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中国在成都成功举办了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都会议表明，中日韩三方经济合作重新获得强劲发展动力，正在展现出新的合作机遇。
一、中日韩三方经济合作的新机遇
中国外交部在此次会议结束后发布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简称《展望》）文件中指出：“我们一致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作用，将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强化现有国际规则，确保公平竞争以培育良好营商环境。我们重申在2019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中的承诺。我们将在RCEP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
《展望》肯定了中日韩三国在RCEP框架内的合作，在推进RCEP谈判进程的8年时间里，作为RCEP的参与方，中日韩三国在RCEP框架内的谈判中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互动。RCEP成为在较大范围内中日韩共同参与的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同时RCEP为久拖不决的中日韩自贸区注入了动力。也就是说，RCEP的达成为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此中日韩合作还要处理好两个问题：
一是处理好“更高标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展望》中仍然延续以前说法，使用“中日韩自贸区”的概念，但此次文件中特别强调“中日韩自贸区”是“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而“全面、高质量、互惠”等性质和目标早已超越了传统的“自贸区”范畴，为此更应被定义为与时俱进的“经济伙伴关系”。
限于篇幅，该文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才是“全面、高质量、互惠”的。“中日韩自贸区”的“全面、高质量、互惠”的程度是高于、等于还是低于RCEP的标准，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后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中日韩自贸区”相对于RCEP来说，参与国家只有三个国家，应该说达到更“全面、高质量、互惠”标准的困难和制约因素相比RCEP要少。
二是思考中日韩三国经济伙伴关系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关系。由日本推动和主导的CPTPP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尽管中国和韩国没有加入CPTPP，但因中韩与日本经济合作的密切关系，可以说通过日本已经与CPTPP有着间接的联系。无论是从塑造全球经济的新规则、新规范还是“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的角度，CPTPP对中国、韩国等大型经济体都有很大影响。中韩是否参与、以怎样的方式参与CPTPP也是一个三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要思考的问题。
二、中日韩经济合作与RCEP与CPTPP的比较研究
将中日韩经济合作与RCEP、CPTPP三者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研究中日韩合作这一重大议题。因此不仅要比较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而且还有必要将RCEP、中日韩自贸区以及CPTPP三者进行比较研究。
近两年，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其他三国都参加的重要多边场合，三国领导人都强调在当前世界大势下合力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如果进行比较研究，中日韩各自在涉及自贸区问题上的考虑是存在差异的。
（一） 中国对RCEP展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积极参与RCEP谈判进程，并推动参加RCEP的各方在2020年正式签署、完成各国国内审批和尽快实施RCEP。中国希望借助RCEP有助于加强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尤其是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构建。
（二）日本在CPTPP和RCEP之间定位中日韩FTA
由于日本与上述三大区域经济伙伴关系进程都有关，因此日本对三个自贸区的关系进行了综合考虑。日本的考虑是，尽管美国退出了CPTPP的前身TPP，但是原TPP余下的11国没有退出，而是形成了CPTPP。CPTPP与北美的美墨加经济区、欧盟等超大型经济集团相比，经济规模要小很多。但是，在新的贸易规则和贸易规范方面，CPTPP具有优势，体现出更“全面、高质量、进步”。在贸易保护主义猖獗、WTO陷入麻烦的情况下，CPTPP在“跨亚太”的11国的这个小范围内维持以规则主导贸易的局面，并有可能把这些规则外溢或者扩散到非成员国，也会由此吸引新的国家参加CPTPP。RCEP远比CPTPP的经济规模要大，仅从市场规模的角度，RCEP对世界贸易大国日本也是不可或缺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认为，“日本虽然也不希望让RCEP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比CPTPP低，但与之相比，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市场对日本有更大的吸引力”。他还指出，日本政府并不会因为印度退出RCEP而退出RCEP。但“RCEP谈判的趋势对日中韩自贸协定谈判也有影响。因为日本打算在RCEP谈判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让日中韩缔结FTA，在CPTPP和RCEP之间定位日中韩FTA。”川岛真的这个观察当然是日本视角，他展示了日本当前的自贸区战略：基于CPTPP、RCEP，并推动中日韩自贸区。
当前日本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日本与特朗普的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大局已定。与欧盟，日本也安排好了未来的贸易关系。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中枢，即WTO上诉机构发生了问题，加拿大和欧盟签署了《临时协定》。加欧双方希望世界其他贸易大国参加这一协定，一起应对WTO的危机。由于离不开WTO上诉机构，如果WTO上诉机构的危机在2020及其后加重，日本在未来参加加拿大欧盟《临时协定》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对日本来说，在2020后有一个大的全球自贸区机会在等着，那就是与脱欧后重新获得对外贸易主权的世界经济大国英国谈判《日英自贸协定》。《日英自贸协定》已经提上他们双方的日程。
（三）韩日贸易摩擦下韩国积极参与RCEP
韩国与日本一样，与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已经有了新的贸易安排。2018年韩国与美国修改了《韩美自贸协定》。2015年生效的《韩国欧盟自贸协定》未来有可能还要进行调整，即使调整后的韩欧新协定对韩欧贸易关系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韩国最大贸易的考虑是在战略上构筑与朝鲜以及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尽管发展与朝俄关系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韩国认为这也是其经济未来升级的巨大潜力所在。与中国和日本一样，韩国也是东盟的重要对话伙伴国，韩国也在加强与东盟之间基于已有自贸协定的贸易关系。与中国一样，韩国也十分需要RCEP。韩国与日本在2019年爆发的“贸易战”显示，韩日贸易关系充满了深层问题，即韩日经济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韩日之间的贸易问题是未来中日韩自贸区的障碍之一。
三、“以全球大视野”更新中日韩三国经济伙伴关系
2017年9月26日，法国刚上台的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名校索邦大学发表以“更新欧盟”为主题的演讲。这是一场历史性的重要讲话。上台以来到今天，面对包括英国“脱欧”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挑战，马克龙力推欧盟改革。马克龙等欧盟新一代领导人主导的欧盟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中日韩三国合作的视角和路径，中日韩之间的合作也要根据变化的形势更新。2019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安倍时指出，“应坚持以全球大视野思考和谋划两国关系”。为此我们也需要从全球的角度看待中日韩三方经济伙伴关系及其未来。这不仅是因为中日韩在世界经济中都具有全球重要性，而且是因为中日韩经济合作的未来与全球经济的未来息息相关。从“全球大视野”和更新中日韩合作的角度，本文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中日韩三国应该谋求建立起具有引领全球经济的新一代的贸易安排。中日韩合在一起的经济力量不仅与美欧三足鼎立，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日韩有可能领先美欧。但是，目前的中日韩贸易合作却与这一理论上或者统计上具有的集体力量不相匹配。为此中日韩自贸区不能满足于处在CPTPP和RCEP之间，不能满足于基于RCEP的“务实”合作。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危机恶化的情况下，中日韩三方合作能否提供替代性的、有助于未来全球贸易治理或者全球贸易秩序的新安排，值得探讨。目前，中日韩可以探讨通过谈判一起参与加拿大欧盟缔结的替代WTO上诉机构的《临时协定》，以具体行动支持WTO的改革。
第二，“高质量”是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共同抉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追求“高质量”的阶段。这一点要贯彻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中，尤其是要贯彻到与日本和韩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日本和韩国也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新阶段。从中国的角度，追求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意味着中日韩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减少，更有利于双方合作。中国要在与其他国家建立的贸易关系中体现和重视“高质量”。
第三，在21世纪20年代开启的时刻，中日韩需要重启“东亚共同体”或者“东北亚共同体”。新启动的“东亚共同体”或者“东北亚共同体”应该将面向全球的东亚伙伴关系作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内核”所在。“中日韩自贸区”的概念要不失时机地提升为“中日韩伙伴关系”。其次，中日韩三国应力求相互协调各自推进的地区及全球贸易和经济日程。为了减少误判和减少冲突，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韩国的“新北方新南方政策”、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之间“对接”的核心，是宏观经济政策间的协作，为的是中日韩之间形成一定的共同区域立场。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中国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韩国和日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对于东亚合作的巨大积极意义，接受中国的“共享未来”的建议，把中日韩打造为首先是在经济领域的命运共同体。借鉴欧盟的经验，“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应该具有一些基本的支柱性的制度安排。如当前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到日韩等周边国家，其经济影响已波及整个地区乃至全球，三国为此可在中日韩合作机制下开展对疫情的联防联控，争取以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为突破，开展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全方位谈判。若谈判成功，期待未来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具有全球意义的《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声明》。（注释略）
