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间信任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信任对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国际关系而言亦然。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专家学者认为，促使国际冲突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即为国家间的信任不足。中国与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环境整治等诸多所谓“低政治”领域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在军事、安全、海权等“高政治”领域一直被各种消极因素困扰，两国一直未能在利益认同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印度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印到底是强强合作或是两强相争，对全球格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前中美关系日益紧张，贸易摩擦加剧的局面下，中国需要更加审慎地考虑印度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目前中印间缺乏信任的问题，寻求新思维、新范式、新方法来增进中印间的战略互信，能促使中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且促进相关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稳定。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
(一)信任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国际关系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是在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起步较晚，研究至今也不够充分，可谓是理论研究已经远远滞后于实践需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学者安德鲁·基德(Andrew H. Kydd)在《国际关系中的信任与不信任》一书中，把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定义成另一方愿意合作而不是利用合作的信念。与此相对，不信任也是一种信念，即认为另一方会利用合作而不是更愿意彼此合作。如今，信任关系的深度已经成为影响任何一个国家行为体互动频繁程度的重要因素，信任被看作是国际合作的润滑剂以及国际合作的基础。如果国家间的信任不足，则往往会出现国际互动时双方猜忌、怀疑、对抗的局面。
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对国家间的信任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各学派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国家间信任的看法。生活在 17 世纪、饱受战乱之苦的英国政治学、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强调无政府政治的不安全，并把国际社会的自然状态归纳为战争状态。以霍布斯观点为思想源头的现实主义者就普遍比较悲观，在信任问题上也是如此。一些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如果国际间的安全体系没有一个守夜的人，国家永远也无法时刻确信其他的国家对它们不怀有敌意。因此，为了应付可能来自各方的危险，它们必须时刻做好相应的准备。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国际战争行为与协调行为、军事装备质量与数量的竞赛、国际贸易战争、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与金融救援、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与维稳等方面。理论的视角来看，国家对于自身利益诉求的追求不会在政治上受到任何集中权威的约束。在集中权威如此缺乏的背景下，国家行为体对彼此的战略意图难以准确把握，只能采取自助方式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国家间的互信难以有效地达成。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要想维持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最佳方法是开展防御性战略。同时，向其他国家展示自身的防御关系。
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人民之间可以通过发展信任关系和订立契约，来降低无政府状态为其带来的危害性。以约翰·洛克观点为思想源头的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国家可以在相关的国际制度框架内获取相互间的信任，因为国际制度可以提供给双方所需要的资源与信息，并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合作。建构主义学者则认为国家间的信任通过合法性认同来获取与维护。从建构主义的理论来看，无政府状态通过大众共同的观念结构、国家塑造的，与著名学者亚力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论断相符，即“国家能够塑造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有多种逻辑，可以是自助，也可以是助人。
(二)既有研究的不足
国家关系的主流理论对信任的研究要么停留在了阐述自己的“信任观”的层面，即表达了其对国家间信任关系的基本看法;要么局限于经验分析和政策讨论层面。信任被看作解决国际冲突的一种途径、一个手段，而非一个变量。国家间信任如何产生的，增长与衰减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仍然缺少完整的回答。当前我们对国家间信任关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分析其后果与应对，对其原因与生成机制的研究还不充分。与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对信任关系的研究不同，社会学信任研究目前已经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本文拟借鉴社会学信任研究的相关理论，社会学中对人们给予或收回信任以及选择特殊种类的信任的各种线索来梳理和分析建构中印信任关系的问题和路径，从信任的三个维度———理性、心理、文化，这三个方向上探寻中印信任生成的路径以及
维持的方式。
二、中印互信缺失的表现与原因
中印两国山水相依，虽是近邻，却是两个异质的国家。虽然，中印间的国际关系也有过一段“蜜月期”，1962 年边界战争以后，两国互信基本瓦解，中国被印度视为其国家安全的看法延续至今。21 世纪以来，边界问题、海洋问题、水资源问题、西藏问题等一系列新老问题滚雪球式的叠加，不仅使得两国陷入错综复杂的“安全困境”之中，还使两国长期处在战略互信赤字的状态。中印双方在彼此的长远意图方面互不相信，中国国家利益在“西向”延伸，印度则继续实施“东向”战略，国家利益的延伸和重叠加深了中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海权竞争，两国地缘安全关系被进一步复杂化，安全顾虑由陆及海的扩散，使中印战略“不信任”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焦点，如何修复和维持中印信任关系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中印互信缺失的表现
政治方面，尽管中印两国一直在努力试图加快建立睦邻友好的两国关系，但是中印双边关系发展中的安全困境有增无减。第一，边界问题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最大的不确定性。印度在边境地区大力开展军事基础设施项目，部署先进武器，增派驻扎军队，使得中印边界问题多次引发紧张的外交局面乃至武力冲突，这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几年以来中印两国边境地区的常态。2017年，洞朗对峙更是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甚至差点擦枪走火滑向战争的边缘。边界问题和互信问题二者之间会成为一种双向的消极互动，即边界问题不解决则两国互信就难以建立，两国互信难以建立反过来会加剧解决边界问题的难度，最终又导致双边关系有螺旋形下滑的风险。第二，印度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也是中印互信缺失的表现之一。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唯一反对印度“入常”的国家。2006 年，美印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同样也只有中国对此表示了反对态度。印度方面作为回应，在中国扩大与巴基斯坦在该领域的合作时，指责“一带一路”倡议重点之一的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了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成为中国周边国家中唯一不公开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第三，印度充当“西藏流亡政府”的避难所，从来也没有放弃让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缓冲区的构想，没有停止纵容、支持达赖集团等“藏独”分子分裂中国的行径。2017 年 4 月 4 日，印度政府还安排达赖与印度内政部国务秘书一同“访问”中印两国部分边界争议区(即中国藏南地区，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经济方面，中国和印度已经被认为是世界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新引擎，但是目前我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规模同中国周边其他睦邻友好国家相比还较小，且贸易增速平缓。贸易逆差大、非关税壁垒高、市场资源开发成本大、劳工签证办理难等等问题一直阻碍着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从贸易额总量和增长速度两个方面来看，都和两国的经济规模不相匹配。数据显示，从 2009—2019 年间，中印贸易额还出现过四次负增长。作为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是中印两国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在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关键时期，印度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市场波动为中国带来的挑战雪上加霜。中印本来应更加重视与对方的经贸合作以应对经济发展的重重难题，但是由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误解和顾虑，使其采取了一种“选择性参与”的态度，令中印经贸合作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本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建设方向，其主要的着力点之一即为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联通，可是恰恰由于印方对于中方的不信任态度，让中资企业在印度投资铁路与公路建设、船舶港口建设、机场基建、电信服务等重要互联互通的建设项目被拒。
外交方面，在自身综合国力与中国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印度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强调战略自主;另一方面左右逢源扮演地区内的平衡力量、对冲力量，防止亚洲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印度不仅自身不参与，还阻挠和牵制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印度为了提升其在地区事务的话语权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试图主导印度洋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多边合作机制———环印度洋联盟。此外，印度还想方设法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建立军事、战略和经济关系网络，借助与亚太地区中等强国的合作，在全球范围提供更多的经济和战略选项，输出“印度方案”，与中国展开竞争。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南海问题上，印度已经成为最积极介入的域外力量之一，指责中国在南海搞“扩张主义”。印度国内战略界直言印度应该在南海问题的立场上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达成一致，认为“让中国困在(黄海、台海、东海、南海)一线、更加邻近的海域，这符合印度利益”。
军事方面，从 2013 年 4 月的“帐篷对峙”到2017 年“洞朗事件”，中印军事上冲突和争端不断有激化的趋势。随着中国西部经济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逐步完善了边检地区的基础配套设施。对此，印方对中国边境实际控制线快速部署兵力的能力感到担忧，并认为两国边境地区再次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很大。随着两国海军力量的崛起，两国已不再单纯地关注陆地边界，两国的战略目光和地缘政治抱负同时投向了海洋。“安全困境”传递出来的冲突感也在海洋领域体现出来，有学者指出，中印在海洋领域都在试图围堵对方。印度一直认为中国正在部署并实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中国的全球霸权。对于印度战略家而言“中国在印度洋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对印度在次大陆附近行动自由度的破坏，因此印度必须加快本国的军事外交”。 印度限制中国进入印度洋的举措又反过来增加中国的猜疑，使中方采取同样的防御姿态。两国在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南海、西太平洋的海军实力都在不断增长，两国的海上战略猜忌也随之增多。随着海洋利益出现交叉，中印竞争的“相互包围论”愈演愈烈。
国家间的信任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二元性，它一方面受社会与经济文化关系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被法律制度、经济利益、权力等社会物质力量塑造。那么影响信任关系的因素也随之一分为二，既有看得见的物质因素，也有非物质性力量造成的软制约，中印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同样受到来自这两个层面的影响。
首先，在物质力量层面，中印两国有诸多的结构性矛盾。国家间是否能够建立信任，取决于彼此如何判断对方未来的意图以及对自己收益与损失的评估。“互信”的反面是“互疑”，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的利益诉求，是以本国的核心利益与发展前景为代价。雷嘉·莫汉(C．Ｒaja Mohan)在其著作《中印海洋大战略》中指出导致 21 世纪前十年导致中印互信缺乏的四个因素:一是包括拉萨铁路与西藏、新疆公路在内的中国交通建设等领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二是我国军队的武器与后勤装备的改善，军备控制能力的提升意味着我国在中印边界的防御能力与机动性增加;三是 2008 年西藏暴乱;四是 2008年中国抗议印美民用核计划。雷嘉·莫汉总结的四个因素都不仅仅着眼于当下一时或一事，更大程度上是包含了对未来的冲突，都是对两国结构性矛盾的担忧，一旦结构性矛盾得到激化，两国关系下滑是必然的，互信更无从谈起。
其次，在非物质力量层面，中印两国的文化、政治体制和发展历程大相径庭，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可能出现很大的分歧与隔阂。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印之间的信任赤字是比较突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物质层面的冲突，国家文化、社会层面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原因。“国家同质性(Homogeneity of States)表明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法律体系、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语言等方面的一致性或者相似性程度。”如果在其他因素确定的情况下，缔约国家在上述几个方面中任意一个方面的相似性程度越高，则缔约国家之间达成合作的成本就越少。以此可以推断，缔约国家间的国家同质性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间的信任是否能被塑造。然而，中印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价值、身份认同等用于判定国家同质性的单位属性上相似程度并不高。印度的历史、地理和政治文化积淀出了印度独特的战略文化，这种战略文化将中国看作是印度的“潜在对手”和其全面发展的一大威胁。印度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在印度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对外扩张战略理论和国家安全观，而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则是从中国 5000年文化与历史经验里提炼出来的，体现着深远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影响。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加剧了中印双方对于对方国家战略意图的不理解与不信任，不能理解和确定是什么塑造了对方的态度、认知和行为。这些看不见的差异也都在两国信任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影响。
社会学中对信任给出的最简单、最一般的定义为:“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认为期望是有信任的行动造成的，他以期望为基础，划分了三种基本的信任类型，即通过工具性期望建立的工具型信任(Instru －mentalTrust)、通过道德期望建立的价值论型信任(Axi-ological Trust)、通过信用期望建立的信用型信任(Fiduciary Trust)。同时，他认为存在三个不同维度上的信任:在理性层面存在一种作为关系的信任;在心理层面存在一种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在文化层面存在一种作为文化规则的信任。
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国家间的信任关系同样不仅是一种计算和一种心理倾向(包括国家决策者的人格特质以及民族情感倾向)，还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国家间的信任关系也由上述三个维度中生成、维持。因此，社会学对于信任的定义对于具体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在研究国际关系的过程中，能够根据社会学的相关定义来做出相应的信任分析。具体到中印关系，笔者认为:中印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由易到难，由低期望值到高期望值的复合信任关系。从三个看似独立又紧密关联的维度着手，通过加大互惠互利的互动、建立合作规范、培养合作共赢的价值观及共同利益意识等方式，在两国之间塑造一种包括工具型信任、价值论型信任和信用型信任的复合信任关系。
工具型信任中的信任被认为是一种直接或间接的交换。理性选择(Ｒational Choice)对于这种信任关系提供了理论假设。这种类型的信任认为，当信任关系的塑造能够起到互惠的效果时，理性行为者会选择交换信任，即为了获取互惠的利益来给予对方相应的信任。在这种信任关系内，行为者双方都必须是理性的，通过将既得利益减去信任成本的理性计算，最大限度地实现收益最大化。他们采取博弈的方式去交换信任，并将关系中的所有行为者都视为受到理性计算收益最大化的驱使。国家的对外决策首先给予理性选择，也是力量的博弈和利益的交换的结果。这种基于收益理性计算的信任，属于国家间的初级信任。虽然这种初级信任关系不稳定，但是对于中印两国具有民族情感隔阂并且文化差异较大的两个国家而言，是相对容易拓展的一种信任关系。
从理性层面看构建中印信任关系的主要路径在于提升信号的传递能力。国家间若要构建信任关系，首先要对对方的意图作出判断。中印决策者都需要发送合适、准确的信号，并且能正确解读对方的信号，减少误判，并深入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动机。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单方面出现“错误知觉”。例如，根据中国官方《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阐述，“一带一路”主要动因和路径都是经济层面的，但是由于互信的缺失，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出现了错误的认知。印方对于该倡议的经济考量被弱化，安全顾虑被放大，这是两国互信缺失导致的认识偏差。克服认知偏差是从理性层面构建中印信任关系的第一步。为了避免这些认知偏差的产生，中印应当跳出以往的思维定式和历史包袱，回归理性，塑造传达和解读信号的能力，积极释放善意信号，规避“错误知觉”。减少误解、误判，将有助于减少爆发冲突的风险，在军事方面更是如此。军事行动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正常的军事训练活动，一旦被解读为入侵的准备活动并应发针锋相对的反应，就会导致非预期的冲突。中印两国尚未就边界实控线的定线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中方的巡逻被解读为跨过实控线的“入侵”，媒体再大肆炒作一番，局势就紧张起来。建立宣示性措施，提升军事透明度、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等大多数建立信任措施都可以规范国家行为、提升信号传递与解读能力、增大对国家行为的可预测性。
从理性层面看构建中印信任关系的主要路径还在于扩大共同利益。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认为，利益是信任的题中之义。这也就是说，信任表现为对利益的某种积极预期，或者说希望对方采取符合自身利益行为的预期。中印互信的基础是应当是双方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拉塞尔·哈丁(Ｒussell Hardin )在《信任与可信》(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一书中，从信任的理性层面提出了信任的定义———融合(Encapsulated)的利益，“信任的背后是利益的驱使，如果我信任你，说明我们的利益有融合的地方。我对你的信任表示了我期待你可以为了我们融合的利益做出行动，因为你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这些理由是以我们融合的利益为基础的”。
实际上，中印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例如，合作缔造国际经济的新秩序，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共同努力。在中印两国携手扩大共同利益的方面，金砖国家机制、东亚峰会等平台都可以成为建立互信的渠道。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看，认识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信息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和维护国际贸易体系等诸多全球重要问题上协调动作、开展战略性合作，会令两国对双方长期的合作前景产生乐观预期，扩大共同利益，进而增进信任。
信任不是一个纯理性的行为，信任的第二个维度，补充了将信任看作一种关系的看法，因为进行计算的理性行动者也是人，也是经常充满情感和非理性的，决策者的情感和民族心理因素被纳入考虑，在这个维度上，信任的形成需要行为体之间建立情感链接。这种情感链接，不能被任何一种理性的计算模型所量化，但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随着决策者之间民族认同感的不断增进、民族价值与文化观念的充分融合，国家间信任关系的牢固程度必然会得到进一步提，反之亦然。因此，决策者之间以及双方民众之间要培养足够的信任则需要积极正面的交流互动，来产生充足的情感链接。
从心理层面看，构建中印信任关系的主要路径在于修复情绪冲突。“9·11”事件以后“情绪”作为一种分析变量，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情绪一方面是个人和群体内部维持认同感、提升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国际冲突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对另一国家的民族在情绪上存在排斥心理，双方要想培育互信将十分困难。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qne Mosi)指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情绪冲突”的世界。中印信任关系的影响因素正如我国学者所言，“情绪化波动一直是中印关系的重要缺陷，容易受风吹草动和突发事件左右”。
加强情感交流、修复情绪冲突是中印信任关系在心理层面的首要需求。如果不能有效地先解决民族情绪冲突，中印关系在未来很可能将持续处于不确定性较高的状态。这一点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尤为需要注意。“螺旋理论”认为，如果双方中的任意一方在心理上认为对方对自己持怀疑态度或敌意，那么无论是否存在相关证据证实该想法，这种负面的印象均不会受到影响而消除。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给印度人留下来蒙羞、受辱的心理。直到1976年双方互派大使，中间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两国才达成和解，但是战争为两国情感留下的巨大阴影却未消散。中印边界出现低烈度的局部危机时，避免情绪冲突导致的错误认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危机管控的过程中，如果决策者由于情绪冲突产生了错误认知，而曲解了对方的意图，则会对国际形势做出不正确的判断，甚至采取错误的危机管控行为，那么在双方原本并无敌意的情况下可能产生原本可以避免的国际冲突，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从心理层面看构建中印信任关系的主要路径在于引导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能够在影响各自政府的情绪和决策方面有不容小觑的作用。两国政府应当大力向本国公众阐明中印友好关系的价值，向民众展示双边合作关系的合作领域和重要性，从政策主流上去引导舆论，而不是对不负责任的舆论放任不管。近年来，中印两国从“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到要发展“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 ，中印官方推进双边关系的步伐没有停止过，但是除少数政府官员、学者、商人之间有一定交流和联系以外，民间的交流始终热络不起来，民众之间缺乏基本的了解与交流。国之交在民相亲，但是两国民众的心理层面、情感层面却存在很大的断层。印度媒体的报道和历史的记忆成为塑造当地民众认知的主要源头，绑架了民意，不够客观和冷静的民意又进而影响了印度官方的姿态，这也成了中印关系脆弱性的一种表现。当然，情感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从中国方面来讲，我们需要加强引导中国民众的正向情感表达。中国的网络上经常对印度非理性、极端的言行，我国相关的政府和机构应该对此严加管控并对大众采取正向的宣
传与言论引导。
从心理层面看，构建中印信任关系的主要路径还在于理解并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诉求。从中国方面来说，首先，要充分考虑到目前印度在国际安全治理体系里的地位和心态失衡。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中，一个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其国家的安全利益，往往对于该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地位与力量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 印度担心中国崛起速度过快可能最终导致亚洲实力失衡，乃至出现中美共治亚洲的两极局面。同时，其认为中国既是五个核大国之一，又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则在国际上有着优于印度的大国地位。
印度对安全利益诉求，中国应当给予理解和尊重，更没有必要刺激印度的民族情感。毕竟，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上，稳定、合作的中印关系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从印度方面来说，印度应当克服冷战思维、克服零和博弈的思维，理性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接受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影响力正在增强的实事。中国有权力获得也必然获得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防和军队力量以及国际影响力，当然也包括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
在信任的第三个维度，信任不被利益的理想计算而驱使，也不因情绪冲突而倾倒，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既定原则而出现。文化认同层面的信任关系是国家间信任关系的高级形态。文化可能显著地改变理性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 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关系与不同民族间的人际关系的集合。在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实践中，文化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文化研究者指出，任何民族都存在着传统的不理性行为。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人们对于其他民族行为的理性与否问题甚至无法做出完全客观的判断。因此，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际关系中的很多冲突，在信任问题上也不例外。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以国家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作为基本假设，对信任的研究并不充分。由于宗教文化在西方的根深蒂固，一些西方近代学者甚至不相信无神论者值得获得信任。约翰·洛克认为，仅凭立下契约的两方的力量不能保证诺言的实现，必须存在第三方力量才能完成，而人们之所以会信守承诺，是因为上帝作为坚不可摧的第三方力量，会惩罚不信守承诺之人。事实上，我国对于信任思想的教育属于传统文化教育。论语中，“信”字出现了 38次。早在先秦时期，学者们就认为民众对于国家的信任程度决定着国家的成败，而民众之间的“信”更是儒家推崇的“五常”之一。反观印度的相关文化，由于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虽然我国与印度地域相距不远，文化差异非常大。文化本身就是决策者在政治治理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常用工具，也是各民族价值观的集合和信仰的精神基础。但是，由于受西方战略文化的影响，印度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持怀疑态度。因此，中印在信任三维度中的文化维度内进行交流非常重要，它可以为两国关系打开一扇门，奠定两国信任关系的基础。
从文化层面看，构建中印信任关系的主要路径是营造多层次、多渠道交流的人文社会环境。俄国文化学者科冈(Kogan)说:“文化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真正心灵和外貌，其他的一切———政治体制、国家机构、经济成分、生产方式等———仅仅是名片而已。”文化可以以非常灵活的方式，对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发展起到实质作用。中印缺少了共同的或者相似文化的根基，中印两国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在理解对方时缺少路径可循，常常产生不知所云、云里雾里的感觉。中印文化价值、意识形态 、政治体制的差异会令彼此放大对于对方的负面印象。因此共同文化的匮乏也成了中印建立信任关系时的一种障碍。要冲破这种障碍，中印之间必须更加重视文化关系研究和文化交流研究，加强与印度各阶层、团体和民众的人文交流，以达到增信释疑之目的，进而找到弥合中印战略思维差异的结合点。
从文化层面看，构建中印信任关系的主要路径还在于培育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和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建构主义对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做出了充分的解释，揭示了文化因素对于两国间信任关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两国的基本文化认同度。文化的相似性可以促进国际合作的发生，同质文化的相似处能够促进互信和合作，而异质文化间的差异性被认为是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文化认同不是一朝一夕内完成的，它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持续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果。文化认同有助于国家间互信的形成、维持和发展，还会超越理性计算和情感因素更加长久和深刻地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
培育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是从文化层面看，构建中印信任关系的最高阶段要求。文化认同可以显示出国家利益的相似性。21 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中印同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携手共建“亚洲价值观”。有“新加坡之父”之称的李光耀曾经试图用“亚洲价值观”来解释亚洲经济奇迹的文化根源和内在原因。虽然印度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它毕竟是亚洲国家。虽然从政治经济到日常生活方式都留下了西化的痕迹，但印度文化是多元复杂的。在弘扬集体主义、遵守家庭伦理和保护传统文化等典型的亚洲价值观上，中印作为亚洲国家有更多共同语言。在中国受到关注的印度电影《神秘巨星》《摔跤吧! 爸爸》《起跑线》等影片表明，东方人之间在家庭观、教育观、价值观上更能产生情感共鸣。东方人普遍不推崇西方人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西方人不同，东方人主张储蓄和节俭，并更加重视家庭教育与亲情的培养，在认为勤劳是美德等观念上都具有相似性，都是中印培育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的基础。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都是“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但是1997 年经济危机来势汹汹使得作为解释东亚经济发展“内因”的“亚洲价值观”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蹶不振。在步入 21 世纪的今天，中印应该联手开创一种各具特色的“新亚洲模式”，为“亚洲价值观”注入新的时代意义，让新时代的“亚洲价值观”成为中印信任关系在价值观层面的基础。
四、结 论
中印关系曾经因为互信赤字背负了沉重的代价，中印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中印信任关系对双边关系，乃至对于世界和地区稳定与和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稳定合作的中印关系是最符合两国利益的。近年来，边界的波动、西藏问题、海洋权益的碰撞等诸多因素使得中印之间的互信赤字有加剧的趋势。互信的反面是互疑，互疑情绪如果继续发酵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导致中印关系陷入更难以管控的尴尬局面。
梳理前文分析，我们认为中印信任关系的建构不仅涉及理性计算、情感链接还包括文化层面的交流与共建。安全困境条件下的合作是国际政治中国家间常常面临的问题，中印关系发展确实受到诸多内外因素、新老因素的掣肘。但是，合作并不要求双方利益的完全一致，而是在利益存在部分冲突和互补的情况下即可发生。中印之间虽然确实有潜在的对抗性因素，但是以经济协同为基础的合作型关系有机会成为两国关系的未来。两国可以从理性、心理、文化三个层面着手，从敏感度低、相互依赖深的领域发力，以理性、合作、包容的姿态来应对中印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多渠道多层面地构建中印互信关系。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科院院立重点项目(SKYYJ20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