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除了重点疫区，绝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疫情有了明显好转，新增确诊人数连续下降。这取决于中央以及各地对抗疫的重视，采取严防死守策略，无论是从城市还是到乡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说明中国的体制动员力，在重大的灾害面前，具有巨大优势。
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一些非重点疫情地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抗疫的同时，稳定经济和社会生活，相继采取了稳步推进复工和复业的措施，但是面临着抗疫后遗症：一是涉及配套复工的产业链没有完全恢复；二是物流的复工滞后于工业企业；三是一些城市要求所有从外地返回本地就业的人员，要先自行隔离两周之后才可以上班；四是一些城市禁止部分地区返城人员进入；五是在抗疫期间临时建立的行政强化措施，变成了企业复工的阻碍，办事难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直接需求，等等。这些后遗症的原因在于对春节后回流人群高风险的认知，以及极少数感染风险人员被遗漏的担心。
当下，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需要发挥城市和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防止因各自为战，造成非重点疫区复工复业的困难，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
避免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从数据看，历年春节期间人口流动达到了3亿的规模，而今到现在为止才8000万，因此人们认为返城高峰尚未到来，还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其实，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疫情风险信息已为人们所知，各地也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直接影响到所有春节度假人员的出行选择。除了学校和一部分企业提前放假，或者一些回家愿望比较强烈的人，许多人选择了留在工作地自我隔离。因此从出行到返回的人数大大下降，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返城高峰的风险。
另外，大量服务业和工业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返乡农民工回城就业的预期也无法实现，只能等待企业和单位复工和复业的信息，因此也留在家乡的城市和农村，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还有一些地区和城市，要求隔离的措施过于严苛，也是影响返城高峰出现的重要因素。中央虽然提出了对于疫情较轻城市和地区的复工和复业要求，并明确要求采取分级施策，但是当地出于对疫情的恐惧和担责的心理，只要没有进一步明确的细则和组织上的落实和保证，仍处于观望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各地都在观望和参照高等级城市的措施，因此一些超大和特大城市采取的措施对全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已经明确的是，全国各城市和各地区都在春节期间采取了最严厉的管控政策，基本实现了自我隔离和相对封闭。几乎所有的城市和农村，大多都采取了严格的封闭措施，特别是外来度假和探亲的人口，包括返乡人员。在对来自疫情重点地区人员实行了全部的隔离措施外，民众也注重自身的防护和隔离。可以说，近些年很少有抗灾行动曾达到过目前几乎对全国全覆盖的效果。
尽管绝大部分外地返城人员春节期间已经在家乡实现了长达20多天的自我隔离，但是还是有一些城市宣布，从现在开始对所有返城人员进行再次隔离，他们担心，极少数被遗漏的感染风险人员，可能会增加了疫情再次传播的风险。这些风险人员之所以被遗漏，可能是个人隐匿不报，或者是在不经意之间感染而自己不知情，或者是现在医疗检测程序和手段滞后等原因。根据许多已经发现的疫情跟踪调查，整个过程堪比间谍大片，说明这种遗漏的现象几乎超出我们的想象。正是因为如此，各地采取了全面的再隔离政策，也是事出有因。
疫情当前，重中之重，是防止再次传播。同时也要考虑到疫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如果按照中央近期确定的精神，区别对待，科学防控，还是有办法降低社会成本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后果。毕竟，疫情引发的就业收入下降以及经济社会成本上升，是全社会必须要承担的代价。
应加强城市间合作，避免各自为战
科学管控的办法有多种，有通过信息技术的，有通过管理方法的，重点是对于科学的办法要有足够的信心，并且能够通过体制和技术双重的手段来实现。
首先，要考虑是否应该加强城市间的合作，避免各自为战。各地对外来返城人员一律自我隔离，等于同时否定了其他城市和地方的防控措施，认为只有自己城市采取的办法最有效，对于其他的城市并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不仅仅存在中小城市之间，也存在诸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之间。来自北京的人即使经过自我20多天的隔离，到上海也要再隔离两周，北京同样如此。而且各地纷纷仿效，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封闭措施愈演愈烈。
中央长期以来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针大略，在抗疫面前，几乎等于一纸空文。难道没有办法来解决城市之间在防疫措施上的互信吗？我认为，大疫当前，举全国之力的抗疫之战，更应该发挥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协调作用，增加相互信任，减少本可以降低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这应该是非重点疫情地区复工和复业的重要保证。
其次，要考虑如何在建立城市间互信的基础上，对于各自的隔离和防护措施给与充分的认定。要做到这点，城市间的信息互通应该是必要的前提。这一方面需要中央有关部门在指导全国抗疫时，在强化医学方面的互助和支援重点疫情地区同时，增加非医学的组织力量，建立各城市之间的信息沟通基础，要求各地互通信息，相互认证，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对流动人员的相互排斥，也有利于对极少数被遗漏感染风险人员的跟踪监测。基于城市间的信息认定，如果仍发现有被遗漏的风险人员，对于他们来源地的责任人可以追责，包括行政和法律上的追责，使得城市政府之间的互信有责任和法律的保障。
再次，要考虑如何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在几乎人人都是互联网用户的今天，如何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是对信息体系抗疫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一次机会。例如是否可以在各个城市和社区，通过二维码对各个相关城市是否已经采取自我隔离措施给予认定，而且实现全国城市间互通，杭州等地的经验就可以充分借鉴。这样既可以缩小疫情传播的风险，降低经济和社会成本，并有利于绝大部分企业复工和复业，还可以强化城市间的信息沟通，为未来的城市间合作奠定新的信息互通的机会。而对于类似腾讯和阿里等拥有海量用户的互联网企业，也是一次难得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机会。
对于极少数可能被遗漏的感染风险人员，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按照流行病的调查和大数据的调查，对他们进行跟踪。这虽然需要动用一定的人力物力，但并不需要全社会为此再次付出两周的代价。假设一下，如果在两周之后还会有零星的被遗漏者，难道还要继续全城封锁和社区封闭吗？
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如何认识科学地管控和防疫，而对于城市来说，减少各自为战，加强城市间的互信和全方位的信息沟通，不仅仅是这次防疫之战的需要，也是从贯彻长期以来中央提倡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战略的需要，更是未来信息技术服务于各级政府和城乡居民以及全社会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