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疫情大流行之下，除了新冠病毒本身，还有一种“信息病毒”开始爆发：从中国到世界，疫情中的虚假信息泛滥问题愈演愈烈。在中国，4月份以来，在“华商很难”、“多国渴望回归中国”系列假信息之后，又出现了“多国女子都想嫁到中国”的批量文章。目前，部分文章已经被删除。炮制“华商很难”的自媒体集团已经受到处理，相关责任人被控制。
这一系列文章在歪曲真相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负面效应——不仅会加重海外华商群体的不安，还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以“多国渴望回归中国”系列文章为例，今年4月14日，哈萨克斯坦第一副外长努雷舍夫因“哈萨克斯坦渴望回归中国”相关文章，专门召见了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霄，提出搜狐网刊登的该文章不符合历史事实，希望中方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影响，为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作为独立的信息研究机构，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近两年来对虚假信息的产生和传播进行了跟踪研究。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在国内近期大量出现的“民粹主义爽文”，已经构成了一种虚假信息浪潮，这种浪潮不只是吸引流量、博取商业利益，而且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外交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我们认为，中国的相关部门必须进行主动应对和处理，而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动等待，任由一些民粹虚假信息蔓延，等酿成了虚假信息的大流行再来收拾局面，那就非常被动了。
对于假信息问题，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个人观点正大量、快速地传播到公共空间，加之受众主要依靠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导致信息的碎片化和泛滥化，同时人们也会“更有选择地”接受片面信息，在信息世界成为乌合之众，甚至在网络上掀起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想的泛滥。这种潮流也是助推“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安邦咨询认为，在未来，我们要对抗的是互联网公共化所造成的个人信息泛滥、碎片化信息泛滥的威胁。在未来的信息整治方向上，互联网的发展更应该是做减法而不是继续做加法。在网络信息泛滥、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下，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是提高有效信息的选择，尽量减少干扰、噪声和虚假信息，才可能使得优质的有效信息得到传播和利用。
假信息泛滥是全球性的问题，现在国外对假信息问题已经采取了相应行动。政府主管部门方面需要发挥监管和制订规则的作用。2019年5月8日，新加坡通过了《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Bill，POFMA），并于当年10月生效。该法案规定禁止资助、推广和支持虚假信息的在线传播渠道，监测、控制和防止虚假账户和自动程序的滥用，监管具有政治目的的付费内容，并需要突出可靠的信息来源。政府通过在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下属的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设立办事处，为相关领域的部长提供技术咨询，以确保不同政府部门应对虚假信息时行动一致。在2019年11月26日，新加坡即依此法，要求Facebook针对其平台上假信息发布了更正通知。
信息平台对于虚假信息泛滥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牛津大学对假信息的调查研究发现，国际上近60%疫情假新闻来自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的假信息也各占约25%。由于疫情期间的谣言泛滥，Facebook、Google、Twitter等主要信息平台在假信息防控方面进一步加码，如Facebook与第三方事实查证合作伙伴合作，审查平台上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信息，当信息被评判为“不实”时，除限制信息在Facebook与Instagram上的传播之外，Facebook还会提供经查核后的正确信息。Google则是启动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SOS Alert，即信息整合专页，整理来自可靠来源的新闻与推文，以及来自WHO的冠状病毒疫情分析与Q&A。作为疫情谣言的重灾区，Twitter也已于3月升级了打压新冠肺炎虚假信息的政策，要求用户删除否认“专家指导”，宣扬“虚假或无效治疗方法”，或者分享“自称来自专家或权威机构的误导性内容”的推文。
国际上对假信息的治理思路和措施，值得中国有关部门借鉴。国内已经开始针对网络信息治理采取一些行动，但由于重点思路和政策设计问题，目前看来效果还远远不够。目前，国内几乎不存在有效管理“信息平台”的相关规则：今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要求网络信息生产者“不得散布且应当抵制谣言”，同时也规定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加强本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这些规定中的一“不得”一“应当”，反映的核心问题是对造谣者实行严惩严控，但对平台的管理则十分宽松。从信息传播原理来看，当今假信息泛滥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自媒体时代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缺乏传统媒体时代起到把关作用的“编辑”环节。尤其是那些依靠技术来自动抓取、推送信息的平台，基本上没有对信息的编辑处理和控制能力，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虚假信息的泛滥。
从政策角度来看，国内信息治理的重点存在一定偏差。迄今，国内对信息治理的实际情况是——紧的太紧，松的太松。信息管理部门对于涉及政治、思想讨论、提出批评意见的文章实行严格管控，动辄大量删帖，唯恐碰到高压线；但对于已成泛滥主流的虚假信息发布和平台传播，却疏于监管，流于放任，尤其是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虚假信息，基本上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长此以往，国内互联网领域的信息环境必然会恶化，国内互联网将会沦落成为“不碰红线的信息垃圾坑”。公开信息显示，国家网信办2018年8月就建立了“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但这个平台的重点在于辟谣而非治理，对宣传信息打假有一定帮助，但没能成为虚假信息管控和治理系统的有效组成部分。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面对各种虚假信息涌现的现实环境，国内在治理政策上需要明确主体，强化多元监督，调动平台力量，形成全社会打假的氛围。在具体操作方面，我们有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已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虚假信息，政府部门需要在官方渠道发出声明，这些虚假信息绝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政府从不鼓励这些虚妄的民粹主义内容。公开声明可在官方态度上切割虚假信息的责任，区隔出政府责任与民间责任。
第二，在发布公开声明的同时，严厉打击国内各种虚假、低质量的信息制造与信息传播，对造成国家形象、外交、法律、个人利益损失的虚假信息，一律依法追究，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要打掉“流量经济”背景下的虚假信息产业链。
第三，向主要的传播平台提出自查要求，把虚假信息审查的责任下压到各个平台。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信息平台的影响力越大，从信息传播中受益越大，它们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因此，监管部门可强制要求网络平台发挥信息审核功能，承担虚假信息审核责任。
第四，在全社会倡导信息打假，可由第三方机构出面，建立全国性的“网络社会信用”评估机制，对国内影响力较大的信息平台进行定期评估，专门评估其虚假信息的传播情况，曝光一些虚假信息集中的网站、媒体，公布罚责，责令改正。这一工作可以交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运作。
面对不断涌现的虚假信息浪潮，加强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治理日益重要。国内有关部门对此应提高重视程度，从营商环境和信用环境的层面来看待信息环境。可以考虑在法治原则之下，建立全国性的“网络社会信用”评估机制，要求各类网络平台承担更多的信息审核职责，共同加强对国内虚假信息泛滥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