交与亚洲（对华）外交的重要性；鸠山由纪夫政府推行日美对等外交，倡导地区一体化与集体安全，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加强中日韩合作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二） 中日关系的第二次“恶化与改善”。中日关系的第二次恶化（2010～2014年）主要表现在围绕钓鱼岛问题，两国矛盾严重激化。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闹剧、2012年9月野田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等事件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再加上2013年12月，安倍在第二次上台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日关系恶化至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究其原因，首先，领土争端成为此阶段影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拒绝承认中日存在争议，采取一系列单方面非法措施，强化其在钓鱼岛争议上的强硬立场，中国也采取了多项反制措施。其次，中日国力消长带来的两国关系格局与彼此认知变化成为深层因素。2010年中日两国GDP发生逆转，“日强中弱”的关系格局转变为“中强日弱”，“中国威胁论”“中国单方面以实力改变现状”的论调在日本甚嚣尘上。最后，美国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携美制华”成为重要外部变量。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应对中国成为日美同盟最大的战略目标，而强化日美同盟既符合日本对华政策本质，也符合突破国内政治禁区的需求。
中日关系的第二次改善（2014年至今）经历了从“趋稳向好”（2014～2017年）到“重回正轨”（2018年至今）的渐进式过程。在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局面下，两国开始着手管控分歧与危机，避免走向全面冲突与对立。2014年以来，通过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实现多边场合的首脑会晤、建立各项冲突管控机制以及加强政党交流等，两国关系逐渐趋稳向好。进而，在中日关系得以管控的前提下，2018年以来，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得以恢复。在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2018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首脑外交的推动下，中日关系逐渐实现转圜并重回正轨。
（三） “循环”背后的对华认知逻辑与舆论演变。中日关系出现反复恶化，直接原因是历史与领土问题。但与此同时，两次恶化与日本政府对于历史和领土问题的认知逻辑以及日本国内对华舆论的演变密不可分。
如前所述，第一次恶化在于小泉政府屡次触碰历史问题的“红线”，但日方却将历史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甚至要求中国改善历史问题中的“反日教育”。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逻辑是，中日历史问题摩擦凸显在于中国长时间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而爱国主义教育又以“反日教育”为主，“反日教育”即为“反感日本之教育”，结果导致中国国内民族主义不断“膨胀”，直接表现为民众对日不满情绪激增，反日游行高涨，使得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但实际上，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并未指向别国，“反日”也只是日本伤害中国国民感情的结果，历史多次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为“被动反应型”，而非日本的“积极进攻型”，中国针对日本爆发的民族主义，是由于小泉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刺激产生的。此外，虽然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甩掉“历史包袱”来迎合日本国内民粹主义，但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并不站在道义制高点，日本国内舆论在这一时期仍处于分裂状态。关于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国内既存在小泉等强硬右翼政客为首的“合祀”派，也有在野党为代表的“分祀”派与坚决抵制参拜的左翼派别。甚至连偏向保守立场的《读卖新闻》，也对小泉对待历史问题的冒险行为进行了批判。
第二次恶化在于日本主动挑起领土争端，却反复强调“中国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意图据此逻辑来制衡中国。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中日的国力对比发生逆转。基于国力消长，日本开始不断渲染中国凭借实力增加军费开支，扩充海军力量，试图通过主张领土与海洋权力来改变“现状”，由此造成日本的周边安全环境不断恶化。在这样的逻辑下，日本出于维护“航行自由”和海洋安全的考虑，积极拉拢相关南海声索国与域外大国，试图构筑围堵中国海洋维权的国际联盟。与第一次恶化时日本舆论尚处分裂不同的是，2010年之后日本国内的对华舆论逐步趋同，即政府层面将中国牢固树立为“战略竞争对手”与“外部威胁”，而社会层面则几乎整体对中国抱有负面态度。这是由于：首先，中日两国实力的逆转，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产生了“地位焦虑”。较之美国将中国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经历了三届政府，日本自2010年之后就将对华认知从“战略互惠伙伴”转变为“外部威胁”，转变之快，可见一斑。其次，尽管日本民众对政治与外交普遍存在政治冷漠，但对于领土纠纷往往予以高度关注，公众舆论经常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日本领土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安倍政府不断强化领土问题的内外宣传，将中国营造为威胁与外压，四处散布“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逻辑，一时间，媒体对华负面报道激增，增强了各界对华的负面认知。
综上所述，第一次“恶化与改善”时期，中日关系总体仍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为基调，尽管中日关系当中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凸显，但仍然是合作中的竞争关系；第二次“恶化与改善”时期，中日关系演化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态势，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呈现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
二、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原因分析
2014年之后，中日关系恶化导致的危机与分歧逐步得到管控，两国关系也开始趋稳向好，并最终于2018年重回正轨，这是由一系列原因促成的。从日本方面看，安倍政府基于现实利益考量，调整了对华强硬路线，将对华政策从“竞争”转向“协调”；从中国方面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塑造与积极引领对日外交的能力不断增强，中日关系得以正向发展；从外部因素看，美国特朗普政府造成的影响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助推”了中日两国彼此接近。
（一）现实利益驱动下日本的对华“协调”。安倍政府认识到继续对华实施强硬政策不符合现阶段利益需求，进而将对华立场由“竞争”转向“协调”，同时经济界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需求也推动了安倍政府的对华协调。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多次谈到，要拓展中日务实合作的新空间，造福两国人民。安倍首相也表示，“日中关系从竞争进入了协调时代。”2018年10月，安倍作为日本首相时隔七年再度访华时释放了三个重要信号，即“日中从竞争走向协调”“日中是伙伴而不是威胁”“日中要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制”，这被看作是安倍政府的对华“三原则”。“三原则”实则反映了日本在对华政策、对华认知和对华需求三个层面的转向。在对华政策层面，所谓“竞争”是指安倍政府一度延续并加强了民主党后期以来日本在领土、历史、经贸、地缘、舆论等多方面与中国展开的激烈竞争；所谓“协调”是指安倍政府调整了过去的“远交近攻”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地区事务、安全机制以及人员往来等方面开始加强与中国协调。在对华认知方面，为应对中国崛起和突破国内政治禁区，安倍政府长期将中国设定为“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战略竞争对手”与危及日本及东亚安全环境的“外部威胁”，现阶段则呈现出淡化地缘、安全领域的对华“威胁”认知，突出经济领域的对华“伙伴”认知；在对华需求方面，面临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不断上升，安倍政府希望寻求与中国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达成共识，共同应对外部风险冲击。
可以判定的是，安倍政府的对华转向主要基于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目的在于助力国内经济增长。第二届安倍政府成立以来，大力推进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日本经济进入了稳定复苏的阶段。在安倍任期的近七年时间内，日本的名义GDP从2012年第四季度统计的490.3万亿日元将增至2019年的566万亿日元，预计增长幅度接近15%，尽管年均GDP增长率只勉强超过1%，但也取得了“战后最长时间的景气恢复”。第二届安倍政府之所以能够实现“超长期执政”，正是在于其任内较好的经济表现，因此保持经济盘的基本稳定成为安倍执政后期的重要抓手。安倍政府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目前国内各项经济指标都积极向好，但日本经济仍是“缺乏实感的繁荣”，日本经济仍面临诸多挑战。当下日本不仅面临国内劳动力和资本匮乏以及全球经济风险不断凸显的结构压力，也要面临消费税提高、奥运会“景气经济”的可持续性不确定等现实问题，日本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大，安倍政府需要向外寻找出路，加强与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协调。
除政府层面之外，日本经济界强烈的经济利益需求，也为安倍政府对华“协调”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受中日关系第二次恶化影响，陷入了“政冷经凉”的局面，日本企业在观光、交通等方面的对华投资收益大幅折损，对华出口也遭受重创。由于企业自身利益受到波及，日本经济界表达了对安倍政府的不满。时任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表示：“日本政府深深伤害了日中两国企业和民间多年来费尽心力构建的友好关系。”2017年11月和2018年9月，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组成的大型访华代表团两度来华，寻求改善日中关系，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两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日本的经济界领袖十分清楚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对华高度依存中存在的脆弱性与敏感性反而愈发凸显，因此在对待贸易摩擦问题上采取了比美国更加稳健的姿态。现任经团联会长中西宏明明确指出：“将中国视作敌人，日本将不复存在。美国或许可以这样做，但日本不会。”经济界作为“压力团体”一定程度上促使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了接触姿态，这也成为推动安倍政府改善日中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2017年5月，安倍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特使参加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7年6月，安倍在东京表示愿意在“认同公平公正的亚太发展理念、透明开放的招标方式和经济回报性高、债务可偿还的前提条件下参加‘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12月，安倍在“中日CEO峰会”上表示：“日中两国合作来满足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可以为两国发展和亚洲的繁荣做出贡献。”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认知的变化，进一步促成了中日“企业主体、政府推动”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双方企业展开合作的基础上，两国形成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中日第三国经济合作官民联合委员会”“泰国经济走廊中国—日本第三方市场合作国际研讨会”等具体合作机制。日媒预计2020年习近平主席访日时，将召开第二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政府将为两国企业与金融机构决定具体投资项目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二） 中国主动引领和积极塑造对日外交。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一方面是现实利益驱动下安倍政府的策略调整，另一方面更是中国主动塑造、积极引领对日外交的结果。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由过去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进入到“开拓创新，主动塑造，积极引领”的新时代，中国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积极引领世界形势发展演变的能力持续增强，对日外交也不断呈现新发展。首先，中国在对日外交中始终能把握原则与余地并存的对策空间。在中日关系第二次恶化期间，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在领土主权与历史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向外界传达了中国与日本的挑衅斗争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在原则问题决不让步的同时，中方也向日方留有一些解决问题与管控分歧的余地。在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表示了“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等原则立场，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坚持原则、斗而不破、收放有据、留有余地的对日政策空间。其次，中国在对日外交中始终能坚持反制与沟通并重的对策路径。针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快速宣布钓鱼岛领海基线、发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白皮书》、实现舰机的正常巡逻、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涵盖钓鱼岛等方针措施，做出了有力的回应；针对历史问题，中国举行了国家公祭，设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隆重纪念“九一八”事变、七七全面抗战，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年大阅兵等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在精准反制之余，中国也始终致力于与日本妥善处理分歧，共同管控危机，努力与日本创造接触对话的良好条件。在首脑外交的引领下，两国重启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启动海空联络机制，使得两国得以绕开旋涡，避免冲突升级。最后，中国在对日外交中始终能利用官方与非官方并举的对策渠道。毋庸置疑，两国政府在中日关系的互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与此同时，非官方层面交流也成为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依托。即使在中日两国关系尚未重回正轨的2013～2016年间，中国公民访日人数也呈现增长态势，2018年更是突破了800万人，中国游客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促进中日理解的重要力量；即使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北京—东京论坛”作为重要的中日二轨对话机制也为两国搭建了定期交流平台，为中日关系改善提供了重要的智识与思想来源。此外，为努力缓解两国“政冷经凉”的局面，中国自倡议“一带一路”伊始，就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欢迎日本参与合作，这使得日本经济界逐渐认识到“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并开始探索具体合作模式。
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也是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环境不断改善的突出表现。“周边是首要”的方针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积极运筹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得到了明显好转，周边外交环境直接或间接得到改善。中国与南海相关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在2016年后得以缓解，中越、中菲紧张对立显著降温；中印洞朗对峙危机后，2018年4月和2019年10月，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先后在武汉与金奈的两次会晤深化了双方互信；尽管出现了马来西亚新政府取消铁路和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变故，但马哈蒂尔总理随后两度访华，仍表现出对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的欢迎；2018年以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四次访华，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中朝政治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中韩关系在“萨德事件”后也在近期出现了回暖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周边外交环境的整体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发展安全观”已经成为解决周边相关争议问题、维护周边稳定、推动周边共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在“发展安全观”的指导下，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逐渐从提防对抗转变为务实合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也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从属于中国整体周边外交局面改善的大环境，是“发展安全观”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成功实践。在中国与南海相关国家逐渐管控分歧、扩大合作的背景下，日本企图恶意炒作南海问题，制衡中国发展海洋强国失去了外部环境；中朝关系的进一步巩固使得日本在朝鲜导弹试射、绑架日本人问题上希望与中国加强协调；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决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姿态，让日本三思“亲台”的冒险举动；中韩关系的回暖与日韩关系的恶化，使得日本更加重视中国在三国合作中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在周边国家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良好成果，促使日本对“一带一路”由完全抵触向有限度接触转变。
从国家间关系来看，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是中日两国在摩擦矛盾与合作依存关系中双边互动的结果；从外交整体布局来看，对日外交又是周边外交的关键一环，中国在处理与日本争端时始终坚持安全与发展相统一的思想原则，既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安全，也寻求与日本合作、共谋发展。由此可见，周边外交环境的整体改善形成了推动日本对华“协调”的联动效应，对日外交作为中国周边外交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推动了中日关系重回正轨。
（三）美国作为外部因素的“助推”作用。美国作为外部因素，在全球、区域、双边三个层面对中日两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全球层面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上台，标志着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与多边主义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中日两国均遭受了巨大冲击。中国作为美国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成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首要对象。自2018年7月美国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第一轮关税以来，美国已向中国发动了四轮贸易战，加征力度与波及范围前所未有，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日本作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逆差国，也成为特朗普政府特别关注的“贸易修正对象”。特朗普将日本视为“长期利用美国的国家”，并表示“这样的时代将就此结束”。尽管安倍希望通过与特朗普的频繁会晤，能够得到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对日本的“豁免”，但特朗普政府不仅对日本实施了“232调查”，同时要求与日本在农业、汽车等多个贸易领域展开谈判，迫使日本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让步。经过多轮谈判，2019年11月和12月，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日美贸易协定”，该协定在两国关心的农产品与汽车关税方面达成了阶段性一致，但日本并没有完全消除来自美国的经贸压力。日本国内有分析指出，“该协定并非永久性，并且存在美国再次追加日本汽车关税的可能性，协议实际仍然是不对等的”。中日两国都是战后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旗手。在2018年8月的第七次中日财长对话中，中国和日本均表示要共同维护和促进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从区域层面来看，在美国不确定因素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展开了区域经济制度建设并转而与中国加强合作。特朗普政府对既有全球及区域经贸表现出极度不满，退出了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内的一系列区域经贸制度，甚至扬言要退出世贸组织（WTO），美国贸易政策愈发从“多边”向“双边”转移。在此背景下，日本为了不在应对单边主义中处于被动，积极展开了“自救”，先后与欧盟和亚太地区十国签订了“日欧经济伙伴协定”（EPA）与“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形成了巨大的自由贸易圈。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日本媒体指出，安倍政府从抵触向接触转变，将“印太战略”更名为“印太构想”，旨在向外界传递日本减少牵制“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
从双边层面来看，在美国因素的“助推”下，中日两国基于互惠互利的共同需求，从竞争走向合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使得安倍政府对美战略自主性不断上升，从而改变过去对中国的“硬制衡”战略，而是在对华外交上更加灵活，加强与中国在经贸层面的彼此往来。日本有观点认为，面对中美贸易战，日本存在发挥作用、从中斡旋的空间。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认为：“中美之间对峙如若放置不管，会成为日本的威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指出：“为了实现稳定的美中关系，日本要拿出智慧和提供合作。日本必须有这种觉悟，不应该只做旁观者。”日本也有声音认为，面临经济放缓和环境等课题，中国政府不希望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发生不必要的摩擦，而美中贸易摩擦也成为中国与日本走近的原因之一。但需要看到的是，中日关系从2014年就开始寻求管控分歧，改善关系，两国都认识到稳定、和平的中日关系符合共同的国家利益，美国只是在后面“推了一把”。
除美国因素之外，日本与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的交涉困局、与韩国关系的恶化以及在朝鲜半岛问题的被边缘化等等，都使得安倍政府当初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和“价值观外交”难以为继，日本必须保持对华的适度接触，在经贸以及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
三、中日关系能否走出“恶化与改善”的循环
中日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短期来看，中日关系将延续目前的改善势头，这主要是由于促使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上述因素不会发生明显变化。除此之外，习近平主席预定2020年正式访日、两国即将先后举办奥运会等一系列利好因素，也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日关系走出“恶化与改善”的循环仍不容乐观。这是因为，横亘在中日之间的几大突出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首先，中日两国国力消长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消解。所谓结构性矛盾，即形成后相对固定且短期难以改变的矛盾。具体而言，这些矛盾包括冷战结束后，两国共同安全利益下降后出现的“安全困境”、两国试图成为本地区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冲突、两国实力逆转而出现了“中强日弱”的局面以及中日两国政治、社会状况变化及媒体影响等复合因素而导致的双方国民感情恶化。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崛起，日本经济则陷入长期低迷，两国实力从不断接近发展到“世纪逆转”。自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以来，两国的经济总量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2018年，两国的GDP差距已经达到了近2.7倍。在东亚地区以中国为经济中心的格局基本固定的情况下，日本作为曾经的“优势国家”，在“高品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西方价值观”方面仍存在优越感，很难对中国物质权力与制度权力的崛起做到认同。必须清楚，日本要真正接受中国崛起，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那种认为只要中日国力进一步拉大，日本就会很快“靠向中国”的观点，不是一种误判也是一厢情愿。
其次，历史、领土问题暂时处于管控或搁置状态，仍存在再次凸显的可能性。未来，一旦围绕中日关系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历史和领土这两大问题还有可能再度凸显，并再度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除此之外，作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另一大问题——台湾问题更不容忽视。也就是说，台湾问题作为潜在因素，不能排除成为导致中日关系再次恶化的矛盾点。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着亲台势力，2012年自民党夺回政权后，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急剧“回潮”，在经过几年的“消沉”之后出现了重新集合的势头。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曾表示：“台湾对我国而言是共享基本价值观、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及人员往来的重要伙伴。”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大大提升了日台“实质性”关系。只是囿于中日关系趋稳向好的大环境，日本在表面上看去有所收敛而已。基于日本对华战略传统上的“两面派”做法，可以断言，今后一旦形势有变，日本随时可能拿台湾问题做文章。尤其是，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大大提升，未来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日美共同对华施压的“楔子”，值得密切关注。
再次，在未来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背景下，日本外交选择面临两难。从中日关系“恶化与改善”的循环中可以看到，当中美战略竞争中经济议题凸显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会选择外交平衡，即突出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方面，表现为“中日接近”；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安全议题凸显的情况下，日本则会出现外交失衡，即突出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的方面，表现为“携美制华”。现阶段日本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采取了灵活的对华政策，尽量避免对中国正面对抗的“硬制衡”，中日关系因而呈现良性发展。但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在安全议题上的战略自主性十分有限，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外交失衡性仍然不可避免。特别是如若美日欧在双边贸易谈判、WTO改革等经济议题上达成一致，美日对华政策中安全议题的排序是否会再次优先，值得留意。美国前高级官员主张称，“依据对华施压的贡献度，美国的同盟排序结构势必会发生变化，在东亚，日本将变得比韩国更加重要”。此外，日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仍存在限度，在日方看来，“第三方市场合作”仅仅是独立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合作模式，且需要满足日本提出的四大条件。近期，美日澳推出“蓝点计划”，该计划将制定基建援助领域相关标准，扩大投资规模，强化对印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牵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十分明显。
最后，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相当薄弱，改善国民感情任重道远。当今时代，中日关系是由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构成。也就是说，中日关系不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从政府层面来看，此次中日关系改善主要是通过首脑外交来引领和推动的，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还很薄弱。根据2019年“日本言论NPO”、日本内阁府以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舆情机构的民调结果显示，尽管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负面观感仍居高不下，但随着中日关系从“趋稳向好”到“重回正轨”，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略有回升；反观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负面观感依旧呈现压倒性优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社会对华好感度的回升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舆论基础的脆弱性制约了日本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取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未来中日关系要克服“恶化与改善”的循环，并最终行稳致远，仅仅依靠政府推动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进一步夯实两国民意基础也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