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国家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爱国主义），也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美德。但同时，民族主义也不时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关，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义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歌颂，有人诅咒。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族主义就不会离开人们而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义。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把自己融合进世界而崛起和强大。当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时候，他表达了其民族主义精神，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追求国家的强大。邓小平实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正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走到了今天，在短短30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近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2008年以来，西方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中国本身没有危机，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扩展到中国。在很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过，在同一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各种冲撞也表现出来。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崛起中的中国真能“威胁”到西方。但是，深陷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这种外在的变化，无疑为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此外，很多内部因素，例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义的内部驱动力。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几种力量。第一，传统比较左的力量。传统左派对西方的批评或者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他们强调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一旦涉及到西方的东西，便恐惧起来，很害怕西方会改变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左派一直对之抱怀疑态度，经常对改革开放发难。尽管中国通过和世界体系的融合变得更强大了，但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和敌视。人们可以把这一力量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敌视其他国家的力量。
第二，保守主义力量。无论何地，保守主义力量都是强调“国家利益”的，他们并不相信任何超越“国家利益”的东西的存在。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硬力量如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文明和文化。对保守主义来说，民族主义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软力量，因此只要是民族的，也就是产生在中国的，就是好的。很自然，他们很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提倡用“民族的”来对抗“西方的”。
第三，愤青式民族主义。很多“愤青”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贫穷落后的中国，成长在富裕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刚好是国家的强大过程。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大并非难事。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而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目睹了近年来西方的衰落。因此，他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甚至是自我欺骗的感觉，那就是，“西方衰落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第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等。“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使用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只是一种获取其他利益的工具。简单地说，就是用“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追求个人的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即使没有，也要把之塑造出来，因为通过这个“敌人”，可以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例如，他们往往通过夸大来自西方的威胁，包括军事战略、意识形态、文化等等。他们在把社会吓住了的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
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力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过分“自信”。对一些人来说，是自然的自信，对另一些人来说，“自信”只是“自卑”的另一种表达。自信很重要，不过，如果过分自信，或者假装自信，就会出现“义和团式”的自信。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走向愚昧。
在知识群体中，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既是对国内自由派的回应，也是对西方那些同样愚昧的、专事攻击中国的人的回应。这里是两种错误的逻辑所致。中国自由派一向倾心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对他们来说，中国病了，西方没有病；中国要医治好自己的病，必须用西方的药方。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相信，中国可以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这一群体的思维，从近代到当代从来就没有缺失过。
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刚好和自由主义的相反。在他们看来，西方病了，中国没有病。这个群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列举了西方的种种病症。当然，有些病症的确是存在的，而有些病症便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符合西方的实际。
客观地说，这两群人都是有问题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往往来自西方的教科书，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在西方生活的实际经验，他们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好，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没有任何信心。民族主义者的逻辑也不能成立。一个人不能通过论证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别人的确生病了，这不能证明你自己没有病。别人生病了，你自己也可能有病，甚至是更严重的病。用证明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健康，那只是愚昧，最后会害了自己。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民族主义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倾向。一些人总以为自己的是爱国的，而爱国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爱国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欺骗，为了爱国的欺骗也是道德的。因此，一些人并不了解西方，但他们任意曲解西方，希望激起人们对西方的憎恨。一些广受欢迎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资格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在没有成为一个好的知识分子之前，是很难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
这种民粹性民族主义，最终不可避免使得国家走向衰落。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孤立而纯洁的文化。即使是传统文化，也是在不同文化沟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
现代主权国家并不是封闭国家。强大的国家都要善于学习外国的经验，同时也不能盲目地学。所以，各国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外国经验。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演进过程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不会有终结点。学习他国的最优实践，同时避免他国的沉痛教训，是进步的动力，也是塑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的前提。这里的结论就是，人们可以批评他国，但不可拒绝学习他国，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时代，谁最终能赢得国家间竞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谁最民族主义，而是谁最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这需要更大的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的制度细节，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细节。这里没有那么高调的意识形态，而只有人类发展出来的、用于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制度技术。这些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