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19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举办论坛，主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寻求新的出路”。本次论坛还发布了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37位有国际影响力的经贸专家和法学专家签名的联合倡议书。本文根据倡议书的三位核心发起人之一、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本次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高校智库，也是国家高端智库，我们独立做研究，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在过去十年中，我们一直在牵头组织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此次能够与Jeffrey Lehman教授以及Dani Rodrik教授共同推动《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联合倡议》的产生和发布，也是国发院的专长和担当所在。真心感谢每一位学者的勇气、担当和认真的参与，希望我们能为中美两个大国开展更有建树的对话做出学术界的努力。
关于这份《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联合倡议》，我想主要从中方角度来阐明我的观点。
目前，在中美经贸关系的对立和僵局中，有两个极端观点，一个是趋同，就是让中国高度趋同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另一个是脱钩，就是中国和美国完全脱钩。我们中美的学者以个人名义，自发地组建一个工作小组，并达成一个共同倡议，就是想从学术的角度呈现我们的理性思考，在两个极端之外探寻第三种方式，让中美在各自保留经济体制特色的基础上，以一个折中方案使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避免陷入僵局甚至对立，从而还能继续在经贸、投资等多个领域合作，这对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都意义非凡。
为什么要允许中国在经济体制上保留特色？
中美经贸关系出现对立和僵局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很多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中国在经济体制上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向美国趋同。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主要任务。中国的人均收入只占美国的四分之一，排名位于全球第70-80名之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还需要采用经济优先的战略，需要政府扮演适当的角色，包括调动资源和协调作用。
第二，中国的经济体制还在不断改革，改革还是进行时。虽然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已经改革40多年，但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改革使中国探索出更有效的经济体系，但这需要时间。过去40多年，中国走了一条渐进改革的路，没有采取跃进的、激进的方式，既避免了大的动荡，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经济体制又在不断改革和演进，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政府继续扮演一定的角色；与之相应，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时间完成，世界应该允许中国从内部摸索改革的方向。
有人认为，美国的政策意图就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但这是以偏概全的看法。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甚至是多变的，我们不能拿某一个政策或某一个人的观点代表整个美国。我们要保持起码的理性和科学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联合倡议的创想与探讨过程中，美国的经贸与法学的主流学者们还是希望同中国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希望能推动中美之间的和平共存，而不是脱钩。我们双方学界所达成的联合倡议，与最近一轮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协议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充分说明这种共识远远不止于学界。
作为学者，我们的讨论也没有局限于达成泛泛的共识，而是希望构建一个磋商的核心框架和行动方案。涉及中美贸易当中的跨境问题，我们会推荐采用《联合倡议》中提出的“第一只篮子”来解决，摈弃“与邻为壑”的政策。对于两国的国内政策，可以先选择“第二只篮子”，即先谈判；如果无法谈成，则进入“第三只篮子”，即两国有权利采取一些自我防护的措施。
为什么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转变角色？
世界允许中国保持经济体制的特色，但这不能成为中国我行我素的借口。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正好赶上了上一轮全球化的大浪潮，从中受益良多，甚至说最多也不为过。这当然离不开中国的主动开放，但与此同时也离不开全球市场对中国打开国门的欢迎，以及对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资本等诸多要素的支持。作为全球多年的领导者，美国的作用功不可没，尤其是在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方面。中国目前创造出来的大部分财富都是从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刻开始的，因此，中国完全有理由来保护世贸组织这样的国际体系，维护全球化的成果。但是，中国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的冲击。
在上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全球规则的适应者、全球体系的跟随者，但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长大了，正在对全世界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让美国感受到了，引起了一定的不适、担忧，甚至摩擦和反制，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感受到了，对此我们要保持起码的清醒。
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大国。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大，而且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们的一举一动会给全世界带来非同寻常的影响。
作为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带给别人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转变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不能再停留于简单的国际规则的适应者和国际体系的跟随者，而必须逐步成为规则制订的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作为适应者和跟随者的时候，我们不用过多考虑别国怎么想，只需要自己尽可能地从中获取优势即可；但作为举足轻重的大国，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和国际体系的调整，并考虑我们的选择可能对别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就像我们在企业里做部门主管和做CEO，是大不相同的：CEO不能只考虑某一个部门的利益最大化，而必须通盘考虑公司的整体发展。
总结起来，中国还需要时间发展，世界需要给中国经济体制一定的包容性和耐心；同时，中国也要意识到，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经济体量今非昔比，为此也要给美国和整个世界调整的时间，并积极转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思维模式，充分考虑自身发展带给别人的影响和整个世界的综合得失。
（白尧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