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经济政治形势
美国经济数据较好，但重返衰退的风险在积累。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前三季度环比增长率分别是3%、2.2%、1.9%。虽然对华贸易战的影响在不断发酵，但消费者支出继续增长，经常账户平衡有所改善。受放松监管和减税等因素刺激，采掘业等行业发展动力增强，有数据显示约70%的新增投资流向制造业。
特朗普需要用“经济牌”为其竞选连任助阵。11月12日，特朗普宣称他的经济政策已为美国累计创造70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股市达到历史高点。但美国经济隐忧和风险仍不可忽视。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在各州表现不均，得克萨斯州实现7%的高速增长，中西部一些地方则不理想，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人没有普遍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很多人对现状仍不满，今年通用汽车公司发生的罢工事件就是表现。另一方面，政策刺激的效应在递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不断收窄，2019年联邦财政赤字扩大至9840亿美元，为七年来最高。
美国国内政治围绕特朗普“非常规执政”的博弈愈演愈烈。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加码对特朗普制衡，正式启动弹劾程序。政治斗争司法化、司法系统政治化问题突出。弹劾案下步发展的较大可能是，国会众议院在大选前通过弹劾决议，但决议在共和党控制的参院无法获得通过。这将使特朗普带着“被弹劾总统”的名声参与竞选连任。弹劾事件或在两党党内激发选民聚集效应。
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更趋增强。共和党在民粹化、“特朗普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党内温和力量遭排挤，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拥有90%以上的支持度。民主党左翼力量崛起，总统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伯尼·桑德斯的政策主张特色鲜明但也引发争议。特朗普猛烈抨击他们要在美国搞“社会主义”，美国国内意识形态之争的升温值得关注。对于2020年大选来说，经济就业、身份政治将是两大主要议题，争夺中下阶层选民的支持是取胜关键。
对华战略竞争
2019年是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基本框架成型的一年。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下，美国对华政策重心从延续多年的管理中国崛起转向阻滞中国崛起，并形成相应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在华盛顿，加大与中国竞争、限制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对华政策的“后接触时代”似已来临。尽管战略界仍有人反对采取过激措施，但对华政策理性辩论的空间总体是在缩小。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重点将是继续完善和细化竞争性对华战略，不排除美方出台更多过激举措，使两国关系面临更大压力。贸易战有可能长期化，美方在经贸问题上的“极限施压”应不会轻易放松。美方或以“小院高墙”的方式进一步细化技术限制措施，推进针对中国的“技术冷战”或“技术拒止”，竭力阻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
中美经济关系的“脱钩”已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脱钩”的问题。值得重视的是，美方正将两国经贸摩擦和技术竞争等向“第三方”延伸，主要借助经济问题“安全化”的策略。
“印太战略”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地缘战略竞争的主要平台。美方不断充实该战略，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在今年分别发布了相关政策报告。美日印澳四国磋商机制已经升格至部长级。“印太战略”的经济部分聚焦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和数字经济，在安全上更加重视重要地缘节点区域,如湄公河国家、孟加拉湾沿岸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台湾也正在成为“印太战略”的实施节点。此外，“印太透明倡议”构成“印太战略”的民主和治理支柱,美方更加重视使用和平队等力量推进“价值观外交”。
国际层面，美国一边使世界贸易组织（WTO）瘫痪，一边重构由其主导的诸边经贸安排，并在其中植入有损中国利益的“毒丸条款”。美方还在设法削弱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影响力。在国际安全治理方面,美国减少在阿富汗等地区的存在也有让中国背上“责任包袱”的考虑。
意识形态领域，尽管国务院原政策规划司司长斯金纳已经离职，美国一些人仍会从“文明冲突”视角看待中美矛盾，也会继续打着应对所谓中国“锐实力”旗号，推动出台更多限制两国正常人文交流的措施。散播“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动员手段，这种围绕对华战略竞争的动员重点正从精英层面转向普通民众。美国还会在国际上加大价值观竞争和舆论竞争力度，有人甚至建议要把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相关做法用在中国身上。
特朗普政府旨在加大对华压制和竞争的战略调整看上去来势汹汹，但也有其软肋：摊子铺得过大，四面出击；盟友伙伴并不完全愿意追随美国对华搞对抗；美国对国际机制和规则的蔑视态度损害其软实力。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使两国之间的对话机制无法有效运行，最终这也会对美国的利益带来反噬。面对复杂局势，我们的优势在于长线周旋，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顶住美方压力，维护好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灵活运用多种博弈手段，善于跳出双边关系看问题，在更大的战略格局中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