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步入衰退，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此大背景下，密切关注居民部门的金融配置情况及其变化，不仅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释放消费潜力甚至是完成保基本民生的重要参考。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约请在该领域长期耕耘的专家，发挥他们各自的研究特长——或着重调查研究，或侧重定性定量分析，唯望他们理性中肯的解读能为读者廓清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
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
中国经济时报：受疫情影响，国内今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可否就此情况作出总体性评价？
刘磊：虽然今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出现意料中的上升，但增幅仍低于历史峰值。这充分展现出政府在政策扩张时的定力，并未置风险于不顾。无论从政策空间来看，还是从财政政策效果来看，政府加杠杆以托住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经济增长都责无旁贷，政府部门的年度杠杆率增幅或将超过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
居民杠杆率较其他部门增速放缓
中国经济时报：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关注居民部门杠杆率，尤其是重点人群的家庭债务负担，实施纾困解难政策时可以更具针对性和精准度，从而提高财政政策效果。请问根据大家各自的调查或分析，居民杠杆率出现哪些变化？
刘磊：根据我们的测算，居民杠杆率较快上升，但相对其他部门增速放缓。
今年一季度居民杠杆率从2019年末的55.8%上升至57.7%，提高了1.9个百分点。从历史比较来看，这一上升幅度仅次于2010年一季度2.2个百分点的增幅。尽管受疫情冲击，今年第一季度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但相对于企业与政府部门，这样的增幅并不算高。在今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13.9个百分点的增幅中，企业杠杆率的攀升贡献了七成，政府杠杆率贡献了16%，居民杠杆率仅贡献了14%；而前些年居民杠杆率攀升的贡献都占主导。
未来几个季度，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各方面贷款需求上升，预期居民杠杆率会出现较快攀升。
甘犁：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显示，家庭债务变化出现如下趋势。
第一，家庭总负债水平增加。今年第一季度环比上季度，有53.2%的家庭负债水平没有变化，另有13.2%的家庭负债减少一点，17.5%的家庭负债增加一点，而负债减少很多和增加很多的家庭比例分别为5.8%和10.3%。根据家庭负债水平变动的分布情况计算，一季度家庭负债水平环比增加。
第二，家庭经营性负债和消费性负债增加，房产负债减少。家庭负债可以大致分为经营性负债、房产负债和消费负债三类，环比上季度，家庭房产负债减少，经营性负债和消费性负债均有所增加，且消费性负债增幅较大。
第三，从群体看，低金融资产或低收入家庭的各类负债增幅均较高；在同等金融资产水平下，家庭的消费负债增幅相对较大。不同地区家庭经营性负债和消费负债均增加，按省份确诊数分组与按城市等级分组的各组家庭的总负债水平均增加，且增幅差异性不大。非工商业家庭的总负债和消费负债增幅均高于工商业家庭，可能的原因是非工商业家庭的消费负债增幅较大。
疫情使家庭更偏向储蓄
中国经济时报：在疫情成为最大变量的情况下，居民部门的金融配置出现了哪些变化？可以得出哪些结论？
甘犁：疫情使得家庭更偏向储蓄，而不是消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居民存款增加6.47万亿元，同比增加6.6%。经过此次疫情，家庭的储蓄倾向加强。根据我们调查问卷的数据发现，有50.2%的家庭会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有40.4%的家庭维持当前状况基本不变，仅9.4%的家庭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如果没有大规模消费刺激政策，“报复性消费”出现的概率可能会降低。
疫情显著增加家庭的线上消费或投资意愿。从此次调研结果看，家庭对线上的消费和投资方式也越来越青睐，且家庭线上消费逐渐由线上购物转向购买线上服务。
疫情对家庭的住房投资意愿影响不大，但住房投资意愿在不同住房情况的家庭下呈现分化。具体来看，租房和有房贷家庭的住房投资意愿相对较低，有自住住宅和有多余不动产投资的家庭，其住房投资意愿相对较高。
宁磊：截至今年一季度，居民部门共累积了13.5万亿元左右的短期贷款，43万亿元左右的中长期贷款。受疫情影响，家庭债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比值已经由疫情前的40%左右下降至30%左右，家庭对中长期债务变得更加依赖。而在增速方面，家庭中长期贷款的增速虽然从2017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在2020年发生跃升，由2019年平均的17%左右上升至20%左右。在宏观经济整体受疫情持续影响的情况下，家庭部门背负的中长期贷款，将会进一步挤占家庭的流动性。
家庭债务在持续累积的同时，家庭存款的增速加快，今年一季度居民存款再创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00亿元。在3月份疫情影响下，居民部门存款继续快速增长，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疫情导致消费下降，家庭留存的现金增多，同时疫情也导致房地产、股市等其他投资渠道不畅。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强。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有足够的动力增加储蓄，降低消费。
家庭对现金流枯竭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这一微观数据所做的分析，如果家庭在1—12个月内失去收入，但仍然保持原来的消费状况，则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会上升，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家庭。3个月没有收入就可以使得60%以上的低收入家庭陷入流动性约束的境地。由于低收入者的食品恩格尔系数更高，食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者影响更大。
刘磊：第一，居民资产负债表在修复。在未来收入增长较悲观的预期下，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来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降低杠杆率。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分别降低了3.9%和4.7%。但居民存款却大幅度上升，存款余额从2019年末的82.1万亿元增长至88.6万亿元，增加了6.47万亿元，今年一季度环比上升了7.9%。这体现出居民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迹象。不过，这种“修复”既有预期未来收入下降、主动增加储蓄的因素，也有因控制疫情采取的各种隔离措施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大幅下滑所带来的被动修复。
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降至-19.0%；与之相对应的是，居民短期消费贷款也从2019年末的99.3万亿元下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77.2万亿元，同比为-11.3%。居民增加存款、减少贷款是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典型表现，导致其杠杆率上升幅度有限。
住宿、餐饮和旅游业是受疫情影响非常大的第三产业。相比2003年的“非典”，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更大。2003年二季度的住宿餐饮业虽然也遭受重创，但同比增速仍然维持在7.4%，并在第三季度时反弹到了16.9%。由此可以展望未来几个季度，只要疫情有所缓解，居民消费及短期消费性贷款都会有一定幅度的反弹。从3月份的情况来看，居民短期消费贷款相比2月份环比增长了3.2%，与去年同期持平。预计今年二季度的居民消费贷款和居民消费都会有更大幅度的环比回升。
第二，居民短期消费贷与房贷形成强烈反差。从居民各类贷款来看，今年一季度，居民短期消费贷下降11.3%，而住房按揭贷款与居民经营性贷款则分别上升15.3%和13.0%。今年一季度房地产成交虽然低迷，但居民住房按揭贷款仍有一定幅度上升，与短期消费贷款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以10大城市房地产成交套数来看，今年2月份仅成交了1.4万套，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3月份有所恢复。与之相对应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在一季度仍环比上升了3%，从2019年末的30.2万亿元增至31.1万亿元。从居民经营性贷款与住房按揭贷款保持较高增速，而消费贷大幅下滑来看，消费受到极大冲击，但购房所受影响相对较小。
第三，较高的居民储蓄及其形成的资产存量在居民收入增长面临困难时可支撑居民消费。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来看，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到GDP总量的60%，居民消费占到GDP总量的40%。由于居民部门长期较高的储蓄率，积累了大量的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中国人民银行在最新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情况调查中，揭示我国城镇居民户均总资产为317.9万元。如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万元，则户均总资产与户均总收入的比为27。这一比例可能会略高于中国真实的家庭资产与收入之比，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过去长期的居民储蓄所形成的大量资产。
今年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受到影响，除了具有稳定职业和中高收入群体外，职工的工资收入均有不同幅度的减少。这部分收入降低是否为一次性冲击，还是会形成持久性收入下降，主要取决于未来宏观经济的恢复以及在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化。受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增长面临困难。这个时候，居民储蓄及其形成的资产存量能够起到支撑消费的作用。但考虑到资产分布的不平衡，对于低收入或其他困难群体，政府需要通过直接转移支付或派发现金的方式，来刺激居民消费。
中国经济时报：从需求端来看，拉动消费是今年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对撬动和提振居民消费能力有哪些建议？
刘磊：首先，疫情过后某些领域的居民消费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今年一季度被抑制的某些消费并非居民缺乏消费意愿，而是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而被人为限制。餐饮、旅游、娱乐等第三产业都具备这样的特征，2003年“非典”过后也是这几个行业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如果再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则在疫情解禁后会出现大幅上升并拉动消费。
其次，政府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会直接拉动消费。中国尚未尝试过这种直接发钱的方式，但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现金补贴政策是比较常见的宏观调控思路。此次疫情下，不少国家都推出了直接面向居民的现金补贴措施。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向低收入和低财富群体发放现金补贴不仅有助于拉动消费，也有助于今年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
第三，政府向中等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居民消费。消费券与现金补贴相比，各自都有优缺点。消费券的优点是直接带动真实消费，不必担心这部分补贴形成居民的储蓄而沉淀下去。但消费券也具有一定的歧视性。如何设计消费券使其无论在消费者的遴选还是厂商的遴选方面都减少歧视性，是消费券能够发挥更好作用的关键。
第四，政府通过直接购买商品为居民发放实物补贴。发放实物补贴的优点是直接形成消费和厂商的收入，而缺点则是缺乏市场竞争性，处理不当极容易形成对某些竞争领域企业的挤压。对于这一类补贴也可以与当前的扶贫攻坚战联系在一起，政府的实物补贴产品首选全国各类重点扶贫项目。
加快推动商业、商家进行数字化转型，支持数字生活平台建设。疫情期间，线下传统模式的各类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经受了挑战，而线上线下结合的数字经济模式对社会基本运转起到了保障作用，研究显示家庭的消费向线上倾斜，疫后数字经济将获得加速度发展。基于此，建议我国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商业数字化，通过顺应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趋势进而拉动消费。例如制定切实措施鼓励商贸龙头企业、商品交易市场等推广扩大网络消费，推动商户和商贸业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引导城市中心商圈、高品质步行街加快线上消费场景营造；加快实现商圈、步行街区内综合体及商户上线经营全覆盖和优质物流服务全触达等。建议利用中国拥有全球最大数字生活平台优势，助推国内服务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增加抗风险能力。例如鼓励和引导商户入驻数字平台；将配送点等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到数字社会基础设施的高度。
应用财政补贴或消费券的手段，使之成为提振消费的有效措施和促进生产的放大器。国内的移动支付普及率高，政府无论是通过财政补贴还是通过消费券的手段提振消费，都具有可操作性高、成本低的特点。中国具有世界最先进的移动支付能力，绝大部分人有移动支付账户。以消费券为例，借助移动支付平台能力，数字消费券能定人、定货、低操作成本，不需要在行政渠道上再投入资金和人力成本，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财政补贴与数字消费券两种方式各有特点，可以同时进行。从缓解居民流动性危机的角度，现金类的财政补贴较为有效，可以帮助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低收入群体渡过难关；从提振消费的角度，数字消费券有更好的杠杆效果。数字消费券可以用技术限定消费期限，到期不消费则收回，以确保消费券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储蓄。数字消费券并不针对一定收入之下的特定困难群体，而可以向全民发放。数字消费券可向特定行业发放，例如餐饮、旅游，以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
鼓励扩大普惠型消费信贷，为居民提供适度的流动性支持。受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和工作稳定性下降，因此社会整体的信贷需求会上升。应鼓励扩大普惠型消费信贷业务，对于居民消费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一方面，可引导银行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更多采用线上作业模式，扩大消费信贷范围，通过联合贷款等合作方式，及时满足居民短期金融借贷需求。另一方面，可针对过往信用记录良好、收入暂时下降的群体，提供中长期低息贷款。如近期信用卡逾期开始集中爆发，建议把信用卡逾期债务转换成中长期贷款，避免信用恶化引起更大的流动性危机。
为了更好顺应消费线上化的趋势，建议全面支持数字消费信贷发展。研究表明，场景类、小额类数字消费信贷有助于缓减我国消费信贷结构性失衡，提振长尾用户在特定生命周期中、对于生存型消费的需求。从提升三线以下城镇居民消费、促进消费下沉的角度，我国还应重点支持服务长尾人群的场景类、小额类的普惠型数字消费信贷。构建消费信贷机构的多层次、多元化发展格局，发挥包括支持互联网小贷在内的数字消费信贷机构的作用，助力消费下沉。扩大疫情时期消费信贷机构的放贷能力，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放松数字消费信贷机构的杠杆率限制。积极拓展数字消费信贷机构的资金来源，畅通融资渠道，例如鼓励消费信贷机构发行ABS等，积极引导降低数字消费信贷机构降低贷款利率，降低居民利息负担，增加居民流动性支持。
应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扶助
中国经济时报：疫情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冲击相对更大，请问我国应具体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帮扶？
宁磊：为了避免家庭流动性的剧烈收缩，财政政策应该更积极地直接作用于家庭部门，特别是收入较低、受疫情直接影响的家庭，弥补一定的流动性损失，从而为稳定内需保驾护航。
甘犁：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和自由职业群体的影响更大，低收入群体和自由职业群体的工资性收入严重下滑，伴随着工作稳定性的下降，家庭的工资性收入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低收入群体和自由职业群体的日常支出上升较快，现金流不足面临财富缩水。
受疫情影响，低收入群体和自由职业群体受冲击严重，世界各地均积极开展了对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援助行动。援助对象有因受疫情影响而无法工作或失业的群体、低收入群体、工人、自由职业者等，援助措施包括直接发放现金、减免税收、税务延付等。我们建议，国内要继续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援助覆盖面，对受冲击严重的失业群体、病患特殊群体等制定如继续降低社保医保缴费、减免税收等强效的援助计划。
失业保险是对失业者提供一定期限的物质帮助及再就业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但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覆盖范围小、领取条件严格等问题，因此能领取到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数量很少。我们建议，以领取疫情期间补贴资金为契机，盘活失业保险基金，提高失业保险待遇，为今后促进高风险群体主动参保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也为解决相对贫困建立激励相容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提供可实施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